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转型与宋代文学

本文旨在提出问题与思路.中唐至北宋是文化转型期,文学与之作同构运动.许多著名学者已注意到这一问题,但尚未作深入的系统研究.作者提出研究该文学运动的二条线索:一是在世俗地主知识化运动中,考察文学趋向由雅入俗再转入化俗为雅的回旋运动;一是由反思转入内省的过程中,伦理入主文学,士大夫形成相应的审美情趣,从而影响宋文学自立的形式.     

论五四文学道德意识的现代转型

新旧道德转化是五四时期重要的文化课题,也是新文学表现的一个核心。五四文化运动的先驱们敏锐地发现,是吃人的“忠、孝、节”儒教三纲支配了“以家族为本位”的传统道德伦理体系。他们一方面激烈地批判传统道德体系中的三纲五常,意欲彻底铲除家族道德伦理的根基;一方面积极地吸纳西方现代意识,重新构建“以个人为本位”的新道德体系。这种道德体系以“平等、自由、独立”为“大原”,以“幼者、女性和人”为本位。     

论世纪之交中国文学的文化语境转型

“新生代”的崛起与分化作为新世纪以来令人瞩目的文学现象,如今已逐渐被主流文学史接纳,但这一现象本身所蕴合的意义却包含了现象学、文本学、传播学、社会学等多重意义,通过对“新生代”现象的解读则从一个侧面提供了透视当代文学所遭遇的新的历史语境转型的视野,进而探幽文学审美观念的新变,以及当代文化在对文学解构、传播、建构中的作用力和反作用力,最终重新定位文学在新的历史语境中的价值归属。     

知识分子身份认同与“五四”时期文学翻译的现代转型

"五四"时期是中国社会文化急剧变化的时期。在这一剧烈动荡的政治、文化场域里,中国知识分子遭遇了从国家、民族、文化到自我的种种身份认同危机,必须重新定位并建构新的身份认同。这种身份认同的重新定位与建构从根本上决定着中国现代文学翻译的形态与特征,从而完成了中国文学翻译向现代翻译规范的转型。而翻译主体不同的身份结构、身份认识与定位、文化立场与心态等身份认同问题,也决定了现代文学翻译规范的形成与形态的复杂性与多元性。     

“五四”女性文学与基督教文化

从"五四"女作家与基督教文化的关系入手,客观辩证地考察她们对基督教文化的接受,努力寻觅探析基督教文化对她们的思想和创作的深刻影响.     

文学人生：“入世”与“遁世”的价值和困惑

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文学人生和以庄子为代表的道家文学人生分别奠定了入世与遁世的文学人生理论 ,各自体现了“士”积极参与社会建构的实用人生理想和“士”与社会保持距离的审美人生理想。中国古代作家入世与遁世的人生模式 ,分别体现了“兼济天下”和“独善其身”的人生价值 ,儒道互补的人生选择是调整入世与遁世人生价值冲突的有效手段。入世与遁世都存在着诸多困惑。整合多元文化精华是升华和超越文学人生的关键所在。     

论五四新文学的文化自觉

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国是近代文化自觉历程中的一个高潮,它是不平等的世界交往过程中一次转被动为主动、由封闭到开放的自觉的文化转型运动。五四文学作为新文化运动的一部分,是中国社会现代化追求的一个重要领域。它立足于民族,与世界先进文化保持广泛的联系并与之进行有效的对话,具有鲜明的文化自觉特质,这主要表现为清晰明确的启蒙思路、见善思齐的文化态度、勇于担当的文化情怀等。充分认识这一特质,对我们今天的世界文化交往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从晚清到五四:中国文学转型的制度阐释

从晚清到五四,中国文学发生了意义和形式的转型。文学转型依赖于文学制度的建立和支撑,如科举的废除与新式教育的创建,大众媒介的兴起与传播方式的改变,从作家、作品到读者的存在方式都发生了大变动,一套新型的文学体制被建立起来。文学体制为五四新文学的发生提供了可能性,成为中国文学转型的重要背景和支撑力量。     

论"新移民文学"中的生存焦虑与文化焦虑

新移民的生存焦虑指的是刚刚抵达居留国不久的新移民,由于生存问题尚未得到稳妥有效的解决而产生的忧虑和焦急的心理反应;“文化焦虑”则指新移民处身于新的主流文化语境中对自身民族文化身份的寻找或者说认同时所产生的一种困惑而茫然的反应。新移民的生存焦虑中,时时夹杂着对未来的美好梦想;而在文化焦虑中,更多的却混和着自己的文化想象,呈现为焦虑与想象的相交织。     

“中国梦”视域下的文化软实力构建

在"追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今天,"软实力"越来越受到世人的广泛关切。软实力是通过吸引他人而不是强制他人而达到期望的结果的能力,是通过文化等力量来实现的。文化软实力对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增进中华民族凝聚力、增强综合国力和实现中国梦都具有重大价值。确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导地位,牢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根本方向,深入挖掘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积极借鉴国外优秀成果,注重文化综合创新,调动社会各方力量共同努力,是构建和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实现中国梦的现实选择。     

论文体新变与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从越文化“内源性”视角的透视

中国文学的现代转型,接受世界文化新潮因素不可或缺,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刻影响同样不能低估,这可从汲取地域文化——越文化精神促成文体新变中找到印证。越文化蕴含的叛逆传统、注重变革的文化精神,在我国近现代文化思潮中长时期处于领先地位,而出于越地的以鲁迅领衔的新文学作家群体在开创中国新文学中做出广泛建树,其中文体新变尤为突出,因此从这两者的同构对应关系中探究文学转型便是颇有意义的话题。文体新变包括文体理念的更新、新文学各种文体(样式、体制)的创造以及新文学文风的刷新,这些都可在越地新文学作家的文体变革实践中得以论证。     

