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生态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

生态正义系人类在维护全人类的生存权益和满足生态保护愿望的基础上,遵循生态系统自身发展规律的一种正义追求。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要理念,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和习近平外交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生态正义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相互促进、密切关联,具体体现在价值取向、伦理认同和实践过程三个层面。当前,国际社会仍存在不少阻碍生态正义和人类命运共同体实现的因素,唯有以生态经济超越生态霸权主义,以生态道德解构人类中心主义,以合作协商推进低碳主义才能进一步完善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推进人类社会文明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蕴含着“人道”“共享”“正义”“和谐”四大伦理价值,且它们构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人道”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基础,“共享”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核心,“正义”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本质,“和谐”伦理精神是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旨归。这四大伦理价值充分体现了人类共同体理念的伦理价值意蕴。     

现代性社会的伦理命运与道德困境

现代性社会以世界祛魅、个人主义、价值多元、未来主义为主要特征,这导致其伦理命运是价值神圣性的丧失、人伦共同体的失落、道德相对主义的无能、合理的传统资源的抛弃.其"道德谋划"也因对道德形而上学的拒斥、对伦理制度化的过分钟情、对美德伦理的遗忘而陷入困境.     

构建命运共同体——中国外交的新思维

随着中国自身的发展,中国政府适时抓住国际社会变化新趋势,提出了构建命运共同体的外交新理念。构建命运共同体是世界各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也是中国主动承担国际责任、谋求与世界共同发展的正确选择。命运共同体作为包括中国人民在内的全世界人民的共同愿望和梦想,是世界不同性质、不同大小国家之间的最大公约数,包含平等互信的新型权力观、合作共赢的共同利益观和包容互鉴的文明观。长期以来,中国在国际安全、经济和人文等领域始终践行着命运共同体的理念,赋予了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深刻的国际外交价值,推动了世界的发展和进步。     

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中韩命运共同体”:对韩国舆论的分析

相较欧美舆论,韩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关注度较高,态度更为中立、积极。其关注动机有两点,一是对中国外交路线、中韩关系、国际新秩序探索、国际合作等议题的高度关切;二是对文在寅政府依循该理念提出的"中韩命运共同体"的关注。韩国舆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促进地区和平与一体化、加强文化价值传播、增进人类健康福祉等方面抱有期待,亦在"中美争霸"、新"天下秩序"、民族主义等多维度存有疑虑。为扭转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韩传播时呈现的抽象化、单向化倾向,中国应重视该理念与韩国重点关注议题与主流价值——如"东亚共同体"、多边主义、朝鲜半岛和平机制、环境卫生合作等的话语对接,在全球合作抗疫的背景下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对外传播。     

杜威“民主”思想价值维度之探讨

杜威以道德伦理价值为民主的逻辑起点和价值目标,提出了以“民主共同体”为理想的政治哲学思想。杜威的“民主”和“民主共同体”思想体现了人的价值和尊严,符合社会道德传统。深厚的道德伦理观念,是杜威的民主思想不同于当代其他哲学家思想的特色所在。     

习近平新时代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理论来源、背景及意义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深化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基础上,以国家间的利益汇合点为基础,强化共同利益维度,通过共享利益强化共担责任意识,最终形成利益共同分享、责任共同担当、命运紧密相连的外交理念,旨在与国际社会共同建设一个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为未来中国外交指明了方向,向国际社会表明中国未来的发展方向,更为国际社会带来亟待解决的全球治理新模式。     

伦理学基本理论问题新探

伦理就是社会角色配置之道,人们把对社会角色配置之道的认识与体悟现实化就成为"道德"。道德的本质就是伦理的现实化,现实化有三种形态,一是现实化为社会道德规范,二是现实化为个人道德品质,三是现实化为具体道德实践。伦理总是对一定时空范围的社会共同体而言的伦理,我们把特定伦理适用的时空范围称为伦理时空。伦理关系的本质就是自我主体与他者主体之间的价值关系。哲学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应当是"伦理理想与道德现实的关系"。正义是具体条件下最能够实现共同体价值最大化的价值。道德正义有四种涵义,一是指道德规范的正义性;二是指作为美德的正义感;三是指道德实践领域的正义,即道德行为主体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之间的均衡。四是可以作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总原则的规范。我们将对金规则的解释合起来就是:"以人为人、助人成人;人道人宜、非人非宜。所宜所欲,不宜不欲。"     

