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林外史》讽刺手法种种

《儒林外史》是一部批判现实的小说,与十九世纪西方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相类。但它的批判,不是细致地解剖社会病症,而是漫画式的突出某些变态畸形,让人们从那些变态畸形中看出社会病症。因此,它在艺术上的最大特点就是讽刺。《儒林外史》的讽刺对象主要是封建社会的知识阶层,同时旁及社会其它阶层。它的锋芒所向,不仅是那些坏透顶的人物,也包括那些人品庸劣的中间人物以及思想陈腐行为     

从《范进中举》谈《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

《儒林外史》是我国清代一部杰出的讽刺小说。作者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是十八世纪的上半期,与《红楼梦》的作者曹雪芹大体相同而略早。那时,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走向末期,濒于总崩溃前夕,表面上的繁荣和稳定,已掩藏不住内里的黑暗和腐朽,尖锐复杂的社会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在这样的时代,产生象《红楼梦》和《儒林外史》这样深刻地揭露社会现实的批判现实主义杰作,不是偶然的。跟《红楼梦》从一个典型的贵族大家庭的衰败过程来揭示封建社会的必然灭亡不同,《儒     

论《金瓶梅》的讽刺艺术

论《金瓶梅》的讽刺艺术李金善《金瓶梅》作为一部世情小说，真实地记录了中国十六世纪封建社会的人情百态，暴露了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心灵的扭曲和社会心理的巨大变化。在真切的描绘中，作者经常使用讽刺手法加深批判的力量，讽刺手法的大量运用是《金瓶梅》艺术成就的重...     

《儒林外史》与黑色幽默

《儒林外史》被鲁迅称作是中国讽刺小说的杰出作品。但是,鲁迅所说的讽刺与现代美学意义上的讽刺是有区别的,把《儒林外史》看成是幽默小说更具合理性。《儒林外史》的幽默是悲伤、冷峻、绝望、荒诞的幽默,和美国文学流派中的“黑色幽默”有许多相同之处,都是作者对残酷现实的一种过激的心理反应。     

《金瓶梅》的讽刺艺术

讽刺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来源久远。先秦寓言中,已有不少讽刺作品。小说方面,《西游记》开始显露了幽默的讽刺锋芒,然而与《西游记》差不多同时问世的《金瓶梅》已相当成功地用了讽刺手法,它为以后《儒林外史》这样杰出的具有强烈讽刺色彩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品的出现作了必要的准备。     

妇女的希望之光——浅谈《儒林外史》中沈琼枝的形象

《儒林外史》以其杰出的讽刺艺术,成功地塑造了封建社会在八股科举制度毒害下,一些被扭曲了灵魂的知识分子的形象,并通过这些形象批判了八股科举制度弊端,剖析了封建礼教的虚伪,揭露了社会现实的黑暗和腐朽。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但作者在揭露和批判的同时,出于“醒世”的动机,为了给黑暗的社会现实引出一线光明,也着意塑造一系列寄托作者理想的正面人物形象,如     

以思想贯穿结构,以反讽为基调的文人成熟之作——论《儒林外史》独特的艺术贡献

《儒林外史》是我国第一部、也是最杰出的长篇讽刺小说。其艺术成就标志着中国小说的进步,在中国和世界文学中都是独树一帜的。它在艺术上的主要贡献在于:第一,突破传统说书体小说的叙事模式,进入纯文人书面化创作;第二,调动夸张、对比、反差和悲喜剧杂糅与突转的讽刺手法,达到反讽艺术的巅峰;第三,创造以思想贯穿结构的连环短篇形式,创新了小说结构方式。从其独特的艺术贡献来看,《儒林外史》与《红楼梦》是同时代产生的两部辉耀文坛、名垂千古的不朽巨著。     

谐讽士林两奇葩——《围城》、《儒林外史》比较之管窥

《围城》与《儒林外史》是两部不同时代的讽刺小说,均以高超的讽刺艺术擅长.在炮容上又都是知识分子小说,非常值得比较研究笔者认为《围城》在讽刺艺术上既有与《儒林外史》一脉相承之处,亦有创新的地方.在主题上,《围城》既堪称一部"新《儒林外史》"又超越了《儒林外史》,上升为一种哲理的境界.     

《儒林外史》和《围城》讽刺艺术比较

《儒林外史》和《围城》是中国讽刺小说发展史上的两座高峰,本文对二者讽刺艺术不同的内涵和艺术成就进行了比较。文章认为《,儒林外史》的讽刺对象直指社会制度和社会风气《;围城》则揭示了人性的根本颓败与人类的生存困境,而将道德判断延期《。儒林外史》的讽刺采用客观呈现的叙事方法,而《围城》的讽刺则采用主观说明的叙事方法。     

论《围城》的陌生化效果

《围城》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一部风格独特的讽刺小说,被誉为"新《儒林外史》"。钱钟书充分利用了中国博大精深的文化、韵味无穷的文字,并创造性地与西洋文字相结合,成就了《围城》出色的语言艺术。作品中语言艺术背后潜藏着一种贯穿始终的艺术手法——"陌生化",不仅是语言,更渗透了作者的人生观、世界观,成为一种自我意识,影响着作者的创作始终。本文试图从作家主体意识层次、话语意识层次的陌生化对小说进行分析,更深层次地领略《围城》的深刻意蕴。     

