诗歌翻译中“忠实”标准的多元取向——以朗费罗《金色的夕阳》的两种翻译为例

翻译的首要标准是忠实于原作。“忠实”标准适用于诗歌翻译时会表现出很大的灵活。性。对朗费罗的一首诗《金色的夕阳》的两种截然不同翻译表明，诗歌翻译中，由于译者对诗歌的各种内容与形式因素价值评判不同，“忠实”这一标准的取向是多元的，译者对这一客观标准的主观取向很大程度上影响译作风格。     

“忠实”翻译标准——解释学的解释

“忠实”似乎已成为译者的天职。然而，现代翻译理论对“忠实”这一翻译标准提出了质疑．翻译研究中的解构学派试图解构这一标准，传统“忠实”翻译标准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伽达默尔提出了“理解的历史性”的哲学解释学原则。根据这一原则，对传统“忠实”翻译标准的理解也应具有历史性。传统“忠实”翻译标准有可供解释的空间。     

“另类的忠实”——论女性主义翻译的创造性叛逆

“忠实”和“叛逆”似乎构成了翻译的两个极端。在女性主义翻译实践中,女性主义译者通过一种与“性别政治”息息相关的“写作方案”来演绎一种“另类的忠实”,强调翻译过程中的创造性叛逆,传统翻译标准的“忠实”受到了女性主义翻译理论的冲击,女性主义翻译为“忠实”这一重要而且最为基础的翻译标准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     

从“忠实”到“理性多元”：翻译标准的构建

传统翻译理论强调译文对原文的忠实,其核心是“忠实”翻译标准。但后现代解构主义认为意义不是原先固有的,翻译并非在真空中进行,这在理论层面上彻底解构了传统译论的核心,但它并未建构出新的翻译标准。后现代建构主义学者哈贝马斯提出“交往合理性”的概念,认为交往合理性应包括“真实性、正当性、真诚性”。翻译作为一种跨文化社会交往活动,应遵守这一交往合理性。在这一理论的指导下,提出了“理性多元”的翻译标准。     

阐释学与“多向度”翻译标准

尽管翻译界对翻译标准的讨论一直没有停息过 ,但总的说来 ,经典译论一直以对原文的忠实作为翻译的最高标准。从现代阐释学的基本原理出发 ,探讨了翻译标准的“忠实性”问题和翻译活动中的“多向度性”问题 ,并讨论了两者之间的关系     

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因素及翻译策略的选择

为提升译作的翻译效果,＂忠实＂原文是必要的。然而,在实际翻译活动中,一味强调＂忠实＂,就无法真正显示出译者的主体性。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主要受制于译者的文化修养和所处的时代背景。应该明确的是：译者作为翻译活动主体,在制约因素既定的前提下,选择＂忠实＂与＂灵活＂的翻译策略,主要取决于翻译行为的目的性。只有结合实际翻译目的,充分发挥译者的主体性和能动性,才能翻译出成功的作品。     

“翻译忠实”的现象学分析(之二)——忠实结构的现象学分析

翻译忠实不是一种实体而是一种关系。有三个看待忠实现象的角度值得关注:一是在什么面前忠实,二是忠实本身,三是就什么而忠实。这三个视角合为一体,构成翻译忠实这一现象的统一结构。根据翻译忠实与"是之理解"的亲缘共在关系以及"是之理解"为翻译行为奠基的渊源性,我们可以把忠实结构的存在论分析视为对翻译可能性最基本条件的敞明。     

浅议英语“虚化”与“实化”翻译法

英语“虚化”与“实化”翻译,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即达到“信”,这是翻译的基本原则。忠实于原文,并不意味着对原文的机械理解,逐字翻译;而应该吃透原文抓住其精神实质,用简洁、流畅、生动的语言表达出来。翻译中恰当地应用“虚化”和“实化”是指词、词组或句子在翻译中既不能译得过“实”,又不能译得过“虚”,“实”或“虚”应该灵活掌握。     

关于翻译标准“忠实”矛盾性的探讨

翻译标准"忠实"在中西方翻译界几乎得到一致认可。然而,中外学者又普遍认为客观上根本不存在绝对的忠实。英汉语言差异及中西文化差异是翻译标准矛盾性存在的主要原因。虽然没有纯粹忠实的翻译,但"忠实"标准作为一种价值取向,阶段性的、相对的忠实还是可求的。     

翻译标准的调节器----- 翻译目的

翻译究竟要不要“忠实”？传统翻译理论认为翻译必须忠实于原文。然而,翻译除了忠实于原文之外,还得忠实于目标读者群,关注目的语文化环境等后现代翻译理论所涉及的热点话题。通过以翻译目的为调节器,对忠实原文、忠实于目标读者群及目的语文化环境进行协调,可使忠实发展成为当之无愧的翻译标准。     

