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防治的法律对策

对地方政府举债融资行为监管和约束不足、地方政府事权与财权不相匹配以及地方政府职能过宽过滥,是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的主要成因。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涉及的关键法律问题包括地方政府的举债融资权、地方政府对地方融资平台债务的清偿责任以及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性债务的清偿责任。应当从规范和完善地方融资平台运营及治理、妥善设计银行破产及存款保险制度、建立健全地方政府债券发行制度以及合理配置地方政府事权财权等方面着手,防范和化解地方政府性债务风险。     

地方政府债务异化的风险与矫正

近年来,在我国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改革后产生的财权与事权不匹配、财力严重缺少的现实背景下,作为理性的经济参与人和政治参与人的地方政府,为了大力发展地方经济达到效用最大化,将举债作为现实中最容易的路径和较优之选。这种地方政府举债行为的"异化"在促进地方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财政风险和金融风险的不断积聚,债务规模的持续增长,政府信誉的损害,实体经济的被冲击和民生保障的弱化等一系列严重问题。为了终结地方政府持续大量举债的"异化"行为,推动地方经济健康科学发展,应采取科学的政策和措施化解地方债务的风险和问题,全面完善考核体系,深化分税制改革,完善地方财税体制,实现地方政府财权、事权、财力等方面的匹配。     

地方政府举债融资制度的法律思考

随着我国城乡一体化进程的加快,经济的快速发展和社会保障覆盖面的迅速扩大,地方政府在提供公共产品方面存在巨大的资金需求。由于现行法律、法规的限制,许多地方政府通过各种方式变相举债融资,造成大量的隐性债务,债务风险日益凸显。为了避免地方政府出现债务危机,引发财政金融风险和社会动荡,切实改善民生、推动民主,国家有必要赋予地方政府一定的举债融资权,并将地方政府的举债融资行为纳入法治轨道,建立对地方政府举债融资的事前、事中和事后监督的法律监管体系。     

中国式财政分权体制下地方政府财力事权关系类型研究

中国式财政分权在成功地为地方财政松绑的同时,也造成了我国政府治理的"事权属地化".各级政府财力事权不匹配,直接导致了我国地方财政实践中存在财力-事权倒挂现象.根据事权来源不同,事权可划分为显性(法定)事权和隐性(委托性)事权,而结合地方财力是否具有自主性,地方政府财力事权关系理论上存在压力模式、匹配模式和自主模式三大类.地方政府财力事权关系的理论类型划分,旨在为进一步促进国家职能在地方落实,建立科学合理的地方政府行政管理体制提供理论依据.     

地方政府债务融资的理论逻辑、演化特征及发展态势

政绩观驱动、权责不对等以及预算软约束是地方政府举债的理论逻辑。当前,地方政府债务规模的膨胀势头基本得到遏制,融资方式从间接融资为主逐渐演变为直接融资,经济发展的融资驱动逐渐弱化,融资的成本也大幅降低。伴随上述演化特征,地方政府债务的发展还出现了一些新的态势,落后地区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比较明显,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监管逐步强化,地方政府举债将越来越规范,对违规举债追责已常态化,地方政府债券的认可度也在不断提升。当务之急,既要规范和约束地方政府举债行为,也要防止因担心举债被追责而形成"懒政"不作为倾向,并防范与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     

我国地方政府债务风险防范研究

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事关我国经济安全和社会稳定.我国地方政府债务存在规模风险和结构风险.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成因:不合理的财税制度;投融资体制不健全;地方政府债务监管机制滞后;不科学的政绩考核助长了盲目举债等.防范与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的举措:规范管理地方政府债务,控制债务余额;完善相关法律规定,构建科学合理的债务融资渠道;严格举债程序,设立相应的偿债准备金;完善债务风险防范预警机制;将地方政府债务纳入地方主要决策者和金融监管负责人的问责范围.     

