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贵含蓄

诗贵含蓄。欧阳修在“六一诗话”中说:“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是,含不尽之意,(?)言外”。后面一句就是说的诗贵含蓄。司空图在《诗品》中说:“不著一字,尽得风(?)这些说法都道出了诗的奥妙。陈与义咏牡丹一诗中说: “一自胡尘入汉关,十年伊洛路漫漫,青墩溪畔龙钟客,独立东风看牡丹。”陈与义是南北宋之交杰出的诗人,这首诗写于南宋,南宋的半壁山河沦天金人之手,(?)     

《醒世姻缘传》成书时代

本文立足内证,抓住“特定地理方域”在不同朝代有不同称谓及有不同行政归属这一特点,分析小说中作者讲出的作者时代的三处地理:济南合属六县、山东六府、辽东四卫,得出《醒世姻缘传》在顺治十年十一月业已成书,蒲松龄不可能是《醒世姻缘传》作者。     

论"以意逆志"的理论阐释、实践操作及问题

“以意逆志”由先秦的《诗》学方法论,逐渐演变成后来的经学方法论以及文学批评方法论。历来对“以意逆志”的理论阐释及实践操作聚讼纷纭。究其实质不外论及读者、文本、作者三者关系时因侧重点有异而认识不同。正确处理读者、文本、作者三者关系无疑是认识“以意逆志”的基本前提。“以意逆志”是一个历史范畴,不同时期不同读者“以意逆志”的结果自然存在差异,以今律古、以古律今或以己律他的做法均有失公允。     

阮籍五言《咏怀诗》诠释史上的历史合理性及误区

在《咏怀诗》的诠释史上,诠释者往往试图通过朦胧隐晦的语言表达,去探寻作者的“意图”,复制出作者的“本义”和文字的寓意。因受历史理解境遇、儒家诗教说及“知人论世”方法论影响,应该说这种诠释方法具有历史的合理性。但在史料不全的情况下,这种主观的试图还原作者“意图”的诠释方法显然存在巨大的困难。包括“五臣”在内的部分诠释者“摭字以求事,改文以就己”,穿凿附会而不具说服力,此乃《咏怀诗》诠释史上最大的误区。对于《咏怀诗》的诠释,宁肯求其主旨意趣,找出诗歌反映出的普遍意义,而不要附会具体所指,拘泥于一事一义的繁琐解释。     

《左传》引《诗》范围的界定

《左传》277条言《诗》可以分为“赋诗”、“诵诗”、“歌诗”、“言语引诗”、“作诗”、“泛称诗”六类,其中“赋诗”、“诵诗”、“言语引诗”皆属引《诗》;“歌诗”的一部分属于引《诗》,一部分不属引《诗》;“作诗”和“泛称诗”皆非引《诗》。界定《左传》引《诗》的范围,有助于更全面地认识其学术上的价值。     

读《诗》札记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由于其时代久远 ,对诗歌内容的诠释 ,分歧很大。而“美刺”说与“淫诗”说是传统的对《诗经》认识的两大误区 ,用历史的民俗的方法 ,辩驳了“美刺”与“淫诗”说。指出《诗经》中许多婚姻诗情诗 ,反映的是当时原始乱婚遗俗的孑遗。而儒家的礼教 ,就是对乱婚现象的纠正     

言志与缘情

“诗言志”一语,最早见于《尚书·尧典》。魏晋时代,陆机又在其著作《文赋》中提出“诗缘情”说。这“言志”与“缘情”的关系,历史上一直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当前学术界也认识不一。有的认为两者是对立的。说“先秦时期人们却没有明确认识到诗表达情感这种特征”,因此《尧典》中所说“言志”的“志”字与“情”字无关,指的只是一种理性。其证据即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语·为政》)“诗歌所‘言’的‘志’要符合‘无邪’的要求,也就是符合统治阶级的思想和道德规范。”而陆机提出“诗缘情”,“它要求摆脱儒家思想的束缚,强烈抒发诗人的真情实感。”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尧典》中所说的“志”,指的就是诗歌中所表达的情感,“诗言志”与“诗缘情”的意思基本相同。这两种说法都有可商榷之处。     