法律翻译中的创造性叛逆

传统翻译理论要求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必须忠实于原文和作者,法律语言因其自身的特殊性使得法律翻译要求译者在法律翻译过程中,忠实于原文,尽可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信息,不强调译者的创造性劳动。但因为语言的差异以及法律文化的不同,绝对的忠实是不可能的,译者必须在翻译的过程中进行创造性叛逆,才能准确地传达原文的信息。     

译者博弈与翻译忠实

翻译是一项有目的的社会性活动,一次完整的翻译活动绝不是译者的独角戏,而是由原文作者、翻译委托人、译文读者、出版社及其他译者等共同参与完成,他们在翻译过程中有着各自的利益,彼此之间既有合作又有对抗。翻译实质上就是一场以译者为中心的多方博弈,其最终所实现的忠实只是译者与博弈各方达成的一个＂纳什均衡＂,而这种均衡是有效实现翻译效益和翻译交际功能的保证。译者博弈既是实现翻译忠实的必要,也是实现翻译忠实的必然。     

文学翻译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

在传统的翻译理论中,翻译一直被看成以忠实为绝对准则,不具有任何创造性的行为。译者被认为应竭力摆脱主观性的束缚,使译文完全忠实于原文。但文学翻译有着不同于其他翻译种类的很独特的特点。在翻译过程中,很多因素必须被考虑在内,绝对忠实是不可能实现的。在文学翻译实践中,译者的创造性叛逆已成为文学翻译不可避免的本质特征之一。     

从“狰狞”到“和谐”:本雅明“纯语言”的翻译观

本雅明《译者的任务》一文提出了一种"纯语言"的翻译观,这种翻译观看似"狰狞",因为它放逐了"读者"(接受者)与"交流",甚至放逐了"意义"。理论上它是一种"和谐"的翻译观。在纯语言这一"和谐、圆满的领域"的观照之下,原作与译作、忠实与自由这两对以往总是争吵不休、相互对立的概念也和谐地统一起来。本雅明这种"纯语言"的翻译观在更多的层面上只是一种理想的翻译观,带有本雅明式的"弥赛亚"救世精神。我们可以无限地接近却永远无法到达。     

翻译批评“忠实”标准的反思

在翻译研究和实践中从来都被奉为圭臬的“忠实’’不是一项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标准,其本身就包含了两个不同而又不可分离的不同层面上的意义：实然与应然。从对“忠实”的两个方面的剖析和厘定中可以看出,描述事实与评判价值在翻译批评中是不可混淆亦无法分裂的阶段。     

翻译中的忠实、科学和艺术的关系

人类凭借翻译而致力于沟通的努力是伟大而崇高的。数千年来 ,人类始终没有放弃过对翻译的努力 ,一代又一代的翻译家们在”不可为”中争取有所为 ,而正是通过他们的有所为 ,人类得以共存与不断沟通 ,人类文明得以不断延续与发展。好的翻译是忠实、科学和艺术的美妙结合。一、关于“忠实”如果说在介绍绘画、音乐作品时对原作的色彩、线条或者曲调加以改易将显得荒谬绝伦的话 ,那么理想的翻译也不允许对原作随意窜改。在这个起点上要求的是绝对忠实 ,我们并没有“百分之七十、五十、三十”的选择。很明显 ,此时的“忠实”与“客观真实性”同义…     

文学翻译中的“叛逆“与“忠实“

忠实于原文是必要的,但没有绝对忠实的翻译。我们要弄清楚应该忠实于什么、如何达到忠实、叛逆与忠实之间是什么关系等。文章认为,在一定情况下,译者的有意识的策略性叛逆可以更好地达到忠实于原文的效果,创造性叛逆是好的文学翻译最常用的策略。     

翻译标准：万变不离“忠实”

翻译标准一直是翻译理论界争论的焦点问题，学派众多，众说纷纭。国内翻译界，从严复的“信、达、雅”，到林语堂的“忠实、通顺和美”，再到许渊冲的“信、达、优”，都以“忠实”为前提。而国外译界推崇的“泰特勒三原则”和奈达的对等理论，也万变不离“信”。译者在翻译时要考虑的因素众多，但是准确是唯一标准，忠实是基本原则。     

文学翻译：“叛逆”中求“忠实”

文学翻译过程中的“忠实”与“叛逆”现象一直困扰着译者,两者常被认为是僵硬的二元对立,不．可得兼。实际上,在“忠实”标准指导下适度“叛逆”往往是实现“忠实”的好方法,即：我们可以在“叛逆”中求得“忠实”。     

从德里达“延异”的概念反思传统翻译批评的“忠实”标准

作为一个伦理概念，形而上学的“忠实”观念试图将翻译束缚在“忠”与“不忠”的两个极端，从而引起了一系列无法解决的问题。德里达提出的“延异”概念指出，能指所指涉的事物只是一个虚幻的在场，而不是事物本身。这就消解了意义的绝对性，也终结了“忠实”的神话。这样的解构促成了翻译批评转向关注译者本身，关注影响译文面貌的其他因素，从而更加适用于当代全球语境下翻译理论和实践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