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司法三司”新论

"三司受事"和"三司推事"是两种不同的司法形式,几乎同时创立于高宗时期.两者不能混为一谈,并非先后出现.三司受事主要是受理上诉表状,它并不直接审判一审案件,唐德宗建中以后逐渐废弃此制."三司推事"是由皇帝临时下诏组成三司,负责审问重要诏狱,审完即予裁撤.推事三司主要由刑部、御史台和大理寺官员组成,其重要特点有二:第一,皇帝常派宰相等重臣来监领三司,以保证审判的效率和公正性;第二,所审案件一般是先移御史台以后,然后组成三司赴御史台鞫问.     

中国"三"文化研究论纲

作为一种原创性的具有中国特色的“三”文化,既是一种“数”文化,又是一种“世界观”文化、“方法论”文化,还是一种关于“思维方式”的文化和“价值理念”的文化。本文从事物的空间结构、时间和逻辑顺序、事物的联系和转化等六个方面用十二条原理进行了论证,指出“三”文化是21世纪应大力倡导的一种新型世界观文化。“三”文化是研究事物“第三状态”的文化,这种“第三状态”大致包括“立体状态”、“中间状态”、“中行状态”、“中介状态”、“统一状态”、“发展状态”、“结合状态”、“互动状态”、“和谐状态”与“创生状态”十个方面。与“三”文化相适应的一系列“三”思维方式,将有助于人们在新的世纪里化解各种矛盾、危机,应对各种挑战。     

“三尸”考

"三尸"起源于古人的"魂魄"观与鬼神观.在早期文献中,三尸与三虫并不相同,三尸和三虫因其特征和名称相似,而被道教理论家作为宗教宣传的工具创造性地合为一体,并将其人格化,从而为人体三类欲望作了极为贴切的形象阐释.阻止三尸上天言人过的守庚申活动本质上即道教之存思守一法."服气去尸"与"服药去尸"是两种主要的去三尸法.     

元杂剧中的“三复”与戏剧叙事演进

“三复”是民间文学一种常见的情节叙述模式。元杂剧使用“三复”的剧作比比皆是，发展出三复情节、三复表演，它们在元杂剧的组织结构、人物塑造与艺术表演等方面，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元杂剧中的“三复”呈现为一种寓变化于整齐的结构形态，是元杂剧自觉探索叙事形式的结果，不仅丰富了元杂剧自身美学结构形态，而且促成了演剧与叙事的结合，有力推动了戏剧叙事体制的成熟。     

试论三螺旋创新模式

三螺旋是一种新的创新模式,它提供了一种新的促进创新的组织结构;三螺旋的运行机制由动力机制、互动机制、自反机制、适应机制等构成.三螺旋各运行机制通过合力作用影响三螺旋组织结构的具体形式,而三螺旋组织结构反过来又影响三螺旋的运行机制.通过三螺旋组织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协同演化,可以逐步达到系统内部及系统与外部环境的相互调适,进而不断提高创新绩效.     

第三边值问题解的一种估计

本文应用分析方法,经过严密的论证,获得第三边值(Neumann)问题解的一种有用的估计,并利用此估计证明了第三边值问题的解连续地依赖它的边值。     

两种历史文本的界限与张力

第三种历史的哲学和第二种历史的哲学不是同一种哲学。第三种历史有它自己的哲学。第三种历史要求历史学家必须尽可能地超越史学而回归历史 ,与此相反 ,第二种历史则要求历史学家尽可能地独立于历史并超越历史。历史学的发展也许更多的需要一种内在的史学哲学 ,而不是那种外在的历史哲学。     

个人的世界史

个人的世界史与人类的世界史是两种不同形态的世界史,个人的世界史属于第三种历史范畴。第三种历史鲜明地强调了世界史的个性风格和个人价值,是一种更追求个性化的世界史。历史使人获得了最高的的生存意识,个人历史则使人类获得了最大的可能性和意义空间。个人历史的可能性永远都是历史意义的总和形态和本质规定。第三种历史对历史学家提出了一个“新史德”的要求。     

三支论式蠡测

三支论是新因明的核心。一般将三支论看作由宗、因、喻三支组成的推理形式。本文作者提出三支论是论证形式 ,而非推理。提出喻依为三支论的重要组成部分 ,是因明立宗的前提和条件。这为纠正因明学正理 ,不失为一种见解     

论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社会发展观--从社会发展动力角度审视

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动力,而社会主要矛盾是社会发展的直接动力,社会发展动力影响着社会主义发展观的选择。作者从社会发展动力角度研究了中国共产党三代领导人的社会主义发展观的历史脉络,概括了三种发展观的本质特征,认为三种发展观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中是一脉相承的体系。正确理解和认识三种发展观的形成和发展,对于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具有重大的理论与实践意义。     

心灵存在何以可能?——杜威-米德的心灵发生学探讨

杜威米德的心灵概念的产生,有着希腊哲学家的世界观的哲学背景和达尔文的进化论的科学背景。在笛卡儿的世界图画中,心灵和世界是两个独立的实体,心灵没有发生学的问题。而在杜威那里,心灵是从世界中演变出来的,由此心灵具有发生学的自然维度。在米德那里,心灵的问世和语言密不可分,心灵的本质是社会交往过程在个体中的内化,这种内化借助语言得以完成,并随着社会交往的变化,心灵也在不断变化。由此表明,心灵具有发生学的社会维度。     

论心性修养与道教养生

养性（性功修炼）对养生（命功修炼）来说至关重要。首先，对中国哲学史上关于心性修养的学说进行梳理，有助于加深对养生的重要性的认识；其次，进一步探讨养性（性功）与养生（命功）的密切关系，得出养性是养生的第一要义的结论；最后，从养性与德行、养性与节制，以及在动静互涵中养性等方面探讨如何养性。     

