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学"与"王学"探析--兼与徐规、杨天保两先生商榷

从发生学的角度,《走出“荆公新学”》较早地对学界“新学”、“王学”互指现象提出质疑,但也存在偏重官学形式而将两者割裂的问题。实际上,从王学官学化、“新学”概念的由来、内涵及宋人态度等看来,王学与新学在历史上分别与两种“新学”概念相联系:一是见于史料、立于学宫、主要包括《三经新义》、《字说》的与“王学”存在差异的“新学”;一是由新经义、新字学、新学风、新学学派等四个构成,有官学、新经学、学派三种含义与“王学”完全等同的“新学”。虽然这两种“新学”概念在历史演变过程中最终被合一,但在具体的思想研究当中还是应该加以注意的。     

名家选本的初始化效应——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在宋代的流传与接受

《唐百家诗选》应是宋敏求、王安石合作编纂而成的,杨蟠是王安石追随者,本书初刊于杨蟠在温州太守任上,编者独归王安石一个,与当时新党新造王氏著作的风气相关。伴随王学影响,本书自北宋后期至南宋高宗朝,一直是诗家与诗话讨论的话题。南宋中后期,王学失势,而《唐百家诗选》一书仍流传甚广。由吕祖谦《宋文鉴》收本书王序及丽泽书院以此为教材之事看,书院与塾学教材的角色进一步强化了本书的权威地位,使之成为初学者必读之书。通过比较相关选目可见出南宋其他几种唐诗选本多受其影响,对多数读书人的诗学观念具有初始化的作用,江湖诗风的漫延与这一选本的作用也是有关系的。     

论王安石词风的形成

王安石词作不多且良莠参差,但其词作无论就涉及题材的丰富性及创伤风貌的独特性,特别是禅语词所占比重之多来说,在王氏以前并不多见。王安石填词是他词学观点的具体实践。王安石主张回复“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的创作道路,是东坡以诗为词的前奏。王安石的词学观点是建立于其诗化创作心理基础之上的,这是王安石词风诗化的根本原因。     

“不解丹青追世好”——苏轼论艺术创新

苏轼反对文学创作的雷同。他写的《答张文潜书》中有一段人们熟知的文字: “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於王氏。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於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同天下。地之美者,同於生物,不同於所生;惟荒瘠斥卤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 此则王氏之同也。”这一段文字是批评王安石的。王安石的一些散文,言辞犀利,说理透彻,不失为好的文章。苏轼认为,他的毛病“在於好使人同己”,要求天下人的文风和自己的一个样。这就使得文坛象盐碱荒滩,黄茅白苇,一望无边,十分单调荒凉。     

张纲《书》学资料辑佚及价值研究

张纲《尚书讲义》早已亡佚,辑录诸家所引可得5万余字。张刚训诂好析字拆词,以会意说形声,强拆同义词为说。训诂重字词之义理阐发,主以阴阳思想、道家之说、刑名之学解经。在方法和思想上直承王安石。考索张纲《书》学,可以研究其思想及渊源,探究王安石《书》学之影响以及当时之社会思潮。     

"辛派"与理学琐议

“辛派”的确立有着深厚的学术背景。“辛派”词人在学术渊源上多与“伊洛之学”有着若隐若现的因缘关系;而在词法方面,“辛派”“抟搦义理,劫剥经传”也多表现为运用经传语与理学语以入词。这不仅与当时崇尚“义理”的学风有关,而且与“辛派”中本身有许多理学家这一客观事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批朱与述王：季本解经的两重进路及其思想意义——以《大学私存》为例

明代中后期，王学内部讲学之风盛行，但阳明后学季本却不喜讲学，以重读书、擅解经著称，呈现出异于王门诸子的特质。其所著《大学私存》,既对朱子“格物”“新民”等思想展开批判，又借由对《大学》的新诠，为阳明的“格物”解确立经典依据，透显出从“批朱”与“述王”两重进路解经的鲜明特色。此对王学而言具有重要的思想意义：一方面，继承阳明展开对朱子的批判，通过辨朱学之“非”明王学之“是”,在讲学之外拓展了宣扬王学的形式，推动了阳明学的发展；另一方面，绾合经学文本与义理而为一，弥合阳明“以心解经”之不足，纠正了过分依赖讲学、轻视经典所导致的空疏之弊。     

