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与民主"旗帜下的文学生产和编辑出版行为

抗战爆发至共和国成立前的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行为之间的关系是互动的.毋不庸置疑,"抗战和民主"旗帜下的文学生产和编辑出版行为,都属看不见硝烟的另一战场文化战线.由于二者的互动极其自然地以民众或读者为主导,因而在这一时期的中国新文化"现代性",真正有了现实的可能性和实现的前提.另外,战时文学生产与编辑出版行为受制于复杂多变的政治环境,表现形态也极其错综复杂.     

论"言文互动"对中国新文学的建设意义

"言文互动"不但是"五四"文学革命胜利的重要保证,也是新文学建设必不可少的动力和方式.中国文学的现代化是在"言文互动"中逐步深入的.首先,通过分析晚清白话文运动的理论误区和历史局限后指出,言文互动的阙如是其失败的主要原因,而"五四"文学革命的成功主要在于"言文互动"的形成.然后着重阐述新文学在言文互动中的探索,和新文学作家以"言文互动"的理论和创作对新文学的开拓之功.文章在最后还指出,由于文学和文学语言的本质及其发展要求,决定了"言文互动"将与中国文学的发展相伴始终.     

文学与政治;当代文论中"本质主义"话语的分析

文学服务于政治需求,这是断定"二十七年"文学本质主义主要缘由.出于对政治的片面化认识,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学极力和政治撇清关系,试图寻找文学自律,但这并没有使文学完全摆脱本质主义的影子.当下话语理论和文化研究中的微观政治淡化了本质主义色彩,文学和政治在关系主义维度上开始重新对话,它们也隐含着滑向"绝时相对主义"的危险.因此,文学的政治诉求并不绝对导致本质主义,如果梳理各个时期的政治以及文学的具体观念,文学、政治和本质主义的关系就显得相当复杂.     

重审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

从孙中山到国民党政权,民族主义始终具有政治性.国民党政府从政治的立场提倡民族主义,而"左翼"则从政治的立场反对民族主义.国民党政府通过把民族主义国家意识形态化来确定其政权的合法性,而"左翼"则通过批评民族主义来"解构"国民党政权的合法性.30年代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不仅没有得到广泛的支持,反而招致广泛的批评,这并不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作为理论本身有问题,而是民族主义文学理论被国民党作为统治工具有问题.很长一段时间,对于民族主义,我们都是持否定态度的,我们之所以否定民族主义,一是因为它反对阶级斗争理论,二是民族主义具有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性.事实上,30年代,左翼文学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批判主要就是在这两个层面上展开的."左翼"文学不提"民族文学"而只是强调"民族形式",这里实际上涉及到很深的政治问题.我们应该把中国现代文学的民族性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这两个问题区别开来,中国现代文学民族性问题是一个文化问题,是一个文学理论问题,而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则是一个文学史问题,它既有理论上的问题,也有政治上的问题.我们不能因为"民族主义文学运动"存在着政治问题而对民族文学理论本身也予以否定.单从文学理论上来说,战国策派的民族主义文学理论并没有多少可以指责的.     

"大众话语"的转换与生成

"大众话语"的核心内涵是知识分子只有深入大众生活,同工农群众相结合,通过改造自己的世界观,把立足点移到工农大众一方面来,移到无产阶级一方面来,才能最终有所作为.文学领域的"大众话语"由政治领域转换而来,它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解放区文坛生成后,成为一个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发展产生深刻影响的文学话语.     

