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两汉刺史制度的几个问题

两汉刺史制度是在不断的制度创新中发展起来,在武帝元封五年正式确立,并以其独特的"居无定所"、"分部行刺"、"秩卑权重"为两汉吏治清明提供了很好的保证.但同时剌史制度也在刺史的不断越权中异化,逐渐成为中央统治上的隐患.东汉末年,刺史州牧藩镇割据,两汉刺史制度寿终正寝.可以说,保证刺史的独立性和纯粹性是刺史制度良好运行的关键.深入研究两汉刺史制度的产生与发展过程,也为我们今天的监察制度建设提供借鉴.     

两汉时期的礼乐教化观

"礼乐教化"是儒家所提倡的主要国策,也是汉代施行的主要社会政策.在汉儒的礼乐教化理论中,"礼乐"之所以能够发挥教化之功,主要由于"礼乐"本身就是一个包涵"仁"和"(人)情"的价值载体;至于施行教化的必要性,汉儒则从天道、历史和人性等角度进行了充分论证,建立了一套系统的理论.深入研究汉代社会在"礼乐教化"方面的理论贡献,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汉代乃至整个儒家传统的基本特色.     

论两汉时期的河南经济

两汉时期河南的农业、丝织业、冶铁业、官营杂项手工业以及精密仪器制造、商业城市数量等,均繁荣昌盛,居于全国领先地位或先进行列.我国文献中最早有关煤炭开采和用于冶炼的记载也始于河南.到西汉中后期,河南经济的整体实力已不亚于政治中心所在的关中地区.西汉后期和东汉的人口数量,河南也均位居全国第一,表明河南已经恢复了经济重心的地位.     

两汉时期道家思想的社会化

道家思想在两汉时期的发展是多方面的,在民众中的传播也是多层次的.在"道"的层面上,汉代道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促进了道家理论的进一步精致化;在"学"的层面上,汉代道家通过一系列途径促进了道家学术的扩展和繁荣;在"术"的层面上,道家思想在汉代得到了很好的应用和实践,扩大了其社会影响力.这一切在一定程度上为道教的产生准备了条件.     

两汉时期择吉之风探析

两汉时期,择吉之风广泛流行。择吉,包括择吉人、择吉地、择吉时等多种情形,其中以择吉时最为常见。今天看来,时间本无所谓吉凶,因此,应该批判择吉术的神秘形式,但批判不等于无视其存在,把“择吉之风”作为历史存在加以分析,有助于了解当时时间生活、政治制度等社会面貌。     

两汉时期西域人汉式姓名探微

本文探讨了两汉时期西域人采用汉式姓名的问题。认为王莽于西汉元始二年(2年)操作实施的“去二名”改制措施,是导致以后西域人改用汉式名字的直接原因;论证和复原了西汉曾经在西域实施过“去二名”措施以及东汉继续在西域推行汉式名字的史实;讨论了有关西域人采用汉式名字或姓名的模式问题;探讨了来源于汉地的姓氏观念在西域的植入和生根的轨迹。     

两汉时期朔方郡建置沿革考论

西汉朔方郡始建于汉武帝元朔二年（前127年）,辖10县;新莽时期,朔方郡及属县仅是名称有所变化;东汉光武年间朔方郡曾被撤销,后复置,辖6县;东汉朔方郡至汉献帝建安二十年（215年）撤销。两汉时期朔方郡的建置沿革与鄂尔多斯高原西北部及其毗邻地区的政治、军事形势的变化,以及汉王朝的战略部署、民族关系密切关联。     

试论两汉时期自然灾害的主要特点

两汉时期是中国历史上自然灾害频发时期。灾害以水灾、旱灾、地震为主 ,以河南、陕西、山东、甘肃、安徽、山西、河北为高发区 ,具有多发性、群发性、间隔性、不规则周期性等显著特点。总结两汉时期自然灾害的特点 ,有助于现代人认识汉代自然灾害的总体情况 ,为现代自然灾害的研究提供历史借鉴。     

两汉时期的社会公正思想

两汉时期的公私对立观念更加普遍和鲜明,并由此奠定了社会公正思想的重要基础。汉代人社会公正思想的基本内涵,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强调社会公正应考虑社会对象的普遍性,不分亲疏、贵贱、好恶、恩怨,特别是对待普通百姓,要做到平等对待,一视同仁;强调君主官吏在上位者对于实现社会公正的特殊作用;强调社会公正对法的依赖性,要靠公法来维持社会公正;特别强调在官吏选举上实现公正的重要性,通过官吏选举的公正来保障社会公正。汉代的社会公正思想已经有了一定程度的普及。     

两汉时期的"制礼"运动

两汉时期的儒生对"制礼"之事情有独钟,"制礼"风潮终两汉而不断.两汉历史上也曾经出现过几次"制礼"高潮,汉代的礼制基本上就奠定于此.在汉代社会的"制礼"过程中,由于汉儒坚持"功成作乐,治定制礼"的原则,导致了儒生与君主以及不同儒生群体之间持续的价值冲突.汉儒的"制礼"实践体现了他们对礼乐"制度化"的追求,折射出了"儒"法"斗争的历史背景,同时也表现出了儒家思想的理想主义特质.     

