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话剧的发展与日本——中日戏剧交流的三次高峰

从清末到抗战之前,是在中日两国关系史上最为糟糕的时代,两国戏剧交流却取得了前所未有的丰硕成果。短短30年间,中日戏剧交流先后出现了三次高峰:第一次高峰是1906—1910年前后,李叔同、曾孝谷等人在东京成立的春柳社,在日本戏剧界协助之下,中国剧团展开的演出活动直接促成了中国话剧的诞生;第二次高峰是1930年前后,日本留学归来的夏衍、郑伯奇等人在上海成立了上海艺术剧社,主要搬演了从日本戏剧改编的剧目,这被视为中国左翼戏剧运动的开端;而第三次高峰则是1935—1937年,杜宣、吴天等人在东京演出的《雷雨》《日出》等剧目,后来成为中国话剧史上不朽的经典。日本戏剧促进了中国话剧的诞生、成长和成熟。     

鲁迅在上海活动场所调查之一:汉口路“圣公会”

一九三○年二月十三日,鲁迅出席了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秘密召开的成立大会,是这一政治团体的发起人之一。会后,鲁迅和郁达夫、田汉、郑伯奇、冯雪峰、沈端先等人联名发表《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谴     

论中国话剧史上的艺术戏剧运动

当中国的话剧在３０年代明显走向成熟的时候，至少有三种戏剧运动对其产生过直接而深刻的影响。它们分别是：艺术戏剧运动、革命戏剧运动和职业戏剧运动。对于革命戏剧运动，我们论述得较为深入；对于职业戏剧运动，我们也偶有涉及；而对于艺术戏剧运动，我们的研究至今还存在着盲区。有鉴于此，我想就后一个问题，谈谈个人的看法。中国的话剧在经历了２０余年的艰苦跋涉之后，终于在２０年代的后半期逐渐进入了它的艺术自觉时期。这里所谓的“艺术自觉”，实际上是指人们对于戏剧艺术的本体性认识。以这种思想认识为基础的戏剧运动，也就是…     

试论宋之的的戏剧创作

宋之的是我国杰出的剧作家。自1931年投身戏剧事业到1956年逝世,一直在为我国的戏剧事业辛勤地工作着。虽说他的创作生涯不长,但他卓越的艺术成就和勤奋的战斗精神是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发扬的。 一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是宋之的戏剧剧作生活的第一个阶段。1931年,十七岁的宋之的,正在北京读书,参加了进步学生组织的“呵莽剧社”的反帝演出。之后由他组织了“芭利芭剧社”,主编“左翼剧联”北京分会的机关刊物《戏剧新闻》,从此开始了戏剧创作的生涯。1933年,北京的白色恐怖驱使他流亡上海,在上     

民众戏剧:话剧走向“旧形式”——论30年代“戏剧大众化”的艺术自觉

长期以来,以左翼戏剧为主体的30年代话剧被认为是与民族戏曲尖锐对立的.左翼戏剧曾将“促成旧剧及早崩坏”作为自己的行动纲领.但是,在当时左翼民众戏剧不能走向大众的困境中,在梅兰芳访苏演出赢得世界影响的赞誉声中,左翼戏剧家对戏曲及话剧与戏曲的关系等问题进行了认真思索.话剧走向“旧形式”,便成为30年代左翼民众戏剧的艺术自觉.     

保钓运动视域下海外华人知识分子李黎的文学书写

20世纪70年代初,海外华人知识分子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台湾留学生作家李黎是这场运动的直接参与者,她在"保钓"期间的躬身实践推动了运动的发展,而历经六七十年代全球性左翼青年运动和"保钓"洗礼,也促使其思想上倾向了左翼的立场。这主要表现在:她以文学的形式探讨了两岸分断对于中国知识分子造成的命运悲剧,思考了祖国认同的意义和价值,批判了资本主义及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并在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新自由主义登台的局面下,展开了她带有左翼性质的文学书写,刻画出众多卑微底层人物形象,表达了深厚的人道主义的关怀。     

“国剧运动”再评价

在中国戏剧观念由古典进化到现代的发展中,《新青年》派的批判旧剧、推崇易卜生等西洋话剧,无疑是个划时代的历史转折。他们强调戏剧在艺术殿堂中具有其独特的文学地位,强调戏剧配合现实斗争的社会作用,强调戏剧真实地反映生活的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等等,对中国现代戏剧的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五四时期话剧登上中国舞台而蓬勃兴盛,即写下中国戏剧发展的新篇章。然而遗憾的是,1921年前后,《终身大事》、《娜拉》、《群鬼》、《华伦夫人之职业》等剧作演出失败,面对如此情形,很多戏剧家都在思考探索。陈大悲等人提倡“爱美剧”,蒲伯英等人提倡“职业剧”,北大学生提倡“平民剧”,洪深呼吁建立严格的表导演制度,田汉则组织在野的“南国”戏剧运动……。 当田汉、洪深、陈大悲等戏剧家在国内艰辛探索时,在大西洋彼岸,余上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左翼小说论

