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社区中的青年文化表征

网络的兴起打破了传统社区中私人空 间领域和公共空间领域间的界限,使这两 个"场域"之间的关系不断交叉、共振与融 合,成为改变民众社会生活方式的重大影响力。网络的快速发展,同时开创了一种区别于现实社会生活的公共空间--网络社区空间。这种空间具有开放性、平等性、个体选择的自由性以及体现个性     

没有公众的公共空间:北京大栅栏院落调整中的国家与个人

本文采用社会学干预的研究方法,在北京大栅栏的院落空间调整中讨论了公共空间的含义与公共重建的问题。与西方将公共空间作为具有政治或社会意义的公共生活不同,大栅栏的居民从所有权出发将公共空间定义为国家财产,又在使用中逐渐侵占并瓜分了这些在管理上被忽视的国家空间。这既是住房等公共服务欠缺的结果,也被历史形成的国家与个人关系所建构,公共空间因此充满了各类行动者在日常生活与社会实践中的互动。本文将介绍两个强干预的社会行动案例,它们分别以“孵育社会生活”和“划分公私边界”为思路进行院落空间调整实验,但前者失败,后者成功。结论部分对此进行反思并指出,公共重建需要调整空间中的国家与个人关系,并建立公共空间使用的规则。     

近代中国"公共领域"中的"文学公共空间"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属于跨文化研究的理论范畴.在近代中国"公共领域"建立、发展、演变的过程中,公共领域一开始就表现出明显的政治性质,在此基础上文学逐步摆脱对政治的依附关系并形成了相对独立的"文学公共空间".作为一个理想模式,文学公共空间应当是一个独立自主的,广泛参与的,自律、理性而又多元、宽容的交往对话空间.它是发表作品的阵地、文学传播的载体、争论的讲坛、作家聚集的核心,各种思想、观点、主张借此进行多元、理性、批判性的对话和讨论,进而,以此空间为核心的文学群体、流派得以凝聚壮大,新的文学思想观念得以产生,从而促进了文学整体上的发展.     

政治哲学视域中的公共领域

从政治哲学视域看,公共领域是一个与公共权力、市民社会、私人领域等诸多概念重合且具有多重意蕴的复合概念.它是一个介于国家与社会之间并调和沟通二者的意见地带;是以公众为主体,以维护公共利益为目的,以自由和公开的表达为保障的社会交往空间;它通过公共舆论对公共权力进行批评和监督,以实现国家与社会之间的良性互动达到维护公共权力合理性和合法性的根本目的.这种政治哲学的解读对于解决学术界长期存在的对公共领域理解的歧义、混乱和矛盾具有多方面的理论意义.     

和风、韩韵与中华魂 传统公共庆典的东亚文化景观

庆典仪式作为某种文化空间塑造物,为社会创造了文化领域的公共产品。和风、韩韵与中华魂,作为东亚传统庆典景观的形象表述,反映了三个民族的审美取向、文化自尊与提升国家软实力的愿景。在文化交流空前频繁的时代,善于运用文化软实力的重要性越发凸显。通过对比东亚地区大型公共庆典个案——日本三大祭、韩国宗庙祭礼与中国公祭黄帝陵大典,分析三国对历史文化的演绎经验,提出以节庆文化为载体,软实力为内核,从而培育"中华魂"凝聚力与感召力。     

浅论“公共空间”中的“文学空间”

社会生活中的"公共空间"是多元存在的,其中也存在着一个文学空间.媒体所营造的公共空间中的文学空间是由作者、编辑出版者、读者共同参与构成的一个开放的"公共性"空间.在这个空间中可以进行自由的讨论争鸣,媒体改变了作者的创造状态.在新文学的传播中,这一空间改变了读者的审美趣味,消费习惯,这又反过来影响着报刊风格,及审美趋向.本文试图理清"公共空间"理论与文学研究的契合之处,对文学公共空间的一些理论问题作一初步探讨.     

宗教、公共生活与全球化——访普林斯顿公共神学家马克斯·斯塔克豪思教授

2006年6月,香港浸会大学举办了题为"宗教价值与公共领域:公共宗教的中西文化对话"的国际学术会议,20多位来自中国大陆、香港、台湾地区以及欧美从事宗教研究的学者与会,提交的论文涉及宗教的公共性、公共空间中的宗教价值、宗教多元化与公民社会、神学与公共生活等议题.     