试论王国维标举的“境界”之内涵

《人间词话》是近代学者王国维的一部词论专著。全书凡寥寥数千言,然其精萃之处,则在于王氏“拈出‘境界’二字”以为词作(乃至一切文学创作)的美学准则。该书开宗明义的第一句话,即“词以境界为最上”。换言之,境界之有无,直接左右着词作的美学价值。境界是词作的艺术魅力的泉源。王氏以“境界”为核心,构成他完整的词学理论体系。诚然,作为一个词汇,“境界”非王氏首创;作为论词之一见,“境界”亦非王氏为先。但王氏标举的“境界”,则为审美意象和词学理论上的探“本”之说,并自成体系。这在我国文论、诗论史上是独具风采的。那末“境界”之内涵究竟是什么呢?本文拟就此作一番探索。     

"内圣"还是"外王"——重新解析王安石讲学金陵的学术建构

北宋王安石讲学金陵时,其经学理念仍朝"内圣"方向深进.读《诗》治《书》,皆见道德心性.特别是他创新"礼乐之学",更弥补了前期"王学"在本体论上的诸多不足.同时,他继续坚持早年"为己之学"的立场,内求诸身;且精求义理,重析"仁"、"礼",以内统外,完成了力主"内圣"的"金陵王学".它与后世学者批判的对象--一种极富"外王"指向性的"三经新学",大有分别.     

王安石与弟纯甫书

这封家书是王安石的佚文,在过去文集中没有收集过。最近,江西省抚州地区收集王安石的有关资料时,在本地区东乡县上池大队王旗的后裔所保存的《上池王氏族谱》中发现。原信共两封,这次发表的是第二封。此信写于元丰乙丑(元丰八年,即公元一○八五年)七月十六日,即王安石死前九个月。纯甫系王安石的幼弟王安上的字。题目     

略论王安石的民本思想及其对变法的影响

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是什么?或曰儒家,或日法家,或曰“大明法度、众建贤才,”或曰“抑止兼并,富国强兵,”或曰“平均思想,”国内外还有“社会主义”说。近来,笔者绕过诸家争议,对王安石的政治思想构成作了一些具体考察,清晰地看到: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民本”思想,在王氏思想体系中具有极重要的地位,并被王安石作为政治实践中的基本指导思想。那么,是否可以说:王安石变法的指导思想,其实质仍不过是传统的民本思想呢?今不揣浅陋,略述管见,以希智者教正。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主要发展阶段及其特点

魏晋南北朝《诗经》学是经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重要时期,具有明显的时代特征。今文三家《诗》衰微,《毛诗》一统天下,《诗经》的文学特性得到更多关注。魏晋与南北朝《诗》学又各具特色。魏晋《诗经》学存在郑学与王学之争,论争激烈;南朝《诗经》学注重阐发义理,北朝《诗经》学注重名物训诂。     

明清之际王学“清谈误国”论质疑

学界对阳明学哲学内蕴的阐发,多致力于挖掘王学的“庶民性”,更有论者将其与西方“启蒙”概念相比附。余英时认为王学是“得君行道”不得而“觉民行道”,也有着觉醒下层的意蕴在。然而,除去对王学文本分析和讲学研究之外,学界对王门后学与国家之间的行迹研究,实际上却着力不多,基本沿用旧有话语表达,“清谈误国”论即为显例。明末清初流行的“清谈误国”论认为王学袖手谈心性,使明王朝陷入危机乃至崩溃,而这其实有着特定的历史语境,不可抽离来界定王学的性质。王学兴盛时,也是明王朝边患剧烈之时,考察王门后学在抗倭中的作为,以及边将翁万达的经历,可以发现,王门后学以国家为己任,勇于任事,履艰危,能自竖立,以志节振拔于一时,远非所谓“清谈误国”可涵盖。因此,弄清晚明清初“清谈误国”论的来龙去脉,可以为进一步讨论王学的历史进程及其与社会国家的关系奠定基础。     

王安石建构“春秋学”的交游策略

透过王安石的早年交游,可以发现:一是他基于"太原王氏"后裔的宗法情结,常与王令、王回、王晳、王曙王益柔父子等同姓交往,主动吸纳同宗"家学"系统中的"春秋"养分;二是他任职地方,在政治边缘地带以中下级官员身份,广接孙觉、常秩、丁宝臣等"春秋学人"。日经磨砺,他基本建成一种"反正"宋初主流"春秋学"(以孙复为代表)的"王氏春秋学"。不过,由于缺失政治、知识和话语策略的综合支撑,"王氏春秋学"对于后起的"断烂朝报""黜《春秋》"等政治谣传,皆不能形成有力防卫、抗辩和强势反击,以至于真实的"王氏春秋学史"也终被埋没无踪。     

