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诠释着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提供理论基础、认同基础和价值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及其各个时期的思想产物,在理论根基上使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得以充分论证和明确阐述;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所具有的丰富思想内涵和鲜明理论特征,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提供了坚实的认同基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思想价值、极具指导意义的实践价值,及其内在蕴涵的人文价值与人本精神,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建构的价值基础。     

危机与重构：董仲舒对西汉王权合法性的建构

西汉政权自建立起就一直存在着关于王权合法性问题的争论,所采取的一系列论证措施也没有获得社会各阶层的普遍认同,相反却导致了地方异姓诸侯与同姓诸侯的先后叛乱,产生了合法性的危机。董仲舒融合了儒家、法家和阴阳家等有关王权合法性的理论,从儒家政治哲学的视角论证了王权存在的合法性,王权统治的合法性,王权独尊的合法性,王权更替的标准和依据,以及新王＂受命改制＂的合法性,为西汉＂大一统＂的王权重新建构了一个合法性的根基。     

试论建国后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根基

合法性问题是政治学领域一个非常重要的研究话题,探讨的是一个政权或者一种体制得到被统治者普遍认可和支持的状态。在政党政治盛行的现代政治生活中,追求、拥有和维持合法性资源是一个政党或政党联盟延续其政权的基本条件。中国共产党自从1949年建政以来,为了巩固其执政地位,先后采取了不同的合法化方式和路径去获取合法性,呈现了不同的合法性资源的归依,分别是1949-1978年以意识形态和领袖个人崇拜为根基、1978-1997年以经济增长和政府绩效为核心、1997年以后以制度建设为主的多元化阶段。通过改革与创新进一步挖掘和吸收政治合法性的资源要素必将是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努力方向和奋斗目标。     

禹、契、后稷的感生神话：三代天命观的政治隐喻

《上博二·子羔》所载三代始祖禹、契、后稷感生神话的内在结构可能和三代天命观的结构演变之间存在内在对应关系,三王始祖的感生神话隐约表达出夏、商、周在论证其政权合法性过程中,可能有意造成一种殷比夏、周比殷更亲近天命的意图,这可能是在同一天命观念范式中论证王朝更替合法性时不得已而为之的必然结果,它们都可以理解为服务于王朝政权合法性论证的政治隐喻。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方式初探

延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其局部执政过程中,在政治体制模式、政权的组织形式、实现人民民主的途径和方式、权力运行的方式和方法以及巩固执政地位的前提等方面进行了进行了大胆而有益的尝试,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当时中国国情的执政方式和方法,极大地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能力和水平,取得了令人瞩目的巨大成就。这对于新时期巩固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社会整合与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基础

以政治合法性与中国共产党的社会整合功能的关系为基础,论证了社会整合对扩大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合法性基础,增强其执政能力的重要作用。通过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完成利益整合;通过“思想上建党”和发展工人阶级构成理论,扩大其阶级基础与群众基础,完成政治整合;通过构建马克思主义的主流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引导社会,鼓舞人心,完成文化价值整合。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思想的演变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思想纷繁复杂,本文从整体研究出发,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思想分为三个阶段:即1927年7月至9月的民权主义代表制度阶段;1927年9月至1935年8月的苏维埃政权模式阶段;1935年8月至1937年7月的走出苏维埃模式阶段。对每一阶段政权思想产生的原因、主要内容、发展轨迹和得失,都作了条分缕析阐释,论证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完成前中国共产党探索政权思想的经验教训。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思想的演变

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思想纷繁复杂,本文从整体研究出发,将土地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政权思想分为三个阶段:即1927年7月至9月的民权主义代表制度阶段;1927年9月至1935年8月的苏维埃政权模式阶段;1935年8月至1937年7月的走出苏维埃模式阶段。对每一阶段政权思想产生的原因、主要内容、发展轨迹和得失,都作了条分缕析阐释,论证了新民主主义政权理论完成前中国共产党探索政权思想的经验教训。     

从执政党执政的合法性看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政党执政的合法性,关系到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及国家和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倍受现代社会的关注.从政治合法性角度讨论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时期应加强其执政能力建设,从而巩固其执政合法性地位,保持政治制度合法性,防止和克服存在的合法性危机,维护政治稳定.     