《周易》“交感论”辨析

《易》是古代卜筮之书,孔颍达《周易正义》引郑玄《易论》云:“夏日《连山》、殷曰《归藏》,周曰《周易》”。以“易道周普,无所不备,”,故又称《周易》。在诸经中,它的地位原在《诗》、《书》之后,汉时被尊为五经之首。就其内容看,它可分为《经》、《传》两部分。《经》包括卦辞和爻辞,《传》即“十翼”。一般说来,《经》产生于殷周之际,《传》产生于春秋战国之际。关于《经》、《传》作者,迄今尚无定论,但不管如何,《经》、《传》应是在不同历史时期所产生的内容不同的作品。据马王堆出土帛书来看,《易》只包括卦辞爻辞而不附“十翼”。郑玄为《易》作注,开始把《传》附于《经》     

对《〈十大经〉初论》的质疑

马王堆三号墓出土的《十大经》,曾引起史学界的广泛注意和讨论。《历史研究》一九七五年第一期刊登了高亨、董治安的《〈十大经〉初论》一文,对《十大经》进行了一些探讨。现在,本着“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精神,我就《〈十大经〉初论》的一些观点,提出自己不成熟的看法,和作者商榷。     

为何满目鲜花皆不见——简评《我是飞竣》所反映的社会生活

<正> “凛冽扑面的天风哟,匕首也似的茫茫大雪哟,沉沉的寒夜,我寻找光,我寻找火,我是飞蛾。”这是《我是飞蛾》一诗首先给我们勾画的一个阴冷而险恶的画面。这是哪个时代的写照,又是什么社会的缩影呢?初看,我们还以为是野蛮的奴隶制时代,或者是腐朽的封建制时代,或者是半封建、半殖民地时代,或者是“四人邦”横行的那个时期。但作者在诗后清楚地注明,他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十日晨奋笔于北京,一九八     

“以意逆志”:从读书方法到解释学境界

到了孟子的时代,在《诗经》的几种应用形式中,“听《诗》”十分罕见了,“赋《诗》”日渐式微了,惟有“引《诗》”硕果仅存.孟门师生“引《诗》”相当普遍,孟子由此在批评“断章取义”的基础上,提出解读《诗》篇必须“以意逆志”.“以意逆志”迟早地、必然地聚焦于“逆”之一环,只要这个时刻来了,“真切”就是对于“逆”最真切的“翻译”.践履孟子说的“以意逆志”,于一般读者而言,理当放弃“中心”之类概念,让更有理解力度的“互动”概念挺身而出;但是,当读者化身作者之后,其真切地逼近《诗》篇之“志”,也只是作为自己的“支援意识”,它们终归要服从于自己的“集中意识”——所谓“意”也.惟有这样理解,“以意逆志”才会成为一种上乘的读书方法,更是一种心向往之但又未必能够抵达的解释学境界.     

《凤凰涅槃》的情绪结构

郭沫若强调诗的抒情特性,认为:“诗的本职专在抒情”(《论诗三札》,《沫若文集》第十卷第二一一页);“诗的本身乃是情绪的潮流”(《诗歌的创作》,《文学》1944年二卷三、四期),是“情绪的自然消涨”构成为诗的“内在的韵律”(《论诗三札》,《沫若文集》第十卷第二○○页),“表现成一种旋律的言语”(《论诗三札》,《沫若文集》第十卷第二一一页)。     

《关雎》与古代婚礼重别论

一《诗经》是诗经时代的文化产物。较诸汉魏以降甫成风气的自觉的文学创作,《诗经》的作者,实际上只是以诗歌语言的始初形式对当时人们的社会性活动和精神性活动,进行一种直接的和真实的记录。惟其为是,故有太师陈诗以观民风、季札听乐而知盛衰。方玉润认为,这说明“《诗》之有关国政也久矣”,而“汉唐后作者虽多,然皆徒逞才华,藉抒怀抱而巳,非皆有关国政也。”闻一多先生在一次题为《诗与批评》的演讲中也有类似说法:“《诗经》时代只有社会,没     

唐人诗辨补及作年琐考

《全唐诗》所收诗有的作者有误,有的诗题不妥,所收诗亦多有遗漏的情况。今就阅读所及略作辨补,若干诗之作年亦一并考订。此于唐代诗歌之研究或能有所裨益。一、作者辨误《宿香山阁》诗乃贺朝作《全唐诗》卷一一七录存贺朝诗8首,其中《宿香山阁》诗下注云:“一作贾彦璋诗。”《全唐诗》卷七七六贾彦璋名下亦录此诗,而不注一作贺朝诗。按,作贾彦璋诗恐误。考芮挺章《国秀集》已收有此诗,并已     