一个文学过渡期的"场效应"--20世纪40～60年代中国文学结构分析和生成思考

20世纪40~60年代中国文学已经有了许多文学史约定俗成的定论。但是,回到了历史本身的情境,这一段文学更多不是条理清晰的对立或并立,也不是绝对的时间分界和空间独立,而是文学与社会场、政治场、经济场构成了多重交叉的运动和互动的“场效应”。这是一个过渡时代的特殊文学史,它有自己文学独特结构系统和生成走向文学精神在失落和高扬之间;文学主体在挑战中获得鲜明的艺术个性;文学世界在矛盾中呈现历史的真实;文学史在主体的重塑和历史记忆的叠加中形成了新的格局,从而也就有了文学史意义的重新估价。     

"集团化"倾向与30年代文学的"公式主义"

30年代政治文化语境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群体性”氛围与“群体性”效应。30年代文坛创作上的“公式主义”现象,与30年代文学群体普遍呈现出的“集团化”倾向有着直接的联系。在整个20世纪文学发展中,在一些特殊的历史年代,文学上的公式化、概念化和标语口号化曾盛行一时,这都与当时的政治文化语境密切相关。     

"红色文艺"的困境

"红色文艺"包括20世纪20年代发展起来的"革命文学"、30年代的"左翼文学"、40年代的"延安文艺""十七年文学"以及"文革文学"."红色文艺"的实质是权威政治话语利用文艺对农民、工人、士兵进行鼓动、宣传,发动他们的革命热情和革命意识,即文艺为政治服务.政治权威的主体性置换了作家的主体性,被改造了的作家失去表达内心真...     

对女性文学"两个文本"争论的反思

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关于女性文学的两个文本——性别文本与政治文本之间产生了一系列的争论,争论的根源在于对女性文学与女性主义文学、女性文学研究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两组概念的不同认识。而对女性文学和女性文学批评的界定应考虑中国女性文学研究界的实际,值得注意的是政治维度应当成为中国当前女性文学批评不容缺失的批评维度。     

20世纪中国文学由"神圣化"走向"世俗化"的语境与价值缺失

20世纪中国文学与政治话语和意识形态存在盘根错节的关系,而不同的政治语境又决定着文学的不同走向,呈现不同的审美规约,形成了文学的阶段性繁荣.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可清楚地看出其由"革命文学"逐步开始的"神圣化"渐次走向以"新写实"为主要代表的"世俗化"流交线索,怎样梳理这种流变的语境与评估其意义,怎样看待"新写实"之后文学的鄙俗化倾向是文学史研究必须加以澄清的问题.     

"政治小说"的出现与公理至上话语的确立——晚清社会心态的变异与浪漫主义的文学政治

晚清时期大量出现的"新小说"是中国社会由传统向现代转换的标志,文学担负起了一个时代先行者的角色.政治小说是这个时期人们宣传政治主张、表达政治诉求的重要载体,它与时代政治有密切的联系或者说它本身就是时代政治的一种突出表现形式.政治的文学化与文学的政治化成为中国文学由传统步入现代的一个突出表征,浪漫主义政治和浪漫主义文学具有一种同源关系.     

运斤成风匠心独具——评肖瑞峰《晚唐政治与文学》

肖瑞峰、方坚铭、彭万隆诸位教授合撰的<晚唐政治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是书以政局变迁为切入点,围绕政治、文人、文学三者之间的关系,运用政治与文学互动的相关理论,阐述了晚唐政治格局的嬗变对文士政治命运、生存境遇、文学创作的影响,并在此基础上探讨了晚唐文学风尚的形成及内涵等诸多问题.全书资料翔实,论证精密,披阅之间新意叠出,时惬心目,下文述而论之.     

先秦诸子的"文学"观

由于汉民族性格中重功利的倾向和以政治为中心思想意识的潜移默化作用,中国古代正统文学观是和"文化"内涵相近的、广义的大文学观.这种观念最早是由作为汉民族早期文化重要代表的先秦诸子确立的.先秦诸子眼中的"文学"含义宽泛,指付诸政治实践的文治教化之学,为文学、哲学、历史等学科的统称.以孔子、孟子、荀子为代表的儒家学派,以墨子为代表的墨家学派,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派,以<吕氏春秋>作者为代表的杂家学派,虽然对"文学"的理解不尽相同,但都将"文学"看做"文治教化之学".这种文学观对后世产生了深远影响.     