伦理学基本理论问题新探

伦理就是社会角色配置之道,人们把对社会角色配置之道的认识与体悟现实化就成为道德。道德的本质就是伦理的现实化。现实化有三种形态:一是现实化为社会道德规范,二是现实化为个人道德品质,三是现实化为具体道德实践。伦理总是对一定时空范围的社会共同体而言的伦理,我们把特定伦理适用的时空范围称为伦理时空。伦理关系的本质是自我主体(self-sujects)与他者主体(other-subjects)之间的价值关系。哲学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应当是"伦理理想与道德现实的关系"。正义是具体条件下最能够实现共同体价值最大化的价值。道德正义有四种涵义:一是指道德规范的正义性;二是指作为美德的正义感;三是指道德实践领域的正义,即道德行为主体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之间的均衡;四是可以作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总原则的规范。我们将对金规则的解释合起来就是"以人为人、助人成人;人道人宜、非人非宜。所宜所欲,不宜不欲。"     

伦理学基本理论问题新探

伦理就是社会角色配置之道,人们把对社会角色配置之道的认识与体悟现实化就成为"道德"。道德的本质就是伦理的现实化,现实化有三种形态,一是现实化为社会道德规范,二是现实化为个人道德品质,三是现实化为具体道德实践。伦理总是对一定时空范围的社会共同体而言的伦理,我们把特定伦理适用的时空范围称为伦理时空。伦理关系的本质就是自我主体(self-sujects)与他者主体(other-subjects)之间的价值关系。哲学伦理学的基本问题应当是"伦理理想与道德现实的关系"。正义是具体条件下最能够实现共同体价值最大化的价值。道德正义有四种涵义,一是指道德规范的正义性;二是指作为美德的正义感;三是指道德实践领域的正义,即道德行为主体的道德权利与道德义务之间的均衡;四是可以作为一切道德规范的总原则的规范。我们将对金规则的解释合起来就是:"以人为人、助人成人;人道人宜、非人非宜。所宜所欲,不宜不欲。"     

论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基于“中国方案”的视域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对于人类命运共同体作出了诸多重要论述。习近平的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既是一种外交战略、价值理念,同时也是中国对于世界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给出的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治理方案。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思想有其自身的独特含义,它体现了我国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同时也为世界的进步发展贡献了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中国方案",有利于促进中国和世界的和谐发展。     

构建核安全命运共同体的几点思考

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是中国在核安全领域提出的新理念。虽然实现这一理念面临诸多挑战,但是从共同体实践模式、国家合作、共同利益观和全球治理的角度来看,核安全命运共同体是具有可行性。打造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可通过以下途径实现：扩大国际合作范围,深化国际合作方式;强化国家责任,提高国际道德和共同体意识;积极推进核安全体系建设;培育核安全文化,增强核安全意识。     

论科学共同体“冲动的合理体系”

科学共同体作为科学研究和发展的主体,在科学认知过程和社会发展进程中愈来愈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科学共同体通过实体“义务”的伦理诉求、“德-得相通”的道德机制、“手段-目的同一”的价值逻辑、“义利合一”的道德取向,建立伦理冲动一科技冲动的合理体系,使伦理冲动、科技冲动由差别达致契合,在科学共同体实体的伦理意志与伦理行为中实现科技与伦理的良性互动,推动现代科技的进步,促进人类社会的可持续发展。     