论虚拟秩序

虚拟实践的产生,使虚拟秩序成为当代哲学中的一个新命题.虚拟秩序是虚拟实践者基于网络空间的技术性体验和理性设计而形成的一种群众秩序和一种合规则的关系状态,具有显秩序和隐秩序双层结构.从表面上看,网络空间的自由性不利于虚拟秩序的生成,但是虚拟秩序指向的合目的性、演进过程的规律性以及虚拟实践者的良知和内外压力,使网络空间的秩序得以可能.虚拟秩序的生成是"自在"性与"自为"性的统一.政府与公众建立在公共协商基础上的虚拟秩序供给,最大限度地满足了虚拟实践者对平等性和包容性的诉求,为虚拟世界的多元化主体创造理性协商、规范参与的空间.     

近代中国公共空间的生成历程

近代中国公共空间的形成得益于前后几代公共知识分子的连续不断的努力,这种努力是围绕着一条中心线索,即首先是提出了君民共主的议会制作为官方主导的公共空间,基本理念是民本;戊戌维新时期公共空间正式生成,核心理念是民权;孙中山则提出了"三民主义",大大丰富了近代中国公共空间的内涵,为公共空间的正式形成奠定了民族、民权、民生的理念前提.在"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中国的公共空间真正具有了民主的内涵,从而完成了近代中国公共空间的发展历程.     

社会工作实践的空间意涵与启示——基于英美和中国台湾地区的实践经验分析

社会工作在实践中大多注重对服务群体相关社区历史、政治、文化等因素的考量,对物理空间的关注相对较少.这导致社会工作实践中常忽略社区居民的社会人文关系特质与物理环境空间的关联,可能会给专业服务的执行带来负面作用.事实上,Booth早在19世纪就将空间的地理信息概念应用于社会工作领域,并形成了社会工作的"绘图"传统.后来英美及中国台湾地区社会工作实践中依然有少数社会工作者选择通过GIS软件协助将空间意涵应用于社会工作之中.因此,大陆社会工作需重拾社会工作实践空间意涵的传统与经验.     

正义的领域及其缺陷--女性主义对罗尔斯正义论的批评

罗尔斯的正义原则是否适用于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这是女性主义批评罗尔斯正义论的一个重要话题.罗尔斯对该问题的论述存在着矛盾,他既承认家庭是社会基本结构的"某种形式",又认为正义原则不应该运用于家庭领域.女性主义认为这种矛盾源自父权制传统与自由主义的"两分法",这就需要解构"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二元对立结构,将正义原则的运用范围从"公共领域"延伸到作为"私人领域"的家庭,在实现家庭正义的基础上,保证社会基本制度的正义性.     

公共领域的异化:哈贝马斯视域中的"公共性"危机

哈贝马斯对于公共性的关注,是基于近现代的社会背景提出并加以讨论的。从批判功能上说,它被称之为“公共性”;从存在空间上而言,应为“公共领域”(即政治公共领域),它处于私人领域与公共权力领域之间。“公共性”观念不仅具有解释性功能,而且具有批判性功能。由于私人领域的扩展或公共权力领域的膨胀,因而存在这样的发展趋势:公共性过多,公共领域忽视并削弱甚或侵占了私人的权利;公共性过少,公共领域当中秘密日益增多,批评的公共性失去了其原则力量。也就是说,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相互渗透导致社会国家化、国家社会化同时发生,因而公共性处于危机之中。其中,哈贝马斯最为忧虑的便是社会的国家化,因为它将致使公共性原则及其批判功能不断消解致使公共领域异化,真正的公共领域将不复存在。     

公共领域的论理与生活世界的沟通——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的两个基本进路

哈贝马斯市民社会理论有两个基本进路:历史形态的类型学分析与规范理论的论证性重构。这两个进路与其沟通行动理论有着内在的关联。从理论史的角度看,其市民社会理论涵括了从历史形态的类型学分析到规范理论的论证性重构的发展过程。公共领域的论理与生活世界的沟通有着理论上的承继关系和相似性。在元理论层面,其市民社会理论的两个进路据以立论的理论根据不尽相同。从公共领域到生活世界,其市民社会理论完成了从主体性到交互主体性,从策略行动到沟通行动,从以言取效行为到以言行事行为的重大转向。理论重心则从"现实的沟通共同体"的比较研究转向对"理想的沟通共同体"的批判性重构。     

