庚子事变后“惩凶”问题的国际法分析

在庚子事变后的“惩凶”问题处理中,为了规避近代国际法中的“邦国惩罪由其自身”原则,联军积极援引海牙《陆战法规和惯例公约》,确立了“依靠中国当局”和“尊重当地法律”的两大原则,或直接设置法庭,或通过与地方当局合作,以惩办其占领区内的涉事中国官民;在未占领地区,他们利用“反人道”、“反文明”等自然法罪名定罪,通过清政府之国内法来加强其合法性,并假由清政府之手来实现对涉事官民的惩处。实质上,列强之行为只是以国际法原则之名行压制清廷之实,其对中国法律的“尊重”和“援引”不过是一种技术性的利用。相比之下,清政府所能引用的国际法词汇非常泛化,对公使团的抗议也绵若无力,坠入“势不如人理亦亏”的双输境地。     

从“甲午”到“庚子”——论晚清华夷观念的崩溃

从“长时段”角度，可将晚清华夷观念解体崩溃的过程分为“松动期”、“解体期”、“开始崩溃”和“最后崩溃”四个时期。甲午战争的惨败以及最后一个藩属国的丧失，标志着晚清华夷观念开始走向“崩溃”；而义和团运动时期，在民族空前危机的形势下，虽然传统的华夷观念重新走向“炽烈”，但随着义和团运动的失败和《辛丑条约》的签订，晚清华夷观念宣告“最后崩溃”。     

庚子事变中的张元济

戊戌变法后,张元济以被罪逐臣侨居海上,及庚子事变爆发,颇留意于时政外交,并外化为书函文字,对秉权者有所建言。事变期间,聚集于上海的趋新士人群体表现活跃,不仅介入东南互保的酝酿和策动,而且对朝局走势多所谋划,张元济即为其中重要并具代表性的一人。观照其人政治观念的意义和限度,对了解当时士风民情颇具价值,而据其函札考订相关具体史实,亦可说明某些回忆性质文章中不准确之处。     

困顿的守护者：庚子国难中的“京师团练大臣”王懿荣

1900年8月北京陷落后,数以百计的殉难官员在自裁之前均经历了近两个月的惶恐、观望和最终的绝望。作为临危受命的京师团练大臣,勉力履职的王懿荣更是在经历这一切的同时,还因相互交织的政策扦格、人事倾轧、事权不属而饱受困顿之苦。清廷抚团御侮策略与维护治安需求之间的冲突连同枪械无从筹措、团练总局内五城御史的排挤,导致手中仅掌握1500名练勇的王懿荣在维护京城秩序的过程中深感“无权无饷”“劳心劳力”,从而在庚子盛夏义和团掀起的惊涛骇浪中只能扮演“看街老兵”的悲剧性角色。相较于那些因兵败自裁或含冤而死者所具有的壮烈和悲情色彩,王懿荣的赴死淡然而从容,或最能体现传统士人对“主辱臣死”这一忠君观念的践行。     

钱恂:晚清外交史上的“异才”——兼证“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说难以成立

钱恂是过渡时期新旧杂糅的一位知识人,也是近代外交史上值得一书的“异才”.庚子前后,其人受湖广总督张之洞之遣,赴日本代办交涉的作为尤其值得关注.在留日学生监督任上,钱恂操办了许多超出本职以外的事务,甚至已经不局限于湖北一省,实为晚清外交一种奇特的现象,庚子事变期间钱恂在日言行甚至被引申出“张之洞在庚子年的帝王梦”这样争议性的话题.考察钱恂生平、性格、学识、政见、交游及具体行事,厘清其与清朝政权、维新党人、幕主张之洞之间种种复杂关系,可证张氏之“帝王梦”并不确实,并可见钱恂作为一种“中等人物”之历史意义.     