汉家女子胡儿妻 --关于两汉时期汉胡通婚的实例考察

本文主要通过对两汉时期嫁到或被掳到匈奴或乌孙成为胡儿妻的、史书有明确记载的十一个汉家女子的经历的考察,借以说明两汉时期汉朝与匈奴之间政治实力的消长和相互关系的变化,以及在此背景下,这些女子的个人命运所反映的一些共同的内容。     

两汉时期西北地区边吏的吏治浅探

对于两汉官吏的研究,学术界成果颇丰,但涉及到边疆官吏的较少,具体到西北边吏的更是廖廖。两汉时期西北边疆正式纳入祖国版图,但西北边疆的巩固、治理仍然是两汉时期的重大问题。本文试图通过对两汉时期西北边吏的吏治、重要意义和存在的问题等方面的粗浅地探索,旨在抛砖引玉。     

试析两汉时期的“儒墨并称”现象

战国时期的儒墨关系更多体现在互相攻讦的一面,而两汉学人谈及儒墨关系时出现了新的动向,儒墨相争的提法呈现淡化的趋势。这一转折的出现,一方面由于两家在学术渊源上的密切联系,另一方面则在于秦汉的一统冲淡了诸子互斥的氛围,为儒墨的沟通提供了条件。     

谈谈两汉词汇的分期归属问题

关于两汉词汇的分期归属问题,语言学界有不同意见:或持上古说,或持中古说,或持过渡说。究其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分期标准不一致;二是两汉词汇研究不够深入;三是汉语史宏观分期与词汇史分期之间的矛盾。     

固原两汉时期墓葬考古学材料的文化内涵

西汉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在今固原设置安定郡,为固原走向兴盛之始。20世纪80年代以来,主要在环绕固原城周围的北塬、城西、南塬发掘了两汉时期的墓葬群,出土了诸多精美文物,有色泽鲜艳、光滑莹润的釉陶器,有大型生活实用铜器,有装饰工艺先进的饰品等。这些丰富的考古学材料,除具有重要考古价值外,所蕴含的文化内涵是值得深入探讨的,对研究当时固原社会经济发展、文化生活习俗等诸多方面提供了有力的实物证据。     

论两汉时期家庭关系立法的基本精神

两汉时期立法在经过汉初以法家为核心价值的阶段之后,逐步走向儒法结合,在维护皇权、政权,维护等级制度等方面都有具体的表现.由于个体家庭成为社会的基本经济单位,两汉法律在维护皇权的权威、维护政权稳定并以此为目的的同时,极力维护以家庭内部等级秩序为前提的家庭稳定,以强制性的立法维护儒家理想的家庭形态和基本关系原则.     

从批评客体的接受看先秦两汉时期的文学批评

先秦两汉时期,文学与非文学的界限模糊。在经书、史书和教科书的意义上,《诗经》才被作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为人们普遍地援引,作为最高道德价值的取向而为人们所效仿,作为拥有一切至理的工具而为人们所使用。因此,严格说来,先秦时代尚没有真正的文学批评。两汉时期,随着文人文学创作的不断涌现,批评客体的范围扩大了,相对独立的批评文本也随之出现。文学批评获得了一种相对独立的基本含意,即关注作品、作家。     

明清时期徽州女子的择偶标准

明清时期,受到朱子《家礼》的影响,徽州宗族严格规定女子择偶需重视对方的家世门第与人品才学而贫富不论,形成了一套以门第为主、兼顾才学、不重财富的择偶标准,徽州女子择偶往往无自主权,全凭宗族家长决定。但透过森严的族规家法和官方文献,徽州女子也有着自己的一套择偶标准,家世才学、财富、外貌即是其中的重要内容。     

从服饰考古资料看两汉时期北方民族与中原文化的交融

运用服饰考古资料,总结两汉时期中原地区汉文化服饰的特点,通过分析两汉时期北部边疆地区少数民族服饰,甄别其本民族的服饰特征和外来文化因素,探寻北方民族文化交流在服饰上的表现,可以总结出服饰所体现的民族文化交融的规律.其具体表现:一是本民族的传统服饰吸收外来因素并与本族服饰自然的融为一体,形成新的服饰风尚;二是一个民族的服饰被另一个民族完全接受,或深刻影响了另一个民族的服饰,通常表现为民族服饰的完全或不完全汉化.     

元代婚姻法规中的妇女问题初探

在元代的婚姻法中,妇女的地位体现出了前代所无的独特性与复杂性。一方面,仍如前代妇女处于卑下地位的总体状态未有大的改变;另一方面,由于游牧民族传统婚俗习惯法的糅入,又使得妇女的地位与前代相比发生了一定程度的变化,如重聘财、离婚与再嫁较为宽松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