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黄河在东汉以后长期安流的原因——兼与谭其骧先生商榷

黄河中游的水土保持是治理黄河的关键问题之一。这个地区严重的水力土壤侵蚀,长期以来不仅影响当地的农业生产,而且给下游治理带来许多困难。因此,研究黄河中游水土流失发展的过程,找出其历史根源,对于今后黄河治本有很大的意义。谭其骧先生在其“何以黄河在东汉以后会出现一个长期安流的局面”一文中,考证了黄河中游地区在各个历史时期农牧业发展的情况,从而论证了一个确切的事实,即黄河下游的灾害发展过程与中游的开垦过程是大体吻合的。但是谭先生所提出的主要论点,即认为在东汉以后,由于中游土地利用方式的改变,使水土流失程度大大减轻,因而形成了下游八百多年的安流局面。这个看法我     

关于黄遵憲的一些问题

讀任訪秋先生“对于王瑤先生‘晚清詩人黄遵憲’一文的意见”(見任訪秋著“中國古典文学研究論集”)一文,对其中一些看法,我不大同意。任先生在分析黄遵憲“階級出身和立場”一段中,認为“黄遵憲是出身于一个封建官僚的家庭”,从他“二十初度”和“乙丑十一月避乱大埔三河虚”、“喜聞恪靖伯左公至官軍收复嘉应賊尽滅”的詩中所     

论魏国西长城的走向——与陈孟冬、刘合心同志商榷

关于战国时期魏国西长城的走向问题,前代学者曾不断作过研究;但由于史文简疏,论者又未进行实地考察,故虽广征博引,亦终语焉未详。史念海先生近年在黄河中游各地考察黄土高原侵蚀问题时,发现大量古代长城遗迹,结合有关文献记载,撰成《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遗迹的探索》等文章(以下简称“史文”),基本澄清了包括魏国西长城在内的黄河中游战国及秦时诸长城的走向。前不久陈孟冬、刘合心同志对河洛之间古长城遗迹又作了辛勤查勘,撰成《魏国西长城调查》(下简称《调查》,载《人文杂志》1983年第6期)一文,新指出若干段古长城遗     

谈谈我对“社会存在”范畴的理解——兼与王荫庭、何祚榕先生商榷

《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1期刊载了王荫庭先生的《“社会存在”范畴释义》一文,同年第6期又刊载了何祚榕先生与王荫庭先生的商榷文章。拜读两位学界前辈的文章,颇受启发与教益,但同时又觉得两位先生的观点似有进一步探讨与磋商的地方。笔者初涉学界,特别是作为曾受教于王先生的学生,不避浅陋之嫌,谈谈对唯物史观中的“社会存在”范畴的理解,以就教于王、何两位先生及学界同仁,并冀使这一问题的讨论更进一步深入。     

唐宋汴河的变迁及其对生态环境的影响

唐宋汴河经历了由盛转衰、废而复通、最终堙废的变迁过程。导致其变迁的因素包括自然和人为两方面,根本原因是黄河泥沙的长期侵袭和改道北流,战乱中以水代兵又加剧了它的淤废程度。汴河的变迁一方面阻遏了黄河的南泛,改变了淮北地貌,淤泥用以肥田改土,分洪排涝保障了黄河安流;另一方面又导致土地的沙化、盐碱化,破坏了正常水系,淤塞了湖泊,致使流域经济走向衰落。     

试析东汉政权长期“倾而未颠,决而未溃”之原因

东汉政权在中国封建社会中系统一王朝享国久长的朝代之一。除光武、明章三世60余年出现中兴大治局面外,百余年间君道暗乱,戚宦交相秉政,一直处于衰败境地。尽管如此,东汉政权的统一局势却并未发生很大变化,长期保持着“倾而未颠,决而未溃”的局面,百余年间绵绵不至于亡。究其原因,首先一大批“肆直”官僚士大夫前仆后继反对戚宦专权的斗争对东汉百余年间“衰而不亡”起到了巨大的维系作用。其二,东汉政权长期“衰而不亡”的另一原因是下层社会秩序的相时稳定,“朝纲虽替,虐不及民”。其三,东汉政权之所以能长期维持“倾而未颠,决而未溃”的局面,与东汉一朝始终以儒学作为统治思想及其所形成的“教化”“风俗”之美有密切关系。     

