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期中国政策过程探析

政策过程作为一种分析中国特定背景的理论,主要包括三个方面的研究内容：其一,公共政策是在什么样的政治环境和体制下被制定和实施的。其二,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和实施过程产生影响的重要变量有哪些,这些变量（如官方决策者、社会群体、大众媒体等）中哪些变量是起决定性作用的。其三,对公共政策制定起决定性作用的群体、组织或个人,他们的政策偏好在政策选择中所依据的标准和条件是什么。对这三个问题的回答构成了转型期的中国政策过程模式的解释。     

基于主体建模仿真的公共政策分析框架

公共政策系统的复杂性给公共政策分析带来前所未有的挑战,亟需探索能够更好解析政策复杂性的研究方法。通过对基于主体建模仿真（Agent-Based Modeling and Simulation,ABMS）的研究方法以及公共政策分析框架的梳理,讨论基于主体建模仿真方法在公共政策分析中的应用性。提出基于主体的公共政策仿真建模的核心规则,即政策等环境变量对主体变量的作用规则、主体间行为的互动规则和主体策略进化规则;并进一步阐述领域模型、静态概念模型、动态概念模型和可操作模型的建立方法;自下而上的建模框架,具有使模型适应政策问题并有效解析其复杂性的能力,丰富了解析公共政策复杂性的方法论选择。     

土地产权变革的诉求:农地承包经营权自由流转政策的多源流分析

《中共中央关于推进农村改革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掀起的新一轮土地改革对我国农业现代化发展具有着重要而深远的意义。运用多源流理论框架分析该政策得以通过实施的内在机理,从理论上证明该政策得以提上政策议程的合理性,并揭示其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借鉴意义,以规范、完善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流程与框架。     

街头官僚在公共政策执行中的偏差及矫正

街头官僚理论是近些年公共行政学理论的一个前沿领域。处于公共政策执行末梢环节的广大街头官僚生存于公共政策执行资源稀缺和公共服务弹性需求的夹缝之中,出现绩效目标异化,表现出典型的行动逻辑——激励不足、规则依赖、投机行为和一线弃权,在公共利益权威分配的过程中产生执行偏差。矫正街头官僚政策执行偏差的主体路径包括3个方面：（1）政策执行机构（街头官僚机构）的内部改革;（2）政策执行直接主体（街头官僚）的自我优化;（3）政策执行间接主体（目标团体）的问责监督。     

论理性主义公共政策分析的局限性

用理性化的观点和方法看待、分析和解决问题，是现代公共政策分析的主要特征之一。但过分强调理性主义政策分析理念的合理性、分析方法的可靠性，在制定和实施公共政策的实践中亦造成了相当的误区、困境和消极后果，以致于出现了政策理论与政策实践相脱离的现象。理性主义公共政策分析的局限性主要来自：政策制定者和政策分析者的局限性，政策分析方法的局限性，政策分析条件的局限性。理性主义公共政策分析的理念和方法从一开始就引起了诸如渐进主义政策理论和有限理性政策理论等的批评和修正。理性主义公共政策分析的最大误区集中于它对主、客观条件的理想化的要求上。事实上，诸如知识的广博性、动机的纯正性、价值标准的中立性、数据（资料）的完整性、分析模型的真实性、政策方案的周全性、未来预测的准确性等项理性主义公共政策分析的要求，都不是现实人类的知识和能力所能实现的。所以，理性主义的公共政策分析不应当亦不可能是实际公共政策分析的唯一理念和唯一工具。未来公共政策分析的出路在于理性与超理性的理念和工具的合理运用     

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研究综述:“传统媒体”框架的失灵与“社交媒体”框架的缺失

媒体通过对政策渐进式的影响,不断促进社会形态的嬗变。面对变革,我国学界还未能从“传统媒体”的框架中摆脱“路径依赖”,传统媒体长期以来处于行政隶属地位,使得其他利益诉求难以在传统媒体上发声;而“社交媒体”的兴起又进一步分化了“传统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的影响力。“运动式”的媒介公共政策动员手段导致意见的撕裂,地方“传统媒体”一片叫好,“社交媒体”不乏争议。这是因为我国还未形成系统的“社交媒体”的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管理机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未能给相关管理部门提供足够的社交媒体治理经验,缺乏社交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从“问题产生”到“效果评估”各阶段影响方式和作用的详尽分析,未建立起与社交媒体对应的政策过程传播管理框架,社交媒体的管理仍停留在“消极管理”阶段,缺少“积极管理”机制。文章试从传播学、公共政策过程理论出发,利用框架分析与对比研究的方法,综述当前“传统媒体”与“社交媒体”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存在的差异因素、国内“传统媒体”影响公共政策过程框架失灵的原因以及“社交媒体”框架对公共政策过程影响研究的缺失。     