当代人类文化发展的视听转型

在数字技术、网络技术和现代信息技术的强力推动下,人类文化形态正在向视听文化发生着总体性、革命性的转型.以文化传播介质为基本标志,人类文化发展历程可以划分为非语言时代、听说时代、阅读时代和视听时代.视听文化在当代人类文化时空中呈现出无与伦比的生命力、创造力和扩张力,视听无处不在.各类传统文化形态以各种方式向当代视听汇聚和接轨.泛视听化、融合化、社会化、产业化和个性化是文化视听时代的总体特征.视听时代既是人类文化发展繁荣的新时代,也是一个充满文化危机、文化风险和文化异化的时代.因此,必须处理好阅读与视听,大众化与精英化,传承与创新,技术、内容与价值,视听泛在与媒介素养,发展与监管以及人性化与异化的关系,从国家战略高度部署视听文化发展规划,建设“视听中国”.     

浙东文化传统与周氏兄弟“为人生”文学的奠基

奠定了中国新文学"为人生"方向的周树人、周作人兄弟的《域外小说集》,无论是在翻译对象、翻译主题的选择上,还是在翻译文体上,都不止于日本文坛和欧洲文学的影响,其中还包含着浙东传统文化的影响这一"内源性"因素。浙东文化传统中的"人本"思想,及其对"既成道德的反抗"传统、"求真务实"精神及其背后所体现出来的启蒙性特征,都为周氏兄弟"为人生"的翻译选择和审美取向作出过重要的贡献。     

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创作

本文爬梳了道家文化与“五四”新文学的关系,认为“五四”新文学与道家文化存在着深层意义关联,揭示了“五四”文学的历史多元化状貌,显示了“五四”文化人面对多元性“传统”所表现出来的批判与拥抱相互交织的矛盾心态,借此说明了自“五四”以来的文学现代性生成的主体性、本土性特征。     

宋代文学转型及其根源探析

宋代是中国文学发展的转型时期。新文体不断兴起 ,文学观念也发生了重大转移。两宋商业文化力量的崛起 ,是引发文学转型发生的文化根源 ,也是推动宋以后文学发展的重要文化动力。     

近代文学中的民族主义话语及其文化构建一以“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为中心

在近代中国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型中,由于历史语境的变化,中国的民族主义话语始终充满矛盾和张力,并且以文学叙事的方式典型地表现出来.就“五四”文学与抗战文学而言,它们在自身历史语境中的民族主义书写在近代中国的民族文化构建和向现代民族国家的转变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消费文化时代的文学理想重构

消费文化时代文学理想的危机,其实是人的危机。文学理想赋予作品以生命而使作品有了＂精神＂。文学理想离不开正面价值的贞立,离不开对真善美的追求,离不开对人生＂至善＂的价值祈向。这种祈向应成为走在文化复兴途中的创作者的自觉!文学理想的重构要向经典美学寻求资源,以获得美的理想的烛照和审美表达的润泽。真正的文学是在对时代深刻感悟和对生活深厚积淀中从内心深处流出的文字,而不是凭借多少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的＂技巧＂弄出一些无病呻吟的技术性码字。     

文化转型:世俗化与文学的媚俗

世纪之交的中国正被裹挟着走上一条文化转型之路,在告别政治目的论意识形态向以市场为主导的消费文化的转型的过程中,当代文学正在经历着一个世俗化的过程.与此同时,文化转型及由此产生的价值失范使文学开始向媚俗跌滑:作家的角色意识由拯救向虚无倾斜,启蒙理想和道德精神一落不起,商业目的正日益成为作家们秘而不宣的价值取向.文学在世俗化的同时,有必要通过文学的人文关怀,走向以"人的本质力量的全面发展"为特征的人文价值的多元建构.     

范式转型视域下人工智能文学的再考察

近年来,人工智能文学在国内乃至全球快速发展,带来了新的文学存在形态,极大地丰富了文学的表现手段与形式美感,对传统文艺造成巨大的冲击和深远的影响。目前,学界对人工智能文学褒贬不一。人工智能是时代的主流趋势,展现了新兴科技的威力,也引发了系列问题。人工智能在情感、价值、想象方面亦具限度,很难赋予文艺个性与风格,逻辑的混乱和审美过程的阙如亦成为其发展瓶颈。它满足了不同读者的阅读取向,促使文学大众化、审美生活化。但是,人工智能文学要主导艺术场域之规则,还有漫长的路要走。     

“人生派”文学的历史沉浮与当代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人生派文学一直呈持续发展态势,以往论为人生文学,只关注五四这一块是不完整的。事实上,从五四到三四十年代,人生派文学都有强劲表现,且不断趋于成熟,显示其无可漠视的价值。由于人生派文学是接受欧洲文学思潮形成的,关注人、关注人生又是一个相当宽泛的话题,所以人生派文学还有更拓展的内涵。它有两种最基本的形态:一种是注重社会性的人生派,带有显著时代民族特色和较强社会功利色彩;另一种是主张浑然的人生的艺术,有较大的宽泛性和包容性,从宽泛意义上讲,京派文学也可纳入泛称的人生派。人生派文学已逐渐积淀成为中国新文学的一种优良传统,但因其与艺术派、阶级文学的对立,在现代中国的特定时代语境中,它既有顺利发展的幸遇,也有曲折前行的历程,甚至还有夹缝中生存的尴尬。检视其历史遭遇,对于我们深入认识、有效继承这个传统的经验是不无益处的。在当下文学由于过重私人化写作而使文学的接受形势变得日益严峻的时候,从文学关注人生、人生也关注文学的历史和现实中,汲取一些有益的经验和教训尤为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