汉代租佃制度是个别的例外吗?——与金兆梓先生商榷

一九五六年十二月六日“人民日报”第七版,刊載了郭沫若先生的“汉代政权严重打击奴隶主——古代史分期爭論中的又一关鍵性問題”一文。郭先生在这篇文章里試图說明的是:“秦汉兩代的土地是封建所有制,有地主阶級和貧苦雇农的对立,地主阶級的土地已有大量的集中。秦汉的政权就是建立在这种基础之上的。”在“学术月刊”一九五七年第五期上,又刊有金兆梓先生“試答郭沫若先生”的“汉代政权果曾严重打击奴隶主吗?”一文,对郭先生的文章提出了不同的看法。金先生的意見是:“汉代租佃制的封建剝削还只有个别的例外,而一般的却还只使用奴隶于农业生产”,并認为汉代“正是奴隶制社会”。他的这种論断,我認为是不合乎历史的客观事实的,因此,似乎有把它提出来討論一下的必要。     

对“从形式逻辑看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一文意见的来稿摘要综述

本刊1958年第五期发表了徐怀启“从形式邏輯看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一文后,先有李赤子来稿表示不同意見,以后又收到一些来稿,对徐怀启文章中关于敌我矛盾和对抗性矛盾是同义語以及对抗性矛盾中有不可轉化的一面等主要論点,提出商榷。由于篇幅有限,不能一一发表,現将丁雍年、光磊的来稿摘要如下: 丁雍年来稿对徐怀启把对抗性矛盾和敌我矛盾看作是同义語的論点表示不同意,他提出三点:第     

关于思锥形式的正确性和内容的真实性问题——评一兵先生的形式逻辑和客观真理”

新建设第八期发表了一兵先生的“形式逻辑和客观真理”一文。一兵先生坚决地主张形式逻辑“只管思推形式的正确性,而不管思维内容的真实性”。文中的许多论点我们都不同意。     

地主經济下封建賦役征敛的基础

閱讀唐长孺先生的《中国封建土地所有制问题的探討》一文后,颇受启发;但对其中的某些論点,又感到需要再加考虑。这里提出一些对封建賦役問題的粗淺看法,就商于唐先生。     

对刘节先生“天人合一”说的异议

读了《学术研究》1962年第1期刘节先生的論文“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我有几点感想,提出来向刘先生请教。我觉得刘先生对中国思想史上的“天人合一”问题是进行了一番有独创性的研究的,提出了一些新颖的见解和值得深入探讨的问题,给了我很大的教益和启发。但总的说来,我是不同意刘先生論文的基本观点的。     

对东汉宦官的新评价

葛承雍在《不应一概贬斥东汉宦官》(《西北大学学报》1982年第3期)一文中说:“近两年来,史学界论及东汉宦官的一些文章,颇见功力。但往往出于针砭时弊的用意,时有贬斥太过,不符史实之处,而且有的文章似乎走向了观点与言词都偏激的极端。”他“不赞成这种研究方法,更不同意由此而得出的结论。”葛文从以下三个方面论述了自己的看法:     

关于东汉末年当阳、江陵两城的定位问题——与石泉先生商榷

拜读了石泉先生所著《古代荆楚地理新探》一书(武汉大学出版社1988年10月第1版;以下简称《新探》),其中有些见解我很同意,如“江”并非长江的专称、曾与随的地望、古邓国地望、云杜与绿林故址等等;但对有些问题,我有自己的不同看法。这里仅就该书中的《楚郢都、秦汉至齐梁江陵城故址新探》(见《新探》一书第417—501页)一文关于东汉末年当阳、江陵两城的定位等问题,谈谈自己的一些不成熟的意见,就教于石泉先生。     