我国最早的一些古籍

△我国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是《诗经》(本只称《诗》后世称为《诗经》),成书于春秋时代。全书三百零五篇,分为“风”、“雅”、“颂”三大类,囊括了从周初到春秋中叶五百多年间的诗歌作品。△我国现存最早的文学评论专著是《文心雕龙》,南朝梁代刘勰撰。全书十卷,五十篇,主要论述我国古代文学作品的文体特征、历史演变、创作方法、批评原则以及文学和时代的关系等。     

《中国诗学精神》评析

刘士林的《中国诗学精神》（河南人民出版社ｌｏｐ年出版）,是他的第一部学术著作《中国诗哲助的修订版,《中国诗哲论》创作于叨年代初,今天我们看到的《中国诗学精神》基本上保持了原著的风貌,个人特色十分鲜明。它在基本理念上提出了本体论诗学这一观念,通过对历史上十位诗哲生命精神全面而具体的阐释,对这一观念作出了具体生动的阐释。同时,此书是从古代诗歌的角度结合西方学者观点所作的文化研究,在理论探索中多有创新。该书的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提出“自然深层的精神结构”的基本概念作者认为,历史中一切发生…     

陶诗三首系年

<正> 陶渊明《杂诗》十二首,历来编在一起.这十二首诗是否同时所作,其说不一.清人温汝能说:“年谱义熙十年甲寅,公年五十.此诗(按;指‘昔闻长老言’一诗)是年所作,故云‘奈何五十年’也.计其弃官归来,至是得十年,故下章又云‘荏苒经十载,暂为人所羁’也.”(《陶诗汇评》卷四)他以为属同时之作.与他同时的蒋薰则提出了不同意见:“《杂诗》十二首,前七首皆是‘岁月不待人’意;‘代谢’以后,却有谋生羁役之感.至末‘袅袅’六句,恐非《杂诗》,或《拟古》之十,亦缺落不全者.”(《陶渊明诗集》卷四)到王瑶先生则首次将其析而为二,以前八首为一组,系于晋安帝义熙十年甲寅(公元414)年,后四首为一组,系于晋安帝隆安五年辛酉(公元401年)并指出最后一首“诗意隐晦,无从确定年代”,但从编次顺序看可能与前面的三首“为     

散文的心

讲中国文学,最先让人想到的并非诗歌,而是“文”或“文章”。中国文人历来有一种共识,不妨叫做“文章正宗论”,即认为“文”的历史最久,作者最夥,成就最大,形式也最灵活、最具包容性,“诗”则位列“文章”之下,甚至隶属于“文”。西人论文学,推本溯源至于“诗”,“诗”乃一切文学之顶峰,故亚里士多德《诗学》雄霸西方文学理论数千年而不坠。中国古代讲文学,一“文”字足矣,理论上可媲美亚氏《诗学》者,《文心雕龙》也,而刘勰之“文”,一如陆士衡《文赋》之“文”,兼赅众体,诗歌韵语自不能外。这是东西方“文论”、“诗学”理路及符号体系之…     

《全唐诗》并无“杨布燮”其人

《云南民族学院学报》一九八九年一期《云南古代诗歌概述》一文有两处提到南诏诗《思乡作》是“杨布燮”所写,该文既认为“此诗的作者……目前尚无定论”,又说“《全唐诗》署为杨布燮所作”(着重号乃引者所加)查一九七九年中华书局版《全唐诗》,有关此诗的记载只有两处:一为二十二册8962页,在段义宗名下,题为《思乡》的佚句是“悬心     

从《灵台》的主题说到孟子的用《诗》

《文学遗产》1987年第4期上刊载了王毅同志《<诗·大雅·灵台>孟子旧解驳议》一文。作者力图辨明《灵台》一诗的主题是充分表现周文王的应天承命,驳正孟子以“与民同乐”去解释此诗“旨趣”的谬误。拜读之余,我有两点不同看法:第一,我认为《灵台》这首诗的主题并不如王文所说是表现周文王的应天承命,而是夸赞周文王的得民众爱戴和游观闻乐之乐;第二,孟子向梁惠王引述《灵台》诗句后所说的话,并不如王文所说是在解释此诗的“旨趣”,而是对诗意的随意发挥。下面先说第一点: 《灵台》一诗,王文从多方面加以考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