破解"感伤之谜": 袁可嘉"民主诗学"的一个进路

袁可嘉区分了"政治感伤性"与"政治性",矛头所指是政治的感伤性而非政治性,并认为政治的感伤性是一种观念的感伤.袁可嘉对感伤性的反思既具有世界文学的背景,也处在现代中国"感伤批判"的线索中,但他最终实现了某种逻辑的反转.这一切都和他对民主诗歌、 民主批评和民主文化的理解密不可分,同时也体现出一个自由主义的文学知识分子的存在方式,即只有心智和文化上的"自由",才能摆脱属于政治观念的"感伤".     

穿越当代"经典"--文化寻根文学热点作品局限评述

所谓文学穿越,它一方面穿越的是政治和文化,并通过政治和文化走向人类关怀,另一方面穿越的是既定的各种世界观,建立起作家自己的世界观。本文所做的,就是依据一个作家应该建立起的对世界的独到的哲学性理解,来看中国新时期文学“文化寻根文学”阶段几部轰动性作品所存在的思想性和文学性局限。     

理想"国民"的"现代乌托邦"——晚清"乌托邦"小说新论

晚清新小说界首先选择政治小说、尤其是政治小说中的乌托邦小说作为传播其"改良群治"和"新民"理想的文学载体,其深层原因就在于"乌托邦"小说与晚清时期个人观念之间的必然性联系,而晚清政治叙事小说的所得与所失也都与此密切相关.从"个人"及个人观念的角度分析晚清新小说中一种居于主流地位的文学现象,不仅凸显了它的基本特征,也对这些特征得以形成的重要根源作出了阐释.     

论四十年代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

本文认为 ,现代中国文学形成的世界化与民族化相互变奏的制导性传统 ,在四十年代文学中并没有因为抗战全面爆发而中断历史进程 ,也没有因为向传统文化回归而走上复古之路 ,而是抓住了民族解放战争的契机 ,把中国文学的世界化与民族化推上一个新的历史阶段。虽然“两化”互动规律在不同政治格局的解放区和国统区文学的运行中有明显差异 ,但在创建以农民为本位的人民大众文学上却表现出趋同性 ,这在山药蛋派、荷花淀派、七月诗派等的文学里都有所体现     

意识形态与"左联"的信仰系统构成论

20世纪中国文学史面对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这一特殊文学团体时,因习惯于社会政治学和纯文学两个极端的思维和认知,遮蔽了它许多丰富而复杂的文化现象和精神现象。它身上鲜明而强烈的意识形态化倾向,其特征也不是单纯的主流政治话语,它是一种整合的意识形态文化概念,是一种政治革命信仰体系依附文学精神主体幻象的特殊形态。本文旨在通过“左联”文学社群政治与文学胶合的意识形态信仰系统的构成分析,来贴近和认识“左联”这样一个繁杂群体真实的本体世界。     

文学与"文艺学危机"

在讨论文艺学学科危机、文艺学学科建设的过程中,存在着一些误区:把文学当成学科危机的主要根源,要求改造文学,取消既有的文学“本质”;把文艺学学科的重建寄希望于文学研究方法的改进,把文化研究当成了解决文艺学学科危机的救星;在促使文学研究直面现实的过程中丧失了理论对现象的批判意识。本文认为,要解除文艺学危机,重建文艺学,就必须扩大文艺学的学科范围,把文学和大众文化作为并置的相对独立的文学研究对象,并根据对象的不同运用不同的研究方法和不同的思维方式,在研究现实文艺现象的过程中,保持价值中立的立场,客观地阐发和批判。     

文学"风暴"与制度的承袭和变迁--关于"新时期"初期文学的再思考

“新时期”之初 ,文学为拨乱反正、思想解放的展开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但何以文学会起到如此作用 ,它与传统政治制度、文化制度变迁之间又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这类重要的问题 ,长期都没有给以真正的思考。本文将制度转型与文学功能的发挥联系起来 ,揭示出当时的文学革命 ,一方面直接推动了中国的政治变革 ,另一方面又在更深处 ,为文学与政治的疏离 ,建构新的文学、文化运行机制发挥了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