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说《离骚》的比兴象征艺术

《离骚》是屈原倾整个生命写作而成的伟大政治抒情诗篇,是我国古代文学史上最长的自叙性浪漫主义诗歌珍品。她问世而后,一直震古烁今,以其闳深的思想力量和巨大的艺术力量拨动着亿万读者的心弦,陶冶着亿万读者的灵魂,成为哺育我们民族爱国主义精神和高尚情操的传统教材。《离骚》之所以历久不衰,永远闪耀着不灭的光辉,其根本原     

戴震的屈赋研究

戴震是我国十八世纪中叶的著名哲学家、学者。他出身贫寒，惟喜读书，平日辛勤耕耘，涉猎广博，即使卧病在床，仍治学不止，因而能学富五车，著述宏富．刊行有《毛郑诗考正》、《考工记图》、《孟子字义疏证》、《方言疏证》、《原善》、《原象》、《勾股割图记》、《策算》、《声韵考》、《声类表》、《仪礼正误》、《尔雅文字考》、《屈原赋注》、《九章补图》、《古历考》、《历问》、《水地记》、《戴氏水经注》、《直隶河渠书》、《文集》等。他在我国学术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是清代集汉学之大成者，汉学皖派的首领。戴氏精于小学…     

屈赋与酒

我国是源远流长的诗国,又是历史悠久的酒国。纵览我国古代诗歌发展史,“诗”与“酒”的关系在众多诗人身上确乎如影随形,须臾不可分离。诗借酒力,酒助诗兴,在“酒”的芳醇刺激下诞生了我国古文苑大量优秀的名篇佳作。此种有趣的规律性的文化现象究竟如何溯源?笔者于反复捧读屈赋之际,得出了如下的判断:正是我们民族文学之父屈原在他的煌煌巨构中承继了《诗经》“宴饮诗”的传统,创制了“酒诗”、     

屈赋消极因素论

对于屈赋的积极因素,两千多年来不乏研究。但对于屈赋的消极因素,却缺乏深入的探讨。其实,只有分析了屈赋的消极因素,才能全面地深入地认识屈赋,才能透过文学现象去探讨文学的本质与发展规律。随着劳动诗歌向演唱与宗教祭祀诗歌的发展,《诗经》那种四言句式也显得越来越不适应。屈原在诗中所创立的以五、七言为主的句式,开创了一种诗歌形式的新纪元。但这种句式显示其长处时,不足之处也显示出来了。这个不足,主要表现为句式的不够规则与对汉字的音韵在诗句中的运用规津未能充分认识与运用。     

经学的比兴与文学的比兴——《文心雕龙·比兴篇》新说

在《文心雕龙.比兴篇》中,刘勰区分了比义和比体,扬比义、贬比体。此种论述与汉代经学的比兴论不同,比、兴均为诗之六义,不存在价值的高低。刘勰所以如此立论,是因为他以辞赋为考察对象,故刘勰提倡"宗经",也和汉代经学的经典观有明显区别。注意到此种区别,对于把握〈比兴篇〉、〈宗经篇〉的涵义及其相关的文学思想史问题,将不无启迪。     

再说比兴

抗日战争胜利前夕,我在浙江大学龙泉分校任教,写了篇《说比兴》,在浦江清教授主编的《国文月刊》第三十四期发表。那篇《说比兴》,今天看来虽然存在不少缺点,有些根据我国诗歌历史发展的实际和个人创作实践的体会作出来的结论,三十多年来仍一直左右我个人的诗歌创作,也为我在理论上继续探讨诗歌创作的问题提供有利的条件。     

从南方的神话、民俗看屈赋——屈赋新探四则

<正> 1 《天问》:“白蜺婴茀,胡为此堂?安得夫良药,不能固臧?”王逸释曰:“蜺,云之有色似龙者也;茀,白云逶移若蛇者也。言此有蜺茀,气逶移相婴,何为此堂乎?盖屈原所见祠堂也。臧,善也。言崔文子学仙子王子侨,子侨化为白蜺而婴茀,持药与崔文子;崔文子惊怪,引戈击蜺,中之,因堕其药,俯而视之,王予侨之尸也。故言得药不善也。”(《楚辞章句》)后来学者大多从之,其实这是主观臆测,扦格难通。首先,“盖屈原所见祠堂也”之说,正如郭沫若指出     