家世与国势：满臣端方崛起若干史实研究

端方是清末督抚中的能臣代表,具有满洲八旗身份与显赫的家世,得到帝师翁同龢等人垂青与提携。在近代中国变幻纷呈的政局中,端方的个人命运始终与国运脉搏紧密相连。以帝党和后党的双重身份参与戊戌维新,戊戌政变发生后,不降反升。庚子事变中,借助行在在陕的机遇,建立丰厚的人际关系网络,其中与湘系集团的交际,与岑春煊的交恶影响了其后的政治走向。端方的权势与人际网络的形成,折射了时代变迁与晚清政局的赓衍。     

庚子前后王闿运的思想动态——《王湘绮年谱》辨误一则

王代功所作《王湘绮年谱》谓，光绪二十六年正月梁启超在杭州有访王阁运事．、其事不确。翻检梁、王两方面文献，均无能够支持二人会面一说的记录。梁于当年夏确曾短暂回国一行，目的却在联合孙中山等人乘机起事，后因自立军事败而未果。庚子事变时期，王阄运主“恩不出位”，旨在宣传不问世事，苟且自乐，京城沦陷、两宫西逃后，又赞助“勤王”。其言行与梁启超相较，可谓南辕北辙，返回历史现场来看，新旧分野的趋势确实相当清晰。     

"独起承当忠孝事":晚清知县密昌墀的奏对手记

在晚清史上，位仅七品，职非言官，却心怀天下，一再向君主犯颜直谏的，密昌墀是个少有的例外。光绪戊戌有《应诏陈言疏》，己亥有《仪鸾殿奏对》，庚子有《行在对恭记》，前二者关乎戊戌政局，后一次关乎庚子事变。尤其己亥、庚子年间的两次奏对，他当着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面，公然揭发官场黑幕，大胆抨击当朝权贵，甚至慷慨纵论帝后、新旧、满汉矛盾，言辞之犀利，内容之劲爆，为晚清政坛所仅见。这样耿直敢言的“强项”人物，虽然勤政爱民、政声卓著，却最终官不过知州，且因得罪岑春煊诸权贵，两遭革职。此后密昌墀绝意仕途，但仍热心公益，惠及桑梓，在湖北教育史、铁路史和灾赈史上都留下自己的独特影响。     

梁诚:一位让弱国外交闪光的外交家

由于资料的缺乏和分散,大陆学者对梁诚的研究尚很薄弱.梁诚是晚清爱国的外交家,他曾任中国驻美国、秘鲁、西班牙、古巴、墨西哥、德国公使,他的外交生涯几乎是一部晚清外交史的缩影.在强权政治的国际大舞台上,他为捍卫国家和民族的利益以及争取海外华人权益而不懈奋斗,创出弱国外交的新亮点.在处理近代中国外交事务中,梁诚那种“全力相搏”,哪怕只争到一分,也绝不松懈的精神,始终激励着人们.     

康有为一派对陈宝箴父子政治态度的误解与夸张

陈宝箴、陈三立父子与康有为、梁启超、唐才常等人不属于同一政治派系。在戊戌变法期间,康有为一派对陈氏父子的态度前后有三变。由于御史黄均隆的错误举报,慈禧太后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有为,以"滥保匪人"、"招引奸邪"的罪名将陈氏父子革职,康有为等人也由此误以为陈宝箴曾保举过康。康、梁在日本大力宣传陈氏父子在变法期间对他们的支持;并在庚子事变时,宣称陈氏父子是他们的依靠力量,而陈氏父子并没有参加唐才常、梁启超等人在庚子年间的政治活动。     

一个英国观察家眼中的义和团运动

庚子年间义和团围攻使馆事件的亲历目击者普特南·威尔秉笔直书了他对当时若干时势的体认与思考。通过他的作品来考察义和团旋起旋灭之缘由 ,不失为一种视角。另外 ,他对义和团运动的爆发及其意义有中肯的反省和较为持平的评价 ,对其失败原因也有深刻的体认。     