对冉昭德先生:“关於汉代生产奴隸与生产力水平问题”一文的意见

讀“历史研究”1958年第八期冉昭德先生:“关于汉代生产奴隸与生产力水平問題”一文后,对某些史料的解释,提出两点不同的看法。一、冉先生根据“史記:季布列传”关于濮阳周氏把季布卖与朱家为奴的一段記载,提出“从冒充‘家僮’的季布,事先要髡鉗来看,反映了汉代的奴隸待遇。”;又說:“汉律,五岁刑为‘髡鉗城旦舂’……汉代的五岁刑是徒刑中最重的一种,凡减死一等,卽入髡     

对徐复的“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一文的商榷

今年第二期“学术月刊”上发表的徐复先生的论文“从语言上推测‘孔雀东南飞’一诗的写定年代”一文,集中地反映了徐复先生的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的学术思想以及错误的治学态度和方法。现在就我们的看法,提出一些问题与徐复先生商榷。     

论早期中国的“一元多支一体”格局

早期中国大部地区共有“一元”的宇宙观、伦理观、历史观等核心思想观念和文化基因,存在“多支”文化系统和多种文明起源子模式,交融形成以黄河—长江—西辽河流域为主体的、以黄河中游（或中原地区）为中心的、多层次的“一体”文化格局。这种“一元多支一体”格局,本质上趋向“一体”“一统”而又包含多种发展变化的可能性,既长期延续主流传统又开放包容,是一种超稳定的巨文化结构,与此相适应的文明起源模式可称之为“天下文明”模式。     

实践唯物主义之我见——兼与公木先生商榷

近年来,实践唯物主义的讨论很热烈。但在很多基本问题的看法上,哲学界远未取得一致,因此有必要进一步深入地开展争鸣、讨论。读了公木先生的《论实践唯物主义——完善并发展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文杂志》1990年第4期,以下简称“公文”)一文后,我同意文中所言,实践的观点不仅是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首要观点,实际上,“实践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     

数理逻辑取代形式逻辑说质疑

《社会科学战线》一九八二年第四期刊载杜岫石同志的《有必要用数理逻辑取代形式逻辑吗?》一文,一开头就明确地指出:“在逻辑界出现这样一种看法:形式逻辑陈旧了,应该‘送到历史博物馆去’了,取代形式逻辑的应该是数理逻辑。持这种主张的人数虽然不见得很多,但是却有一定的影响,因此有必要谈一点不同的看法。”我基本同意杜岫石同志的观点。要用数理逻辑取代形式逻辑的主张,现在还有人在坚持。事实上,要用数理逻辑取代形式逻辑是根本行不通的。本文准备对数理逻辑取代形式逻辑说提出一些质疑。     

“大同書”的評价問題与寫作年代——简答湯志鈞先生

湯志鈞先生的“关于康有为的大同書”一文(“文史哲”57年第1期)对拙作“论康有为的大同書”的批評,其核心涉及有关“大同书”評价的根本問題。这就是:康有为的“大同書”基本上是進步的还是反动的問題。分歧在于:湯先生認为該書的思想基本上是反动的,是康氏晚年“麻痺群众”“反对革命”,“主張保皇复辟的理論基礎”(均湯先生原文)。我不能同意这种看法,而認为“大同書”的主要内容基本上是康有为早期主張資產階級只主、自由的進步思想。下面就湯先生的論断簡單提几点意見。     

《西厢会真传》为闵评说质疑——与蒋星煜先生商榷

《社会科学战线》1981年第2期刊载了拙作《<西厢会真传>汤显祖沈璟评辨伪》,同年第4期又发表了蒋星煜先生《论<西厢会真传>为闵刻闵评本》一文,作者也赞同此书非汤、沈二人合评的说法,并进而指出“《西厢会真传》是闵遇五批评的。”蒋先生认为《西厢会真传》为闵评,并没有提出直接的可靠的证据,只不过是将闵遇五所撰写的《五剧笺疑》与《西厢会真传》的题评作了对比。实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