美国"红色三十年代"的小说创作在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观念影响下,表现出明显的"向左转"倾向,同时延续了此前现代主义文学倡导形式创新的艺术追求,激进的无产阶级革命思想与前卫形式相融是其显著特点。美国主要左翼作家和批评家具有很强的理论反思能力,在1930年代后期"法雷尔之争"或"左倾错误"讨论中,他们就批评了左翼小说中流露的"口号化"、"政策工具论"、人物形象重复单调等弊病;而且他们发现了左翼文学作为"阶级的文学"沦为了"党的文学"是文学的穷途末路,这也正是美国左翼文学衰落的原因。美国左翼文学的论争,实际上触及了世界各国的无产阶级政党如何组织和领导左翼文学运动、如何妥善处理政策宣传与作家创作自由的关系等重大问题。汇聚了多斯.帕多斯、斯坦贝克、亨利.罗斯等小说名家的美国左翼小说创作,对中国的影响颇巨。美国左翼作家史沫特莱积极参与1930年代中国左翼文学运动,伊罗生仿照美国左翼刊物《新群众》在上海创办和编辑英文杂志《中国论坛》向全世界介绍中国左翼作家,斯诺夫妇借用美国"红色三十年代"文学的理论框架观察和研究中国现代文学颇有心得。但美国左翼文学的教训并没有引起中国文坛的重视和研究。     

试论郑伯奇的小说创作

创造社主要成员、现代作家郑伯奇(1895—1979)早年加入同盟会,并参加过辛亥革命。1917年,他赴日留学,主要“想学习些科学知识”,为振兴中华尽力。他终于会走上“五四”新文学道路,则是由于郭沫若和田汉的“引进”。起初,他写作新诗,继而开始了小说和戏剧创作。1922年,他在《创造季刊》创刊号上发表了第一个短篇小说《最初之课》,接着,又在《创     

《讲话》对左翼文学的吸收与改写

20世纪30年代是一个“红色的年代”,知识分子纷纷“左转”,“以俄为师”加快了文学与革命的结合、文学思潮与社会运动的一致。40年代,《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吸收左翼文学的党性、阶级性的同时,也在改写着左翼文学的自由性、松散性,确立工农兵文学的主导地位。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同路人”问题

“同路人”的称谓源于苏联，20年代中期传人我国，并长期流行于二三十年代的中国文坛，直至60年代初期，仍有人在《文艺报》发表文章，沿用“同路人”的称谓。①相同的政党性质和政治体制，相同的文艺思想和艺术追求，导致苏联文学对中国左翼文学生产了多方位的直接影响，中苏两国的许多文学现象几乎同步发生。20年代苏联文学出现的“同路人”现象直接影响了中国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坛，并引发了一个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中间状态作家的问题。今天看来，“同路人”问题并不是一个简单的影响问题，其中的经验和教训也令人深长思之。文学“同种人…     

田汉的早期剧作与新浪漫主义

在中国20年代的戏剧舞台上，田汉有其同仁们发起了一场“艺术戏剧运动”，他们在社会政治功能的挤压中，执著地表面戏剧的生命象征意识。本文立足于田汉20年代早期剧作，以新浪漫主义为理论视点，重在挖掘其剧作内在的精神实质，即：同时具有物欲冲动和精神追求二重结构的本体的人，如何在这两种因素的碰撞与交锋中，体味灵的觉醒，把握宇宙的意志。     

从《新女性》看中国现代“新女性观”的演变

在中国妇女解放的历程中,20世纪上半叶发生的女性观的两次激变至关重要。蔡楚生拍摄于30年代的电影《新女性》,形象地诠释了左翼时期无产阶级“革命妇女观”对五四时期生成的自由女性观的取代,在艺术层面上前瞻性地实现了中国现代妇女问题在意识形态上的质的飞跃。     

20世纪中国剧坛的旗帜与丰碑──纪念田汉同志诞辰100周年

今天我们满怀崇敬的心情隆重纪念20世纪中国剧坛的一面光辉旗帜──田汉同志诞辰100周年。田汉是我国著名诗人、剧作家、话剧运动的奠基人,戏剧改革的先驱者以及早期革命音乐。电影的杰出组织者和领导人。他自幼酷爱戏剧,早在少年时代就立志做一个戏剧家,曾自诩为一位中国未来的易卜生。从1919年的“五四”运动,到新中国诞生的三十年间,他积极投身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他写作剧本、组织剧社、创办戏剧教育、领导戏剧运动、介绍、翻译外国的戏剧作品和理论,为我国无产阶级革命戏剧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不少人…     