宾图王棍楚克苏隆卒年得年考

在今辽宁省法库、彰武二县和内蒙古自治区科尔沁左翼后旗、库伦旗的部分地区 ,清朝曾设置科尔沁左翼前旗 ,历经中华民国 ,直到 1949年才撤消。该旗扎萨克封爵是郡王 ,封号是宾图 (或作冰图 )。因此 ,该旗俗称宾图旗 ,扎萨克俗称宾图王。清代最后一任扎萨克宾图郡王是棍楚克苏隆。棍楚克苏隆卒于民国二年 ,得年二十七岁     

浙江树人大学李天健教授

李天健(1945-)，湖南涟源人，研究员。1969年毕业于北京工业学院；1970年～1976年在蓝田解放机械厂，任技术员；1977年～1985年在兰州机床修配厂，任技术员、助理工程师；1985年～1997年在甘肃省计算中心，任工程师、高级工程师、室主任、中心副主任、总工程师。1993年起获国家政府特殊津贴，1998年荣获甘肃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称号。曾任甘肃省政府信息化领导小组成员，     

曾国藩和中国近代文化

一曾国藩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占有很重要的地位。研究中国近代文化史而不对曾国藩的文化观进行较全面和较具体的探索,有许多问题难以说清楚。现提出个人一些看法。曾国藩是我国近代集封建文化之大成的人物。我国传统的封建文化的内容十分广泛,其中有精华,也有糟粕。就其占统治地位的部分说,大致可以概括为四个方面,即有为封建统治制造理论根据的义理之学,有研究封建社会的实际问题的经济之学。     

吴国伦年寿及王世贞卒年辨正

吴国伦年寿目前存有四种说法,李维桢、谈迁所载吴国伦卒年皆为万历二十一年,因此,确定吴国伦年寿主要需考证其生年。从吴国伦作品中寻找内证,并通过与李维桢所载生年对照,以此判断李氏所载是否准确,进而判断吴国伦年寿。王世贞较吴国伦早卒,但目前王世贞卒年也存几说,考证吴国伦年寿不能忽略王世贞卒年,只有考证出王世贞较为准确的卒年,才能更确切判断吴国伦年寿。     

正确认识新中国两个"30年"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

正确认识新中国两个30年的历史及其相互关系,是一个关系国史主题、主线、主流的重大问题,也是关系能否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理论体系的重大问题.形成这一问题的共识,既有现实紧迫性,也有重大战略意义.为此.必须着力从理性认识上弄清三个关系:前30年探索中成就和失误的关系、前期探索中的失误和后期改革开放成功的关系以及前后两个30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决不能将两者对立、分割开来,更不能用前者去否定后者、用后者去否定前者.     

略论“十七年文学”批评主流

建国后“十七年文学”批评的主要任务是根据解放区文学经验建立文学审美态度的同一性 ,从而赋予全社会一种新的文学眼光和审美情趣。这时期文学批评的聚焦点在于文学的政治目的、政治功利及其相应的作家创作中的合法性。这种一体化批评格局主要是通过批判文学创作中的“个人主义” ,并通过作家的自我否定和创作上的“反精英”倾向而完成的。确信人的力量可以主宰全部历史发展 ,并以此督促文学不断创造出作为无产阶级文化代表的完美的“新人”形象 ,是“十七年文学”批评的傲慢与偏见。在此意义上 ,对“十七年文学”批评的研究 ,指向对 2 0世纪中国文学中“左”倾文艺思潮和文化观念的反思与检讨     

清华简“周亡王九年”新释

"周亡王九年"不应该是携惠王被晋文侯杀后的九年,而应为周幽王亡后的九年。"廿又一年"应属晋文侯二十一年(公元前760年)。周幽王亡年(公元前770年)与晋文侯二十一年中间正好相隔整整十年。考虑到文侯迎立平王需要一个过程,时间可能会有一年半载的差异,那么九年之说也就顺理成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