论跳出历史的“周期率”

文章从三个方面论证中国共产党跳出历史“周期率”问题：一是指出了跳出历史“周期卒”问题提出的历史背景，即中国共产党取得全国局部政权一陕甘宁边区。二是论证了毛泽东为了使党永不变质而提出的正确对策，即“内外夹攻”的办法，使我们党在取得全国政权以前和以后，保持了无产阶级政党的先进性，三是提出了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如何使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即强调从严治党和加强各项制度建设。     

基于政治认同的党的执政能力建设

政治认同即合法性,是党的执政能力的一个核心构成要件,也是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一个重要考量指标。执政的中国共产党须应对因民主缺位、功能错位、价值断位、集团越位而可能萌生的合法性危险的挑战。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关键,是通过切实推进民主发展、准确定位执政功能、创新传统意识形态、提高制度设计正义性等多重路径建构党长期执政的合法性基础。这是巩固党的执政地位、维护执政安全的关键一环,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和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着力点。     

"三个代表"与党的执政安全

本文立足于中国共产党已成为执政党这一基本事实,从国际安全困境,意识形态困境,政绩合法性困境三个方面对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安全进行了困境分析,指出未来党执政安全的趋势存在向好和向坏两种可能,而实践好"三个代表"党的执政安全就会获得体制内的保障。     

政治理论的新境界

党的十六大的一系列文件 ,体现出党在政治理论发展上的新境界。现代政治就是政党政治。中国共产党之所以能成为革命事业和执政兴国的领导核心 ,就在于它有正确的理论 ,并能使其与时俱进。“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就是理论创新的最新成果。社会主义政治文明的提出 ,反映了党在民主政治建设上的创新。党在政治理论上的新发展 ,对进一步提高和巩固党的执政合法性具有重要的意义。     

统一战线与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基础的建构

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统一战线所具有的广泛性、全民性及其他一些特点。统一战线的这些特点,凸现了政治合法性的人民根源性。中国共产党作为统一战线的当之无愧的领导者,是中国革命历史发展的客观结果。统一战线作为中共执政合法性的现实社会基础,既有理论又有历史依据。中国共产党创设的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组织形式和中国共产党与时俱进的一系列保障和完善统一战线发挥作用的制度安排,是统一战线作为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现实社会基础的实现机制。     

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何以可能——“三个代表”的政治合法性解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对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的直接应答,政治合法性蕴涵是"三个代表"的应有之义.从政治合法性的层面解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有利于完整地理解"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消除"三个代表"研究的盲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从政治合法性的绩效性基础、意识形态基础、群众基础、法理型基础等方面论证了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政治合法性.     

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和党的先进性

中国共产党必须通过发展民主政治来有效维护执政的合法性,并通过发展党内民主来积极推动民主进程,发挥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优越性。民主制度的建设必须符合本国实际,关键是执政的中国共产党要坚持民主集中制,实施正确的领导,确保人民当家做主,在推动社会主义民主制度的建设上体现其先进性。     

罪刑法定原则的扭曲与再启蒙

罪刑法定原则自诞生以来就成为刑法上一项不可动摇的根本原则,对于限制国家刑罚权的恣意发动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换言之,罪刑法定原则对于保障国民的自由和权利起着不可攻破的屏障作用。但是,罪刑法定原则在立法上得到承认,并不必然意味着在司法上得到良好的遵守,罪刑法定的观念还远没有深植固化于人们的内心。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司法实践中,都出现了对罪刑法定原则的种种扭曲和误读,因此有必要对罪刑法定原则进行再启蒙。     

中国共产党执政资源论析

党的先进性资源、执政体制资源、合法性资源、组织资源以及历史资源是党执政的优势资源。但党的执政资源不是一成不变的,在长期执政的条件下,党的执政资源在不断富集的同时,也面临着诸多新的挑战,只有不断地整合和扩充,党的执政资源才能常在常新,与时俱进。     

论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群众基础的构建

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后注意扩大自己的群众基础,加强少数种族、青年和妇女工作,赢得了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在历次大选中能轻易问鼎,不战而胜,从而为其执政提供了合法性依据,进而巩固了自己的执政地位。人民行动党执政以后,致力于少数民族政治参与机制的构建;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后,鉴于青年越来越在新加坡社会中发挥作用,把其中的优秀人才吸收进人民行动党中来;在世纪之交,人民行动党面对日益涌动的民主浪潮和执政合法性的挑战,日益加强妇女工作,按照人民行动党的标准塑造他们的思想。     

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执政理念及实践特色

马克思主义政党建党学说一个重要的基本概念就是执政理念,它是政党获得执政权、拥有合法性的重墨前提条件。党的十六大以来,中国共产党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恪守执政为民的宗旨,遵循合规律性合目的性统一,实现社会和谐、全面发展,破除认识误区作为执政理念的建构原则,在实践中体现了鲜明的时代化、科学化、人本化的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