屈赋楚简补证

在充分运用近年出土的楚简、汉简等文献材料的基础上,我们对《楚辞》文献中某些疑难问题,如《离骚》“帝高阳”、“三后”、“謇謇”、《九歌》“成堂”、《悲回风》“居戚戚”等作了比较详尽的补证,以做到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相互印证。     

试论屈赋的文化特征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都具有自己的文化特征。诚然,一个国家或民族的文化是包罗万象的,其内容庞杂交错,纷呈繁复。其中既有历史的、时代的、民族的、地域的和阶级的种种差异,又包含着进步与落后、明哲与愚昧的各种文化因素和成分。但不管怎么说,总有它的基本特征。比如...     

屈赋中的楚婚俗

王逸《离骚序》云:“《离骚》之文,依《诗》取兴,引类譬谕,故善鸟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修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侠女,以譬贤臣;虬龙鸾凤,以讬君子;飘风云霓,以为小人”。自汉以降,人多宗此说,这是因为屈原确实是借香草美人来谈政治,所以前人读屈赋就只重屈原为何比兴,而不重此兴材料本身。如果撇开他借美人香草所发的政治牢骚,就易看出这些假神怪传说、讲男女恋情的文学描写其实是当时楚婚俗在屈赋中的反映,可以把它看成楚婚俗的资料。本文对之略加钩沉,以见楚风俗一斑。     

比兴别解

比兴历来受人重视。在我国历代的诗歌理论中,比兴始终被视为诗歌的重要表现方法。前人关于比兴的论述极多,其中不乏精辟的见解。整理这一份珍贵的遗产,使含糊的概念得到澄清,使朦胧的感受上升为系统的理论,无疑是很有意义的。但是比兴问题错综复杂,涉及广泛的领域,需要很多人综合的、深入的研究。本文仅就以下两个问题作些尝试性的探索: 一、扼要分析古人有关比兴的几种代表性意见,探索引起比兴概念混乱的原因。二、略论比兴所取的形象具有的特殊性质。分析思维、语言和比兴的关系。     

屈赋研究三辨

楚文化与中原文化大体处在同一发展阶段，其上层建筑方面的落后只是相对的；屈原继承了楚文化中的进步传统，并探索着以变革求富强的新路；扬春时判定屈原为反对统一、维护落后文化的悲剧角色，并不妥当。《离骚》“上下求女”喻指“求合于君王”；王锡荣以“前四次求女”喻“为国求贤”，“远逝求女”喻“为己求主”，不符合《离骚》前后的逻辑关系。洞庭湖除会湘水北入大江外，并无另外的出江“湖口”；“庐水”与“庐江”非为一水，其发源地亦不在一处；赵逵夫关于《哀郢》“西浮”新说，和在江西西部有“另一个陵阳”的推断，均难成立。     

屈赋文化精神的历史沉淀

屈原是楚民族的文学家,也是中华民族的先哲与歌手。与先秦诸子相比,他留给后世的不是放言高论的理性文章,而是灿烂辉煌的诗篇。就屈赋二十五篇中所表现的内容看,则又大致可分为两个方面,即对楚文化内涵的揭示和屈子个性精神的表达,自汉以来,随着国家的统一,南北文化交融的加速,楚声文学与北方文学的逐渐合流,屈赋文化精神以整体力量作用于后世的可能性便逐步消失。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它却受到了不同的选择和发扬,从而对中华文化的形成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换言之,华夏整体文化的最终形式,实与屈赋文化精神的历史沉淀是分不开的。本文便试图对这一问题作些探讨。     