邓小平的解放思想观及其当代意义

解放思想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动力。从邓小平的论述看,解放思想的规律包括：解放思想的根本价值导向是人的发展;解放思想是一个复杂的矛盾运动过程;解放思想需要相应的社会、文化和制度条件。解放思想的方法论原则主要有：思想和客观实际相符合原则;思想和人民利益相符合原则;尊重实践、尊重群众首创精神原则;创新原则;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原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解放思想,主要是着力转变不适应不符合科学发展观的思想观念,破除“片面追求 GDP 习惯”、“集中权力习惯”、“绝对一元化习惯”、“行政主导社会习惯”和“人民利益抽象化习惯”,以新的思想解放推动改革的全面深化。     

语言·心智·对立二重性

语言是表现着差异及对立的纯粹的价值系统,这是索绪尔对语言本质的最精辟论断。它蕴含着深刻的辩证法思想。深刻解读语言的对立二重性是理解索绪尔全部语言学理论的根本。心智的结构与语言的结构有着惊人的相似性,这种相似性即体现在对立二重性上。通过解构心智去认识心智与语言的关系避免了语言与心智的循环论证,对语言学研究及认识心智具有方法论和认识论的重要意义。本文解析了语言及心智的对立二重性,并揭示了其间的内在联系。     

试论宋濂治心之学的功能

宋濂提出了"吾心为天下最大"的命题,他的理学着重探讨了"人心"与"天地之心",并进而指出人们通过治心工夫的涵养便可以体认天道,使个体人生境界向更高层次精进。治心之学的功能还表现在:心既然是万物的主宰,决定着一个人的本质,那么透过对人心的观察,便能够帮助我们识人;通过治心工夫的涵养,或是通过圣贤文章,体认天地之心,存诚于心,可以成就一代文章大家。不仅如此,在政治实践中他还以治心之学中的人格修养学说来启发引导朱元璋摒弃自身的刚猛与暴戾,通过理论中的阴柔元素来化导朱元璋行事风格中的刚猛。     

《礼记·乐记》之“心”范畴——兼与孟子言心相比较

今本《礼记.乐记》言心计三十处。共有内在心智,常情,心术品性,百姓的情感意愿所向四种内涵。《乐记》言心构建了＂心-物＂互动的＂应感论＂,注重人内在主观能动性的双向调整作用。与之时代相近的孟子同样也认识到这一点。但二者在依心立言的其它方面却呈现出一些不同。其一,二者对于＂欲＂的态度不相同。其二,二者对于＂诚和伪＂的认识不同。其三,二者对于＂觉＂的理解不同。其四,二者对于＂礼仪教化＂的看法也不相同。基于这些,唐君毅称孟子之心为＂性情心或德性心＂。我们则概括《乐记》之心为＂应感心或省察心＂。思想之分异,正根源于人心所见之分异。     

声气相求者谓之知音——《文心雕龙》“觇文见心”说

《文心雕龙·知音》篇提出“觇文见心”说法,溯源“知音”原典意蕴,可知刘勰旨在论述品文鉴人的难度及途径。通过考察文情而知其人其心,从而求得情志的帖然相契,便可谓知音。尽管达到这种状况殊为不易,但刘勰仍然提供了“觇文见心”的若干原则及操作方法,即俗鉴与妙鉴。两者有难易和高下之分,妙鉴是“觇文见心”的最高层次。     

福自我求 命自我造——论张三丰丹道修炼思想

张三丰是丹道修炼的集大成者,主张“福自我求,命自我造”。他认为通过丹道修炼可以延年益寿,长生久视,与道合一。他的丹道修炼方法包括清净丹法、同类阴阳丹法和龙虎丹法。“炼己”和“性命双修”是张三丰丹道修炼思想中的两大重要理论。张三丰认为,“炼己”最难,贯穿修炼的始终,“炼己”纯熟才能使修炼达到高超境界。张三丰在丹道修炼中主张“性命双修”,该理论兼及南北二宗派。     

也谈“唯务折衷”——刘勰《文心雕龙》的研究方法新论

“唯务折衷”是刘勰《文心雕龙》的基本研究态度和方法 ,过去学者一般以为它就是儒家的“折中”方法。这是不确切的。“唯务折衷”的“折衷” ,乃折之于“素心” ,即以研究主体独立、公正的主体精神去进行学术研究和鉴赏判断。刘勰之所以会形成这样一种“折衷”说 ,与当时哲学思想界佛学取代玄学地位而注重心识作用、向中国传统哲学心性论传统回归这一发展趋势密切相关     

孟荀“心性论”与儒学意识

孟、荀二子,念兹在兹者均在于“价值世界”能否在人间证成之事上。只不过孟子立定心之大根大本,直探价值之超越真实,在扩充之工夫中,昂首人间。荀子则立足世界,以统类之心通贯历史与社会,在大无畏却极具忧患意识中,开展“道”的现世性格。两人虽于“心性”之主张不同,却仍有相补相辅之可能。孟子道心性,强调践形工夫下的价值开显;荀子则重在价值之客观化上,故重视社会实践下的道德行为。两人均是一种“化成世界”的观点,而且是以“价值世界”为“生活世界”的意义所在。孟子内化伸展的学说取向,深化了儒学价值根源的理论深度;荀子则于外向实践的主张里,客观化了价值实践的具体可能。孟、荀二子俱为“儒学意识”作了不同向度的深化和开展,其于儒学之发展,实各有其功,不必强分高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