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的理论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提出“两个必然”理论是对资本主义发展趋势的科学概括，它揭示了资本主义灭亡和社会主义胜利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是一个自然历史过程。而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提出“两个决不会”理论，则强调了人的认识一定要符合客观规律，因此它是对“两个必然”的重要补充。     

全球化视域下的“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

"两个必然"和"两个决不会"是马克思运用唯物史观,在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基础上,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深刻分析、对由工业革命推动的资本主义经济全球化进行理论论证而得出的科学结论.20世纪后半叶以来,伴随着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的浪潮,资本主义国家对私有制生产关系进行了局部调整,资本主义非但没有灭亡,反而迎来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本质和基本矛盾没有改变,决定了其历史命运必然是不可避免地走向灭亡.社会主义要超越资本主义必须利用资本主义,这是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从“三个涉及”、“两个决不能”看西藏工作的重要战略地位

20世纪90年代,冷战结束,两级格局被打破,中国成了西方遏制、分化的主要目标。达赖集团在西方反华势力的支持和纵容下,不断在西藏制造动乱,进行分裂祖国的活动。为了积极应对这一挑战,中央提出了“三个涉及”、“两个决不能”的重要论断。其目的在于提高全党对西藏工作极端重要性的深刻认识,激励全党和西藏广大干部认真做好西藏工作,实现西藏政治稳定,维护多民族国家的团结统一,确保国家安全。     

坚持“两个服务” 勇于理论创新

(一 )当前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最基本的任务 ,就是要认真学习和努力贯彻江泽民总书记最近发表的一系列重要讲话精神 ,真正从“三个代表”的高度进一步提高我们做好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责任感和自觉性。江泽民总书记关于“三个代表”的重要论述发表后 ,社科战线在学习宣传这一重要思想方面已经作了很多工作 ,但还远远不够。我们必须对哲学社会科学在落实好“三个代表”要求中所具有的重要地位有一个更清醒的认识。这里主要是两个问题。第一是理论创新问题。去年 6月 ,江泽民总书记在宁夏、甘肃考察工作时再次强调 :创新是一个民族的灵魂 ,是一个…     

“两个结合”的理论内涵和现实意义

“两个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一项里程碑式的创新,对于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经济制度的信用基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激发诚信原动力,降低市场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二是在党建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心性和智慧上的实证体系有助于党员的党性提升,从而提升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力;三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谐统一”理念为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中国式现代化道路提供了社会资本。     

论“两个历史时期”的同一性和关联性

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两个历史时期具有共同的本质特征,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都是对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道路的实践探索,都是为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现代化道路探索.从大历史视野和经济发展与经济体制变迁角度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两个历史时期具有共同的历史主题、主线和目标,具有历史内涵的同一性,因此,两个历史时期之间没有断裂,两个历史时期之间的转轨是平滑的,两个历史时期之间具有显著的路径决定与路径依赖性.     

马克思“说明和发挥”唯物史观的两个中介理论

马克思社会有机体理论在中国的研究已有很大进展,但如何定位它还是莫衷一是。无论是将它归为唯物史观的一个原理甚至一个范畴,还是把它等同于唯物史观,都不足取。我们认为,它与马克思的社会建筑理论一样,都是"说明和发挥"唯物史观的中介理论。纵观马克思的文本,他多维度地对唯物史观进行了阐发,其中把社会比作建筑和有机体是两个最主要的维度:前者侧重揭示"社会是什么",后者侧重揭示"社会怎么样",两者贯穿唯物史观的始终,形成"说明和发挥"唯物史观相辅相成的两大中介理论。     

两个体系 两种理解——论“实践唯物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对实践的不同理解

“实践唯物主义”同“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作为两种不同的哲学体系 ,对实践有不同的理解。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 ,实践是个辅助性概念 ,它被理解为单纯的物质活动、改造世界的手段和纯粹理性的对象 ;在实践唯物主义理论体系中 ,实践是奠基性概念 ,它被规定为物质和精神的统一、目的和手段的统一、理性和非理性的统一。要建立真正的、名副其实的实践唯物主义哲学 ,就必须重新理解实践。     

福田区委两新组织工委“四个结合”扎实推进创先争优活动

近期,福田区委两新组织工委采取“四个结合”在基层党组织扎实推进创先争优活动。一是与加强学习型党组织建设相结合。在创先争优活动中,工委加强对基层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学习的指导和服务,加强党建工作业务和经验交流,拓宽“两新”组织党建工作的思路和视野,     