承前启后 继往开来——谈《讲话》与鲁迅《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关系及其影响

今年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50周年纪念日。重读《讲话》,倍感亲切,更加深刻地体会到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上承前启后、继往开来的历史作用和划时代意义。承前与继往,是指《讲话》继承、发展了五四新文化运动和以鲁迅为代表的30年代文艺思想的优秀成果;启后与开来,是指《讲话》启示、推动着后来的革命文艺运动和创作。这里,我想从一个小的视角,着重谈谈毛泽东《讲话》对鲁迅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的继承与发展,以及这些观点对今天的社会主义文艺的影响、指导作用。     

论现代主义影响下的台湾实验戏剧

“实验剧”是20世纪80年代台湾话剧发展的主潮。这场以“实验剧展”为中心而展开的戏剧运动,受到西方现代主义戏剧的深刻影响,但另一方面,实验剧又继承民族戏曲传统进行艺术探索,其戏剧创新具有浓郁的民族特色。     

从《文潮》到《文艺新潮》:一条不可忽视的文学史线索

1944年创刊于上海的《文潮》是1956年问世于香港的《文艺新潮》的前身,二者之间延续的“从上海到香港”,绝非单纯的现代主义或城市文学传统,而是“跨越1949”的现代文学传统.为“挽回这中国文化逐渐低落的厄运”而创办的《文潮》可以归于上海沦陷时期的左翼文学,而此时的中国左翼文学,其思想倾向是中国左翼文学史中最为开放的,又看重时代潮流中艺术质量的提升.此潮流中的《文潮》的文学取向是“综合”的:“左翼”和“现代”的交汇,文学的本位立场和社会使命感的互补,对大众文学的自觉驾驭和文学消费社会的有效应对.“采摘禁果”的《文艺新潮》自觉选择了现代主义,这既是对“抹杀、压抑和消灭异己的文学艺术和思想”而导致的“社会的功利和肤浅”的反抗,也是战后中国大陆南北诗坛走出1930年代“京海”对峙,合力开展“新诗现代化”以“重建中国文学”努力的延续,其对于文学与政治、社会关系的把握更为深化,在这种深化中其现代主义的取向也就更加开阔、恰当,而追求和对追求的反省同时展开的立场、态度更是《文艺新潮》,也是1950年代香港现代文学运动最有价值的成熟.从《文潮》到《文艺新潮》的延续,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史的一种流动性叙述:从上海到香港.中国现代文学的传统正是在这种流散中得以保存、发展,而文学史叙述本身也需要在流动中才得以展示其内在的丰富性.     

横站的“同路人”——鲁迅与左翼文艺运动的内在关系及其姿态

"同路人"是1920年代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的主要作家群体,这一群体在俄国文学向苏联无产阶级文学转型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过渡作用,列宁、高尔基都是"同路人"的支持者。在中国左翼文艺运动中,鲁迅、瞿秋白将革命的"同路人"作家看作是无产阶级文学的同盟军和后备军,他们对俄苏革命"同路人"作家和作品的评价与译介对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具有积极的指导意义。鲁迅对"同路人"的认同和评价基于其自身的革命历史经验,他不仅肯定"同路人"的文学观点和革命立场,而且自觉地在左翼文艺运动中采取了"同路人"的姿态。瞿秋白结合马克思主义现实主义的经典理论对"同路人"向革命的"同盟军"的转变作了历史的分析,并在此基础上对鲁迅的"同路人"姿态给予了肯定的历史定位。冯雪峰也曾经肯定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姿态,他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高度引导晚年鲁迅从革命的"同路人"转向革命的"同盟军"。由于苏联1930年前后的政治斗争对"同路人"作家存在偏见和敌视,致使"同路人"创作在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转型进程中的作用和意义长期被遮蔽,鲁迅、瞿秋白与苏联"同路人"文学的关系一直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一些鲁迅研究者坚持斯大林时代对"同路人"作家的偏见,不承认"同路人"作家的革命意义和特定历史价值,因此也无法理解鲁迅作为革命"同路人"的历史地位。重新认识鲁迅在左翼文艺运动中的"同路人"姿态,对于理解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起源及其内在矛盾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同时也对梳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历史源流具有积极的参考价值。     

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上半叶的中国文学

阶级斗争理论于1920年代传入中国后,为1930年代的左翼文学运动和1940年代的延安文艺运动作了理论上的准备,并成为建国后高歌猛进或急风暴雨般的文艺运动和红色经典文学的理论指南,回望阶级斗争理论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复杂关系,育助于我们今天对20世纪上半叶的阶级斗争理论和革命文学作出历史的评价和思考。     

国语文教科书中的文言白话之争

20世纪20年代国语文教科书的出现,不只具有教育革新的意义,更是现代语文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白话文的地位基本确立以后,如何对待文言文,集中体现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的语文建设目标。《新学制国语教科书》和《初级国语读本》作为这一时期具有代表性的初级中学国语文教科书,其白话文和文言文编排的差异,反映了国语运动和文学革命在国语价值和国语建设目标认识上的差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