论中国当代公共行为文明的价值内涵

在西方和中国学者的政治社会论述中,现代公共领域概念涵盖了政治公共领域、文化公共领域和日常生活的公共领域三个相互关联又各具独立性的论题,其中日常生活的公共领域与当代中国人的生存现实最为切近。中国当代公共行为文明的构建蕴含着三个依次递进的价值原则:基于利益纽带的工具性价值,在自主意识与伦理责任之间达成均衡的"健全的个人主义",以及基于"健全的人道主义"的公共精神。     

论艺术产品的公共性与私人性

"艺术产品"概念取代"艺术作品",揭示了艺术研究已经纳入到社会文化生产、公共行政管理和广泛的公共领域,超越了美学、艺术史的认识基础和理论范式,不免引发各种新旧观念、学术阐释、公共权利和私人权利的矛盾。为解决当下的艺术问题,迫切需要对艺术性质的再认识和新价值评估体系的建立。本文凭借公共选择理论"公共物品"、"私人物品"的两分法,以视觉艺术产品为对象,将其拆解成"实物"、"著作权"、"观念"、"著作人身权"四部分,来认证艺术产品的公私权界,得出了艺术产品是准公共物品和"优效产品"的结论,肯定了其公共属性的权重意义。并通过对文化价值的深入定性剖析,确立了艺术产品的基本价值评价参数和切实可操作的价值描述方法,为政府扶持艺术和艺术产业化运作提供决策依据。     

平权措施、正义与应得

"肯定性行动"(affirmative action),也译作"平权措施",指的是自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来美国政府采取一些积极措施,以增加历史上由于种族或性别因素而受到排斥的少数群体在就业和入学中的比例.肯定性行动自实施以来,在美国引发了激烈的公共辩论.正义与应得的观点是肯定性行动的公共辩论中的核心概念,本文尝试以这两个概念为中心重新梳理这场辩论.     

青年会与民国初年浙江的社会公益教育

新史学兴起的积极效果之一便是淡化了历史学与社会学的边界,人力车夫、舞女、传染病人等"小人物"或"弱势群体"都成为史学界关注的热点.本文拟根据学界尚未使用过的新资料,对民国初年青年会在浙江的扫盲运动,做一详细的论证.文章认为,从董景安到晏阳初、陶行知,民国初年浙江基督教社会公益教育从单纯依赖社会发展到社会和国家共同参与,建构了一个以社会公益教育为主题的公共领域.在此公共领域中,随着失学的贫儿和贫民受教育权利的被满足,平民教育的倡导者们所期待的一个真正的"国民"正在形成中,由此,真正的"民国"亦在形成中.     

公共舆论与权力网络——以1930年代前期《大公报》、《申报》为例的考察

权力应该倾听公共舆论,但权力也往往试图控制公共舆论.1930年代的<大公报>"星期论文"和<申报>"自由谈"作为其时两种类型的公共舆论,就深刻地彰显了公共舆论与权力网络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本文具体地考究了这两份报纸、两个专栏与国共两党的关系亲疏,这种亲疏如何内在地塑造公共舆论的价值立场与话语方式,公共舆论与政治权力发生冲突以及冲突之解决的过程如何细致地体现了舆论与权力的悖论关系,进而讨论中国式公共舆论的独特性格与历史命运.     

公共领域在中国的异化趋势分析

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是由相互联系的三个方面构成:公众、公共舆论、公共媒介与公共场所。批判性是公众通过公共媒介或公共场所在公共领域中活动的精髓。在当前中国的公共领域仍处于吁求、发育的阶段,但由于市场经济商业化的冲击和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公共领域已呈现出异化趋势,集中体现在四个方面:休闲化、商品化、大众化和私人化。未来中国公共领域的架构需要从国家和公民二个层面同时进行,进一步明确国家职责的定位,重塑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     

论哈贝马斯的"实践话语"理论

哈贝马斯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问题出发引出了他的"话语"理论,并基于实践与技术的区分强调了话语的实践性质,提出了"实践话语"的观念。在这种实践话语中,话语参与者以语言为媒介,针对共同生活世界中的公共议题,为了论证规范的有效性而进行提议、批判、争论和证明,从而达成了具有普遍有效性的合理共识。这样,在公共领域中,他所提出的这种实践话语理论就将伦理话语、道德话语和政治话语这三个维度内在地融合在一起,从而成为多元的价值主体之间形成合理政治共识的一种可能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