邓小平“两个大局”思想的实践和发展——深圳与西部大开发

邓小平沿海和内地、东部和西部共富的“两个大局”思想 ,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新的历史时期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创造性地提出一系列正确处理东西部地区发展关系的重要观点和方针政策 ,丰富和发展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思想。深圳作为最早的经济特区 ,充分发挥辐射带动作用 ,努力帮助西部发展经济 ,自觉地“实践”邓小平“两个大局”的思想 ,探索出按市场规律东西合作 ,优势互补 ,走共同富裕道路的新路子。     

关于吐蕃佛教研究的两个问题——顿渐之诤和朗达玛“灭佛”

顿渐之诤和朗达玛灭佛是发生在吐蕃王朝时期的两大佛教事件,它们的发生既是长期政治斗争的结果,也是两种文化碰撞的结果,是历史发展的必然。     

“两个结合”：阐释中国共产党为人民谋幸福的理论根基和实践逻辑

马克思主义幸福观坚持以人为本,认为幸福是劳动所得,满足人们合理需求;中国传统幸福思想包含了德福一致、崇尚自然、天下幸福等内容。马克思主义幸福思想传入中国,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时与中国优秀传统幸福思想相融合,扎根于中国现实土壤,形成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具体成果,指导中国共产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始终为人民谋幸福。     

加快“三个转变”发展县域经济——从大竹县的初步探索试析“三个转变”战略思想在县域经济发展中的先导性和实践性

省委结合追赶型、跨越式发展战略提出的“三个转变”，即：人才资源向人才资本转变、民间资金向民间资本转变、土地资源向土地资本转变。是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精神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新理念、新思路和新举措，是用新的经济思想和经营理念推进发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新贡献——以“两个结合”为视角

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理论化体系化的哲学表达,探讨其新贡献问题,也应以其哲学层面的贡献最为根本。任何思想的新贡献内生于它的形成逻辑当中,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产物。因此,“两个结合”是其形成的内在逻辑,以此为视角,或更能阐明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在哲学层面上的新贡献。遵循这一新世界观和方法论以“两个结合”为内核的形成逻辑,可以发现它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马克思主义整体性的深化以及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思考等方面作出了新的哲学贡献。     

“拿来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初探——从《摩罗诗力说》到两个《艺术论》译本

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一文虽然写于一九三四年六月,但他“拿来主义”的实践和理论的萌芽却是很早的事,应该从《摩罗诗力说》算起。鲁迅先生的一生,可以说是“拿来主义”的榜样。但是,在社会主义的今天,仍然有人对“洋货”发生恐怖;也有人对“洋货”顶礼膜拜,鼓吹“全盘西化”。近来有人提出要引进外国文化,而一些人则感到震惊,认为技术、资金才能引进,文化怎能引进?因此,现在来探讨鲁迅先生的“拿来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并非多此一举。     

两个另类的“多余人”——《儿子与情人》中的保罗和《雷雨》中周萍之比较

周萍和保罗分别是中英文学作品之中具有俄狄浦斯情结的典型人物形象。从表面上看,人们通常不会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但运用比较文学平行研究方法和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对两个人物进行细致分析后,我们会发现他们在许多方面存在着相似性。这两个多余人分别反映了各自时代一部分人的共性,而且在更深的层面上,展示了整个人类社会生活中众多矛盾的一些方面。紧扣乱伦禁忌对二者进行跨文化的探索能让我们重新准确地审视他们的悲剧命运以及认识自己。     

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与国家理性成长——兼论“两个维护”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的历史文化渊源

党的十八大以来,为何要明确“两个维护”？“两个维护”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发展道路与中外现代化的历史和文化的发生发展规律具有怎样的自然逻辑渊源关系？与世界现代化规律一样,近现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一直在苦苦寻找其第一政治前提或曰第一政治推动力：国家理性成长。国家理性成长的核心要素是国家理性、权威政府和权威领袖的建构和维护。从“康乾盛世”后到抗日战争结束,中国共有五次实现国家理性成长的历史机遇,也有两次关于要不要国家理性的政治文化大争论,可是由于种种原因,现代国家理性没有真正确立,推进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政治能量非常有限。建设国家理性的历史任务落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身上。他们在根据地进行了初步尝试。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又经过了几次曲折的探索和讨论。党的十八大之后确认了“两个维护”并开展了配套改革,国家理性更加坚定地走在正确的轨道上,为近十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注入了强大的政治推动力。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质的规定性和量的表现是两个不同范畴——基于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另一种意义”的逻辑判断

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质的规定性内含在三个逻辑命题与一个隐含假定中。其"另一种意义",既不能理解为对其质的规定性的补充,更不能解释为对其质的规定性的否定,而应理解为社会必要劳动时间衡量商品价值的量的表现。如果将其质的规定性等同于量的表现,从而混淆两种规定性之间的内在差别,就容易造成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基本范畴的混乱。发现和总结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价值的量的种种表现在现代市场经济中具有重要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