公法人制度重构与公共机构举债的法治化

目前我国政府性公共机构的法律人格存在缺陷,即过分偏重其民法价值,完全忽视其公法人意蕴,特别是忽视了政府性公共机构与政府财权、财力、支出责任及公众监督之间的内在必然联系。地方政府借用其民法身份规避法律禁令而随意举债,这是我国公共机构债务持续恶化的根源之一。要实现政府公共机构举债的法治化,我国应当在借鉴国外公法人组织法的基础上,改造和重构政府公共机构的法律人格,从法律授权、行政审批、预算审议及社会监督等方面对公共机构举债实施控制。     

分税制财政体制法律调整原则的探讨

要实现对分税制财政体制有效的法律调整,必须始终贯彻整体以支定收原则、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相对统一原则和中央财政转移支付恰当原则。整体以支定收原则体现了财政在处理政府与市场关系中的界线,保证了分税制财政体制的公共性;地方各级政府事权和财权相对统一原则维护了地方各级政府的相对独立性和稳定性;中央转移支付恰当原则是中央政府与地方各级政府财政关系的连接点,维护了中央政府的调控权,确保了整个国家的政府收支活动的统一性、整体性与和谐性。     

我国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法治化研究

地方政府举债行为是各地政府经济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中隐性地方债务居于多数.在国务院放宽<预算法>的限制之后,虽然地方债务通过发行途径开始"名正言顺",但仍有一些游离于法治轨道之外的地方举债行为.如何规范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事关我国整个债务体系的建设管理,也可增进我国地方政府诚信力的提升.综合来看,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的法治化过程可以从举债权限、信息监控、多方监督几个方面进行,根本上规范地方政府的举债行为.     

从“硬发展”到“硬扩权”:我国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政治逻辑与风险

我国地方政府债台高筑并非单纯的经济问题,而是有其内在的政治逻辑,这一政治逻辑就是大举债——硬发展——政府扩权——大举债。硬扩权是地方政府热哀举债发展的政治因果,而举债发展是地方政府绕开体制强行扩权的捷径。由此引发的政治风险是纵向政府间的博弈日益硬化。因而,分析和治理地方政府债务问题,不能仅仅囿于经济视角,还需要从政治视角寻找解方。循着地方政府债务膨胀的政治逻辑,当务之急需要采取疏堵结合的两手政治举措,即一手改善对地方政府的授权,一手强化对地方政府财政责任的硬约束。     

唐宋时期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唐德宗年间两税法的正式颁行,标志着以租庸调为支柱的唐前期财政体系的完全解体,以两税法为核心的唐后期财政新型体系的正式确立,地方财政税收由国家统购统支改为“上供、留使、留州”的三级划分。北宋踵随唐代的两税三分制,但其内涵已迥然不同。对于茶、盐、酒等榷利,唐代为中央保留的直接受益税目,宋代则直到北宋末年才完全收为中央所有。对于地方两税收支的调控和管理,唐代主要通过两税预算的定额管理等措施,宋代则主要由派驻各路的转运使督责完成上供税收,地方经费也由朝廷统一控制与管理。唐代中央在实行两税三分制后,为保证国家税收与藩镇进行了长期的斗争。北宋朝廷则在地方财政经历了颇为宽松的时期后,从真宗朝始逐渐加强对地方财政的挤压,直到徽宗年间一切财权收归中央的进程始告完成。     

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候选拉木登珠1938—1939年间滞留西宁问题探析

1938-1939年间,第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候选拉木登珠被迫滞留西宁,学界多以此事为青海省政府主席马步芳牟取私利向西藏噶厦政府勒索钱财所为。但是,相关档案资料显示,此事经历了性质不同的两个阶段:前期中央政府利用在青海觅得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候选之机,通过阻留拉木登珠与西藏噶厦政府进行政治交涉,目的在于改善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客观上为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创造了有利条件;后期马步芳违抗中央命令,扣留拉木登珠,企图借机控制西藏。在其政治阴谋失败后,又对西藏噶厦政府实施敲诈勒索。这一事件反映了民国政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维护中央政府对西藏主权所做的努力以及当时中国社会的政治无序状态。     

关于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若干问题的法律思考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已进入了实施阶段,面临诸多法律问题.结合当今各主要经济组织的实践以及我国与东盟的具体情况,笔者认为,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应当采用紧密型的组织形式,这样才能确保该组织的有效运转;同时,中国应当在贸易区的建设过程中居于主导地位,这样可以增加贸易区的凝聚力;最后,能否妥善处理中国与东盟有关国家之间在南海主权上的争议,对于贸易区的建立同样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     

我国重大行政决策权划分边界研究

对“中央缺位,地方先行”的重大行政决策权问题研究,必须厘清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范围和权限划分.地方政府重大行政决策权边界问题不仅仅是地方政府对中央政府分权多少或分权事项范围的问题,而且是关涉到我国重大行政决策权的法律属性和决策权行使的法律基础和法律属性问题.本文从重大行政决策的行政法语涵及其学理规范入手,以省市地方出台规章文本和实证经验为要件,将“行政三分权”理论展开在对重大行政决策的事项范围与权限划分边界问题上研究,归结重大行政决策的行政法之独特的法律特征和其权力必当受限的宪政本质,抑或边界即为限制.     

