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申府与新启蒙运动

新启蒙运动是为适应抗日救亡而开展的思想文化运动。兼有学者和政治家身份的张申府,积极参加了此次运动。他对启蒙的阐释,对"实"和"理性"的大力倡导,都显示了他作为哲学家的独特之处,他基于民族命运的种种思考,在新启蒙运动中得到展现。张申府对新启蒙运动有倡导之功,宣传之力,贡献突出。     

新启蒙运动的现代思考

20世纪30年代的"新启蒙运动"以对"五四"启蒙精神的继承为理论出发点,试图实现一种新的超越。它强调理性与知识和新文化的建设性,并以历史唯物主义为理为旨归,因之也具有了鲜明的政治倾向性与革命色彩。由于受到中国特殊语境的深刻影响,新启蒙运动被裹挟在救亡、革命的外套中,自由始终被遮蔽着。新启蒙运动作为本体论事实是不应忽视的,深入把握新启蒙运动从兴起到失败的过程,对于全面认识启蒙的复杂性、艰难性,对于未来启蒙的策略、走向、期待都是不无裨益的。     

新启蒙运动研究综述

新启蒙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左"翼文化人士在北平、上海等地开展的一场新思想运动。学术界对该运动的研究始于上世纪90年代初,主要集中在新启蒙运动的社会背景、发展过程、内容性质、终结原因、历史地位以及与五四运动的比较研究等方面。由于该项研究起步较晚,因此仍需加强相关史料的挖掘与考证,以拓展研究的广度和深度。     

论新启蒙运动

新启蒙运动是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化界发起的一次以弘扬五四精神为主题的思想文化运动。新启蒙运动高扬爱国主义精神的旗帜,号召一切爱国人士关注文化救亡,为争取抗战的胜利摇旗呐喊。"七七"事变后,新启蒙运动的战将各自奔赴抗战后方,新启蒙运动接近尾声,但它实已逐渐融入到了抗日战争的洪流中,并在实践上为抗战做了积极的思想动员工作。     

新启蒙运动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一个历史过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可细分为学理和实践两个层面的中国化。学理层面的中国化的推动力量不仅包括中共领导人,还包括党的一般理论知识分子以及社会精英。新启蒙运动过程中,新启蒙学者积极倡导“中国化”,使学术界形成了浓厚的“中国化”的学术氛围,为马克思主义学理层面的中国化作出了重要贡献。新启蒙运动推动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进程。     

新启蒙运动下的“新哲学”与自由主义

1936-1940年中国出现的新启蒙运动,被视为哲学上的一次大联合.这场运动的倡导者分属于马克思主义“新哲学”和自由主义两个不同的理论体系.二者对新启蒙运动性质的侧重点、核心概念、未来要建立的“新哲学”、哲学与人生及与社会等论题的理论取向明显歧异,但对这场运动的总体性质、基本内容及未来文化建构则达成一定共识.随着意识形态斗争的现实条件变化,二者的合作走向终结.可见即使是后人眼中完全对立的思想流派,实际上也曾有分有合,分合源于其思想学说有异有同,异同何者起主导作用,则取决于所处的现实条件.这对如何才能真正把握理论的发展趋向,并理解理论运用于实践所面临的复杂的事实层面问题,有启示意义.     

启蒙运动“自由”思想及其对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的影响

马克思早期思想发展受启蒙运动中“自由”思想影响较大。其中,苏格兰启蒙运动中的“经济自由”思想为马克思早期的人性自由研究奠定了基础,法国启蒙运动中的“政治自由”思想为马克思从政治解放过渡到人类解放的思想奠定了基础,德国启蒙运动中的“理性自由”思想为马克思“消灭哲学”思想奠定了基础。因此,考察启蒙运动“自由”思想给予青年马克思的影响对于理解马克思早期思想的发展脉络具有重要价值。     

论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新启蒙运动兴起的历史背景

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不断加剧,国民党政府文化专制主义政策日益加强,在亡国灭种的外患内忧催化下,唤醒了中国知识界先进分子的民族和民主意识。新启蒙运动是抗日救亡的要求,是反对封建法西斯的要求,是反思近代中国启蒙运动发展道路的结果。无论是从适应救亡的形势,反对国民党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政策,还是从文化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新启蒙运动都是势在必行的。     

新启蒙运动中的文化大众化思想及启示

新启蒙运动是在上世纪30年代兴起的反奴役、反礼教、反复古、反迷信的新文化运动,亦称第二次新文化运动或新＂五四＂运动。这场运动是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继承和发扬,在新文化运动没有实现的文化普及化、大众化领域,提出了更多的新思想、新理念。在文化现代化发展过程中,新启蒙运动中形成的文化大众化思想对其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新启蒙运动中的文化大众化思想,对于文化大众化的新发展,对于今天的社会主义文化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文化自觉下的延安时期新启蒙运动研究