屈赋中的神女形象探析

神女是中国古典文学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意象,也是中国文人士大夫心目中难以割舍的情结。神女意象的形成在中国文学史上是一个逐渐累积的过程。神女首次大面积地出现在文学中是在被称为中国浪漫主义源头的屈赋中。屈赋中的神女一扫之前文学作品中神女面目可憎、神鬼不分的形象,而被赋予了极为丰富的情感内涵。文章主要剖析屈赋中神女的原型,并分析屈赋中的神女"美"和"情"的情感品格。     

论刘勰的比兴观

刘勰的《文心雕龙》对后世文学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共中,《比兴》篇从文学创作的角度,重新为比兴下了定义,划分了比兴的种类并论述了其特征;从创作论的角度认定了比兴发生的时代变化。他的文学观,贵在反对当时文坛上的浮靡文风,其比兴说与前人相比有了质的超越,暗含了时代文化进步的核心意义。     

试论朱熹的比兴观

朱熹在继承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比兴的认识有了新的突破,从文学创作和表现手法的角度对比兴进行了深入研究.他给比兴所下的定义在形式方法上有了新的突破,且首次系统地标明了赋比兴,并从文学创作的角度具体区分了比和兴.     

“比兴”新论

在中国诗学史上，“比兴”这一概念运用的普遍性，在诗评、诗论中的重要意义，恐怕只有意境一语才可与之相比。可以说，不理解古代诗论、诗评中的“比兴”说，就无法对中国诗学的体系作出完整的叙述。然而，古人对“比”、“兴”以及“比兴”的解说，自汉代经师，直至清代词论、诗论家，又常常相互歧异。之所以会如此，是因为一些论者往往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范围内来解说比、兴；对比、兴解说的分歧，乃是其方法论的对立的表现。关于比兴的解说的分歧及其流变的过程，实质上反映了中国诗学发展的某种趋向。本文试图在这方面提出一些粗浅…     

论比兴与忠恕

从儒学文化—意义体系的整体视野出发,文学领域的范畴比兴与伦理及文化实践领域的范畴忠恕之间,或许有一种内在的一致性:比和忠代表一种强调强制的内在同一性的意义机制,而兴和恕则代表一种对于差异性的尊重和综合的意义机制。由于比和兴属于诗学与文学范畴,它们没有实践性的经验指涉与连接,因此是一种空的意义机制,但正因此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元意义机制;而忠与恕,则是伦理与文化实践领域的意义机制,它们起着对于实践图式与实践关系的规定作用。同时,在对于比、兴、忠、恕进行的交叉释义和两相比照当中,涉及这些范畴的一些疑难和有关儒学文化整体上的一些问题,也有可能变得明晰起来。     

宋词的抒情和比兴

<正> 词为诗体之一。一般说来,诗长于抒情,文胜于事理。但是,如同文主事理而不排斥咏景抒情一样,诗主抒情也不摒弃叙事说理。以叙事论,《诗经》中的《生民》、《公刘》、《出车》、《六月》诸篇,就有“周的史诗”之称;汉魏乐府民歌也不乏《孔雀东南飞》、《木兰诗》、《陌上桑》等名作;杜甫的《三吏》、《三别》,白居易的《新乐府》、《秦中吟》、《琵琶行》、《长恨歌》,也都是叙事诗或叙事成分很浓的抒情诗。以说理言,魏晋有“玄言诗”盛行,唐有杜、韩的以议论为诗,宋诗则以议论化为其主要艺术特色之一。相比之下,词作为一种新兴诗体,一诞生就带有近乎纯粹抒情的特性,即以抒情为其“当行本色”。从西蜀的《花间》到南唐的《阳春》,几乎一色抒情小令。入宋以后,     

比兴与写人

从中国文学史上看,历来就是把比兴作为诗歌的正宗表现手法来对待的。从《诗经》开始,一直到近代的诗歌,都继承了比兴手法。朱自清先生认为,《诗》中的赋、比、兴是我国古代诗论的“开山的纲领”,这当然是对的。不过,若从美学的角度看,比兴除了是古代诗论的“开山纲领”外,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