名人谜诗拾趣

苏东坡的影射诗宋代文学大家苏东坡喜制谜语诗,他和王安石持不同政见,曾以《花影》诗影射王氏新党的起落情况。诗云:“重重叠叠上瑶台,几度呼童扫不开;刚被太阳收拾去,却教明月送将来。”此诗惟妙惟肖地明吟花影,又逼真传神地暗射王氏。一句指王安石于熙宁二年(公元1070年)拜相执政,换了一帮人马;二句指保守势力尽力撵王下台未果;三句指王安石被罢相。其诗灵机自运,意旨诡秘,神韵盎然,堪称谜语诗精品。曹操的药名诗相传曹操有一次得病,请名医华佗医治。他欲试华佗之才,先写好一首药名谜语诗:“胸中荷花兮,西湖秋英;夜空无云兮,初入其境;长生…     

论王安石“择术”与“理财”思想的统一——王安石熙宁变法思想轨迹寻问

继胡瑗"明体达用"之学与范仲淹"庆历新政"的革新政令之风,王安石是北宋开讲论道德义理之学风的第一人.他坚持"经术者,所以经世务"的经世致用思想,其义理道德性命之学和经世之术在荆公新学中相互发明.王安石主导的熙宁变法是历史上试图将"内圣"与"外王"真正结合于社会现实的划时代变革,在王安石变法中,以"回向三代"为标志的"择术"思想与作为治国核心的"理财"思想是相互支援,且互为表里的.     

王安石新学哲学的创立

王安石新学的建立具有坚实的哲学基础。首先,从王安石对太极、道、天名异而实同的规定、道的特性界定可以体认出其哲学逻辑结构是太极、道、天→阴、阳、冲气→五行→人物的模式;其次,王安石从天道下行人道、从人的性命安顿体认出性命之理和道德之意,在对孟子、荀子、扬雄、韩愈四子人性善恶之辩缺失分析之后,提出与礼乐结合并当于理的情之发动;再次,王安石提出新故相除说,不仅明确万物运动变化的趋势,亦是其变法的理论支撑。王安石的性命之理、道德之意为理体学的开创起着推动的作用,其《三经新义》亦开出转训诂之学为义理之学的先风。     

从政事到学术:徽宗时期王安石批判的重心转变

王安石在哲宗朝所受到的批判主要是关于其政治作为,对其学术的聚焦及系统批驳则至徽宗朝才出现,这也是北宋晚期激烈政治斗争的产物.自宋哲宗亲政开始,蔡卞、章惇、蔡京等人将王安石学术作为"绍述"之政的理论基础,反在士大夫印象中加深了王学与弊政的联系.徽宗时期,那些穷尽常规政治手段反对蔡京之政的一部分士大夫仍未放弃抗争,他们不仅提出了对神宗以来政治史的新看法,而且还集中力量攻击王安石学术,并希冀以此唤起君心、改变时局.这些在野士大夫的著述及交流活动,构成了北宋晚期批判王学的时代动向.考察这一动向的形成过程,以及钦宗朝廷对此动向的应对,有助于更加准确地展现陈灌、杨时等人批判王学的效果及意义,并探究两宋之际王安石学术消隐的确切原因.     

"永嘉之乱"前后之琅琊王氏政治

“永嘉之乱”给琅琊王氏政治带来了两个转折,一是其家族成员与朝廷政治之关系更加密切;二是西晋南渡后,琅琊王氏成为东晋政治的实际的操纵者。但琅琊王氏政治势力的急剧膨胀,不仅使其内部的部分成员比如王敦等人有了觊觎朝廷政权的野心,而且也引发了其他士族群体对琅琊王氏政治的猜忌与怀疑,这就使得琅琊王氏政治在朝廷裁限以及士族抵制的形势下艰难发展。但琅琊王氏政治之基础毕竟是根深蒂固,其家族政治统治在整个东晋政治进程中仍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囍”字的由来

相传,二十七岁的王安石赶考途经马家镇,见马家门上挂一只走马灯,灯上闪动着这样一些字:“走马灯,灯走马,灯熄马停步。”显然这是一副上联,王安石口称“好对!”遂赶考而去。在考场,王安石交了头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