新启蒙运动发生于民族危机日益加重的的历史时期,基于抗战、救亡的目的,知识界对之前的五四启蒙运动及中西文化进行了反思与重估,彰显了一定的理性精神与文化自觉。新启蒙运动之"新",主要体现在对五四的继承与超越、对传统文化的重估以及新文化综合观三方面。虽然新启蒙运动持续的时间比较短暂,但是由于在运动中知识界积极倡导文化的民族性、启蒙的大众化与文化的综合观,形成了一定的社会影响,为抗日战争的最终胜利作出了一定贡献。而且,在新启蒙运动中所确立起来的对待中西文化的立场、态度及理念,对于我们今天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仍然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吴宓与五四新文化运动

作为<学衡>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吴宓从文化保守主义的角度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批评,其主要观点有三个方面首先,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有过于追求实用和功利主义的倾向.其次,对他们把新文化运动强行纳入政治轨道不满.第三,吴宓对如何引进西方文化以及引进西方文化中哪些有价值成分等问题,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而作为吴宓等人思想之理论基础者,正是以白壁德为代表的新人文主义.     

启蒙主义与十八世纪英国文学

英国18世纪的社会文化生活与启蒙主义运动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18世纪前半期,以启蒙主义理性为核心的新古典主义思潮统治英国文坛,并促成了散文的兴盛和小说的兴起。诗歌的创作也呈现出散文化的特点。到了18世纪后半期,新古典主义思潮开始衰落,感伤主义开始流行,英国文学中也出现了感伤主义诗歌、哥特式小说等文学样式。     

《新青年》与现代白话文运动

《新青年》在现代白话文运动的兴起、发展乃至胜利的全过程中都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它凭借自身的舆论传播力量,运用各种传播技巧,催生了现代白话文运动,并使之迅速扩大;它促进了白话文理论的讨论和建设,使现代白话文理论从笼统走向精细;它催生了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文作品,使之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新青年》对现代白话文的宣传,在社会上产生了巨大影响,从而使现代白话文在短短几年时间之内,彻底取代了文言在书面语言中的正统地位。     

陕北近代史上的启蒙运动

陕北成为辛亥革命的早发地和新民民主主义革命的策源地和根据地，皆因在陕北近代史上发生了一次史无前例的启蒙运动。这场运动产生于陕北社会矛盾尖锐和资本主义经济初步发展的历史背景下，这场运动属于资产阶级性质的思想解放运动，它的领导者是辛亥革命的先躯，他们以发动新军参加革命来践行自己的理论。     

历史创造者对历史的再创造:修改“五四”历史记忆的一次尝试

虽然中外关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研究较多,但我们对五四的历史记忆仍然模糊,这部分是因为五四后不少人有意无意在修订关于五四的历史记忆。在这方面,许多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因常常说其所属的“家派”的话,虽大致是无意的但也影响了后人关于五四的记忆。而像国民党这样的政治力量更是有意为之,曾特别强化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国民党的关系,甚至说是国民党领导了这一运动。本文以《世界学生》杂志1942年的“五四特辑”为个案,探索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当事人这些历史的创造者在特意从历史角度纪念五四时如何有意无意地对历史进行了“再创造”。     

救亡语境下启蒙思潮的中国化话语论析——以抗战前夕新启蒙运动为中心

近代以来,中国思想界以文化救亡为使命,历经反复碰撞与考量,终于在以抗战前夕新启蒙运动时期形成了较为完整的中国化思想体系.该体系以依据论——根基论——主体论——途径论——目标论为框架,并在领导机制、激励机制、评价机制等运行方案上作出了大胆探索,为中国化道路的开辟提供了宝贵的理论支撑.     

近代湖湘文化与新文化运动——以李大钊所受近代湖湘文化的影响为例

湖湘文化对新文化运动的兴起有重大的影响。李大钊吸收了近代湖湘文化的代表曾国藩、谭嗣同、章士钊等的思想和学术,推动了新文化运动的发展。研究湖湘文化与新文化运动之间的关系,可以展示中国的地域文化对新文化运动的贡献,从而使人们更深入地认识新文化运动的特色。     

对阿多诺、霍克海默启蒙批判的几点反思

“启蒙辩证法”构成阿多诺、霍克海默启蒙批判的核心内容,尽管有其深刻与独到之处,但他们把对理性的局限性的批判变成了对理性的绝对批判。对启蒙的批判早在启蒙时代即已开始,哈曼与雅各比对启蒙运动的哲学基础的怀疑所显出来的思想深度并不亚于“启蒙辩证法”; 启蒙理性并不完全等于神话,它还具有“综合—分析”的方法论优势,这种优势导致霍布斯与孟德斯鸠的政治自由主义;启蒙理性也并不必然导致工具理性,对工具理性背后的科学主义、资本主义工商逻辑的批判如果依托一个混沌不明的价值立场,将无法预言与建构未来。     

五四时期新历史考证学的实绩和特点

新历史考证学在五四时期开始兴起。在新史料与新方法的支持下,古史考证率先取得了重要成果。新历史考证学在民族史、宗教史、历史地理学、科学史等研究领域均有明显进展。新历史考证学表现出了诸多新特点,其实绩为20世纪新史学建设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应当被视为中国史学科学化进程中的重要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