鲁迅与《儒林外史》

鲁迅在比较研究世界文学史的发展情况时说:“十九世纪以后的文艺,和十八世纪以前的文艺大不相同。十八世纪的英国小说,它的目的就在供给太太小姐们的消遣,所讲的都是愉快风趣的话。十九世纪的后半世纪,完全和人生问题发生密切关系。”而十八世纪的中国就已产生了不朽的现实主义作品《儒林外史》。它是中国文学史,特别是小说史上的一颗讽刺文学明珠。它标志着中国讽刺文学在封建社会末期已发展到高峰。《儒林外史》的艺术独创性,不仅在主题上具有切中时弊的战斗性,而语言之质朴、精炼与人物铸造上也具有独特风格。因而在小说史上,能一扫虚伪颂美之风,掣起写真实的旗帜,树起了现实主义劝善惩恶的讽刺文学丰碑;显示出它较长久的艺术生命力。而对这部巨著能认识和阐发其真正价值,并从中总结出讽刺艺术经验,且加以继承和发展的,却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     

论鲁迅小说的讽刺

鲁迅是伟大的讽刺文学家。他的小说,创造性地继承了我国古典文学,尤其是《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的优良传统,又批判地吸取了外国讽刺文学之长,形成了独特的民族风格,把我国讽刺文学推向了新的高峰。什么是讽刺?鲁迅曾这样论述过:     

论《儒林外史》的理想精神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儒林外史》是一部最富有理想精神和文化内涵的作品。本文认为：《儒林外史》继承了传统文化中的合理内核和人文精神,表现出了对理想政治的向往和理想人格的追求;作品又将人文理想和对现实人生的观照结合起来,在对现实人生的批判中发掘生命的悲剧,又努力去探索和追寻生命的意义和生存的价值;作品中的人文人格与魏晋名士和晚明文人有相通之处,但又有本质的不同,《儒林外史》具有理想精神,表现出了一种生命层次上的明确的追求,它追求的是人格和人性的完善,其理想人格的真实内涵蕴含着美,反映了人民的愿望和时代的要求。总之,《儒林外史》理想精神显示出来的批判意识、探索意识和超越意识,使这部小说具有震撼人心的艺术魅力。     

《儒林外史》的讽刺标准简论

《儒林外史》是一部优秀的的讽刺小说,其讽刺艺术标准大致可以从两个方面把握:一是作家正确感受生活、评价生活的内在认识———情感尺度;二是作家把生活真实和这种内在认识———情感尺度展示出来的表现尺度。正是二者的统一,使这部作品成为一部“秉持公心,指谪时弊”,而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的讽刺杰作。     

平淡而深邃 冷峻而幽默——试论沙汀小说的讽刺艺术

在中国文学发展的长河中,从先秦诸子散文到清代的《聊斋志异》,讽刺艺术是源远流长的。而吴敬梓的《儒林外史》则是我国古典文学中讽刺小说的一座丰碑。中国现代文学正是在继承和发扬了古典文学讽刺艺术传统的基础上,又吸收了果戈里、契訶夫、莫泊桑、狄更斯等外国著名作家的讽刺艺术技巧,形成了现代中国新的讽刺文学源流。鲁迅是中国现代讽刺文学的宗师,他的现实主义小说集《呐喊》、《彷徨》和《故事新编》中的不少作品,都是驰誉中外的讽刺名篇。他的讽刺小说所表现出的对生活独     

反儒欤? 尊儒欤?——就《儒林外史》思想主流问题谈一点看法

吴敬梓的《儒林外史》是部杰出的讽刺性小说。鲁迅在《中国小说史略》中指出t迨迨吴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丈戚而能谐,宛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儒林外史》的成就的确是很高的。然而,它“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却决不等于说它是反儒的。在“四人邦”所谓儒法斗争贯穿一部中国史的谬论影响下,前些年有的人片面地看问题,从形式上看问     

《格列佛游记》之反讽、对比和象征分析

《格列佛游记》是世界讽刺文学的代表作。这部作品最大的特色是其情节的虚幻性与现实的真实性的有机结合以及作者尖锐而深邃的讽刺艺术。作者运用天才的想像以及超现实的表现手法,创造了一个个光怪陆离的梦幻世界,并以格列佛的游程穿插其中。小说中反讽、对比和象征等多种讽刺手法的运用,使这部小说的讽刺效果达到了极致。斯威夫特高超的讽刺手法,使《格列佛游记》成为世界讽刺文学难以逾越的一个里程碑,后世作家争相借鉴和模仿。     

批判儒家教育思想的生动材料——读《儒林外史》

《儒林外史》是我国第一部长篇讽刺小说,产生于清代乾隆初年,即十八世纪四十年代。这个时期,古老的中国封建社会已逐步解体,行将崩溃。《儒林外史》以生动的艺术形象,着重从科举制度这一侧面描绘了一幅栩栩如生的封建社会儒家知识分子的百丑图,并在一定程度上暴露了当时社会的黑暗与丑恶,为我们认识当时的社会及其科举     

《围城》与《儒林外史》审美品格比较

《儒林外史》和《围城》两部讽刺小说都自觉接续了小说喜剧性的传统,同时未忘对社会人生的严肃思考,形成了悲喜剧交融的审美品格。但在构成小说喜剧性元素的丰富性方面,《围城》显然远远超过了《儒林外史》,在讽刺之外,充分运用了滑稽、幽默、机智等多种喜剧元素,增强了作品的喜剧效果。     

“托尔斯泰主义”的另一面——论《哈吉·穆拉特》的艺术形象

作为一名杰出的批判现实主义作家,托尔斯泰的思想和创作在晚期闪现了耀眼的光辉。作家在《哈吉·穆拉特》中对沙皇专制制度的全面批判和否定,使这部作品同代表十九世纪俄国文学中批判现实主义最高成就的《复活》一样,成为托尔斯泰前期思想艺术探索的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