金登多源流模式理论及其启示——评述多源流模式理论

金登的多源流模式理论对“社会问题缘何走向政策议程”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并提出了描述政策制定动态本质的多源流分析框架。多源流模式理论倡导的三条独立的溪流——问题溪流、政策溪流、政治溪流相互结合冲开政策之窗,最终走向政策议程的理论模式对我国公共政策制定有一定的启示。在我国政策议程的设置日趋科学化和民主化的过程中,应通过拓宽公众利益表达渠道,增加社会突发事件信息的透明度,丰富政策制定主体等方式完善我国公共政策的制定     

重新建构政策过程:基于政策网络的视角

在公共政策的过程分析中,传统的政策过程理论注重阶段性的周期分析,强调议程、决策和执行间的单向线性关系.另一种较新的理论框架是政策网络理论.在这一理论看来,政策参与主体通过互动模式形成更为复杂的政策过程.在当代社会结构转型的背景下,大量涌现的复合的跨部门议程凸显出政策网络理论的意义.在容纳利益相关群体、形成互动规则和组织战略合作方面,这一理论框架具有独特的优势.英国政府的"邻里振兴计划"证明了政策网络理论的应用性.在应对"社会排斥"这一复杂社会问题上,政策网络策略使得政府的"导航"作用得以真正实现.     

从公共选择理论视角透视非常态式的政策终结——兼论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

政策终结是公共政策实施过程的重要环节。在现实公共政策实践中,存在着常态式的政策终结和非常态式的政策终结两种情况。从公共选择理论的视角对非常态式的政策终结进行分析,有助于探究非常态式政策终结的原因和克服非常态式政策终结的对策。在我国公共政策终结的实践中,应当注重与公共政策各个环节协同配合,进行科学的政策论证,推进公共政策终结的科学化、民主化与法制化。     

论公共政策制定中公意的应然表达

分析和研究国内外的公共政策制定的理论与实践可以看出,在公共政策制定过程中公意的应然表达包括3个层次：（1）公意作为全体人民的意愿和需求的表现形式,应是公共政策制定的逻辑起点;（2）公意作为全体人民对政治系统输出的公共政策的认同和忠诚的观念,应是公共政策制定的合法性基石;（3）公意作为民主政府公共政策的依归,应是公共政策制定的价值取向。     

生计资本框架下公共财政政策对农民收入影响分析--基于重庆市两个少数民族贫困县的调查

以重庆市两个少数民族贫困县295户农户为例,采用Tobit模型分析生计资本框架下公共财政供给对农民收入的影响效应。结论如下：（1）样本户生计资本条件较差,政策参与程度较低,人均纯收入偏低。（2）少数民族居民收入与汉族无显著差异,且更容易参与直接增收的公共政策。（3）影响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的因素包括土地、健康和打工决策,公共政策对农民增收的直接影响不显著。基于此,公共政策应通过改善农民生计资本来间接提高农民收入,在土地、公共卫生和非农产业发展上,政府应帮助更多的少数民族居民参与间接增收的公共政策。     

政策评估能力评价的模型构建

一、引言 从理论上说，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在执行了一段时间后都应当、也能够成为政策评估的客体。因此，我国的政策评估理论普遍没有将确定“可评估性”或“评估能力评价”（evaluability assessment）作为评估过程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纳入研究的视野，政策评估的客体似乎只是公共政策的投入、效率、效益和效应等。     