危机中的变革——太平天国运动前后满汉关系：以湘军为中心

清代前期中枢机构均重用旗人,部院各衙门也是如此。太平天国运动的兴起,将满清王公贵族的腐败、无能暴露无遗。在这种情况下,清廷遂改变政策,允许各省就地筹饷,改非定额解款为定额摊派,这就赋予了各省督抚控制财政的合法权力,中央集权的财政体系宣告瓦解,人事权开始下移,原来行之有效的官僚制度不灵了。而部分军、政、财权从中央向地方转移,从满人向湘军为代表的汉人转移,从而形成了湘军地方军事大员领导的区域性政治、经济、司法的一体化格局。     

我国廉政保证金制度实施的制度环境浅析

当前在我国廉政建设过程中,一些地方政府和行政单位仿效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治理腐败的成功做法而推行廉政保证金制度,在我国社会引起了广泛关注的同时也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廉政保证金廉政作用机制就是这一制度发生作用的形式,这一机制的发生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廉政保证金的形成过程、判断公务员履职是否廉洁的过程和诱导公务员作出选择的过程。分别把我国廉政保证金制度作用机制三个阶段的制度环境与香港、新加坡等地区和国家的进行比较分析,可以看出廉政建设的关键在于制度环境的不断完善。首先建立行政人员的自律机制;其次建立对行政人员有关越轨行为的惩戒机制;再次建立有关的防范机制;最后是建立相应的保障机制。     

转型时期中央与地方的博弈——一个共同代理的观点

在中国经济的转型时期,地方政府是同时代表中央和地方利益的共同代理人.本文运用共同代理模型分析了三方之间的博弈,并着重从激励的角度讨论了中央是否应该限制地方利益集团对地方政府的影响.我们的模型表明,当中央与地方的利益互补时,地方政府与地方之间的交易能减少中央对地方政府的激励成本,因而中央应该选择容忍；而当中央与地方的利益相互竞争时,该结论也有可能成立.最后,我们用这一结果解释了地方政府助推房价上涨的原因.     

地方政府考核:双重委托人失效及其政策含义

用公共选择理论、委托代理理论和信息经济学的相关理论重新解释地方政府考核失效,基本结论是公共选择制度失效使地方公众丧失了地方政府委托人的身份和考核地方政府的发言权,中央政府不得不成为地方政府的整体委托人,高昂的信息成本却阻碍中央政府成为有效率的、甚至胜任的委托人,这是地方政府考核失效的根源。地方政府控制权过度膨胀和不断扩张导致地方政府本位利益最大化过程中的机会主义难以被有效遏制,产权约束对地方政府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处于失效状态,以中央政府为委托人的地方政府考核失效被进一步放大。地方政府考核失效集中反映出我国政治经济体制基本面上的深层次问题,地方政府考核是否改进,也是下一步体制改革在关键领域能否有所突破的试金石。     

地方法制研究的理论框架

地方法制的研究正在展开,地方法制相关理论需要加强研究.目前可以从四个视角来认识地方法制建设:中央与地方视角,突出地方作为法治国家组成部分的基础性地位;法律制定与法律实施视角,强调在立法任务基本完成之后地方法制建设在新历史阶段的战略性角色:领导与合作视角,是对上级与下级视角的一种改造,强调中央在实现治理方式转型中对地方的依赖与互动关系;普遍与特殊视角,强调地方在遵守中央统一规范的同时,承担制度创新的使命.     

试论唐前期吐鲁番地区户税的几个问题

本文认为,吐鲁番地区的户税不存在中央户税和地方户税之分,户税的制税权和服务对象都是中央,但地方专征专用;吐鲁番地区的户税是多税目、多税率和多税额的复合形式税,而且在户税征收中,定户等所依据的资产除菜地外不包括其他土地。就唐前期吐鲁番地区来说,户税征收存在独特的地方色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