认知分歧与内群偏私:公共政策绩效损失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公共政策绩效损失现象日渐增多。试图从公共政策绩效生产过程角度来回答公共政策产出与公共价值之间的差距问题。运用社会心理学以及PV-GPG理论阐释了公共政策绩效生产过程中的群体合作与群体冲突行为产生的过程,从中分析公共政策绩效损失产生的逻辑起点、原因以及影响要素。研究发现:公共政策绩效损失的逻辑起点是政策利益主体的认知分歧;公共政策绩效损失产生的原因是,公共政策绩效生产过程中政策价值目标的相对稳定性与利益群体价值分散性的矛盾;影响公共政策绩效损失的主要因素有认知场所、社会观念以及政策包容性。最后提出了减少公共政策绩效损失的对策建议。     

公共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公民的交互作用分析--基于制度理性选择框架

公共政策制定是政府与公民之间交互作用的过程。引入制度理性选择框架中行动者、行动舞台等概念来分析特定制度情境下各行动者的行为,有助于分析政策制定中政府和公民的交互作用。构建公共政策制定中政府与公民交互模式,关键在于拓宽政府与公民之间的交互作用渠道,构建多元化的利益输入机制;实现公共政策制定过程的程序化;以制度化保障交互作用发生的经常化,建立和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     

以社会资本为工具分析对公共政策的影响——从社会资本的政治、经济效益分析

目前，社会资本理论已成为我国诸多学科重要的分析框架，在我国政策科学领域的研究还处起步阶段。国内外以社会资本分析公共政策，主要从信任、公民参与网络以及规范三方面来论述。本文的观点是：社会资本产生的政治、经济效益对公共政策产生延伸、补充作用．尝试提出培育社会资本的途径与政策。     

基于间断-平衡理论的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变迁

间断-平衡理论被西方学者广泛用来研究政策制定和政策变迁模式,分析政策变迁长期渐进平衡与短期间断突变的糅合。运用此理论分析1978年以来中国未成年人保护政策变迁,发现其历经政策平衡期（1978—1985）—政策间断期（1986—1999）—政策平衡期（2000—2005）—政策间断期（2006—2012）—政策平衡期（2013年至今）五个阶段,呈现出明显的间断式平衡发展脉络。在我国稳定的政治制度与有限理性决策模式双重基础之上,宏观政治领导人的更替、社会舆论的影响、焦点的未成年人案件和“局外人”动员成为决策系统注意力转移的触发因素,政策图景的变化、注意力的转移和政策制定者的路径依赖均能有效推动政策垄断的建立与崩溃,最终形成未成年人保护政策的间断式平衡变迁。间断-平衡理论解释中国公共政策问题还存在理论局限,应合理修正,从而使之更有效解释中国公共政策变迁规律与动力。     

德尔菲神谕：模糊性、制度和多源流

“多源流理论”作为西方公共政策过程分析中广泛应用的工具，缺乏制度因素的考量已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将制度因素融入多源流框架是十分有必要的。制度通过倡导价值等方式促进或限制决策，而模糊性引起制度理解上的多样化，模糊性程度和政策执行内容的双重作用又形塑政策变迁的方式。同时，政策企业家的行动策略对政策执行有重要影响，具体表现为：由于个人特质和操作技术方面存在差异，制度和行动者策略会影响到决策者的注意力、方案选择乃至政策产出。尽管制度变量没有改变多源流理论的内在逻辑，但是制度因素对多源流理论产生的影响是未来公共政策研究的一个方向。     

公共政策实施理论的演变及其意义

公共政策实施理论从行政执行理论发展而来,历经了从隐形政策制定之中到与政策制定相互融合、复杂依存的过程。公共政策实施理论的展开有助于追求多种研究的综合、有助于从政策的关联出发分析行政、有助于由政策层面去探究行政的本质。     

政策、政策供求与政策均衡——公共政策研究的供求分析框架

从微观经济学的视角出发,公共政策是一种稀缺性要素,其本质是公共物品,符合公共物品的基本属性。因此,沿着这个思路可以构建一个关于公共政策的供求分析框架,着力探讨影响政策需求、政策供给以及政策均衡的背后制约因素,进而增强对真实世界中公共政策问题的解释力。     

高校贫困生助学政策的制度分析

高校贫困生现象已成为一个社会公共问题.我们必须对高校贫困生助学政策这一具体问题从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的视角,运用制度分析与公共政策的分析框架,对其产生背景、变迁过程以及存在问题作深入细致的探讨;并通过实证分析研究,给出进一步完善政策的相应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