“人类命运共同体”语境下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

国际法在长期的实践当中存在着价值理性弱化的困境,价值理性的趋弱使得国际社会忽视国际法在国际治理中的地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出世为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带来曙光。当前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已初具影响力,国内政策报告已有初步的系统阐述,该理念在联合国决议中多次出现,表明人类命运共同体在为国际法提供"价值指向"方面有极大的发展潜力。人类命运共同体语言系统中的诸多表述对于国际法价值理性的增进皆有启示意义,从内部形态塑造来看,该理念对于"善治"价值中的"合法性""善意遵守"皆有指导性的表述,从外部环境改良来看,该理念可与"合作"价值下的风险防范、角色定位两方面相联结。为确立具备可操作性的国际法价值理性增进路径,中国、国际组织乃至全球国家都需要扮演好相应的角色,为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指引下增进国际法的价值理性而努力。     

道德共识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伦理建构

现代性所构筑的理性世界,以及启蒙时代以降生成的“普世伦理”,并没有为人类全体确立真正的、共同的伦理道德共识。人类是否能从“交往—实践”与“伦理—观念”的双重维度中建构起命运共同体,成为这一历史时代的“时代之问”。确立道德共识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伦理建构的基本方式,旨在协调人类复杂的交往关系。立足于历史唯物主义发掘人类道德共识的利益根源,超越元伦理学中道德相对主义与道德普遍主义的论争,从“渐进道德共识”与“未来道德共识”相统一、“底线道德共识”与“终极道德共识”相一致、“自发道德共识”与“自觉道德共识”相协调、“境遇道德共识”与“一般道德共识”相适应的致思进路出发,即从时序、性质、生成状态与实践四个层面着手确立道德共识,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伦理道德层面的可能路径。     

共享发展理念下的农村命运共同体建构

农村命运共同体是对农村伦理共同体的扬弃。当前,传统权威的肢解、乡土意识的弱化和个体的“原子化”构成农村社会转型的集中表征。社会转型严重打破了传统的聚合形式,造成了农村交往行动的无序化、组织形态的碎片化和价值观念的异质化。共享发展理念对于回应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发展困境具有积极意义,它也为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建构提供了新的理路。在共享发展理念的导向下,农村命运共同体的建构必须推进如下工作：在政治文化层面,推进基层协商的发展与包容文化的社会内化;在经济发展层面,确保发展的均衡性与公共服务的实效性;在基层治理层面,积极创设“合作治理”的农村发展模式。     

人类命运共同体：社会性别视角的阐释

作为全球治理的中国方案,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建基于实践进程的治理范式,导向一个符合人类共同善的美好未来,而社会性别视角也可以为人类理解并破解全球治理难题提供洞见。建立社会性别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合理链接,可以发现,在批判主流治理范式、倡导全球治理变革、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及达致理想社会等方面,二者存在共同立场。人类命运共同体涵养着最朴素的基于性别平等的平等观念,还原了共同体逻辑的性别维度,进而指向内蕴性别因子的全球正义伦理,成为平等、正义、关怀的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呈现出治理的真实图景,在无政府状态、全球治理和共同体当中,为女性从缺席到在场的转变提供了必要和可能。以联结逻辑审思对立逻辑,人类命运共同体编织出安全的关系网格,关注个人生活和人之命运。人类命运共同体寻求普遍的伦理共识,这一全球正义伦理建基于朴素的性别伦理,生发出具有包容性的整体主义伦理情怀,切近通向理想治理图景的有效路径,使两性关系、人的生命、国家命运趋向光明前景。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之维

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种政治要求,也是一种伦理诉求,内含了诸多伦理价值和伦理精神。新时代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一项浩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从伦理价值的社会源头发掘其坚实基础,更需要把这些伦理价值落实到相应的具体社会实践中去。探寻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依据,是新时代丰富民族理论的新尝试,旨在从伦理价值、伦理精神与伦理路径上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族理论。共生、友爱与团结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价值,具有导向作用;包容、互助与尊重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精神,具有价值支撑作用;责任与发展作为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伦理路径,具有具体的实践功能。     

论企业行为中伦理代价的克服

企业在追求和实现自己的经济目标时 ,难以正确地处理好与内外利害关系 ,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 ,不可避免地要产生违背社会道德要求的伦理代价。只有通过强化企业经营管理中的伦理理念 ,强化社会舆论的道德调控机制 ,强化规范企业行为的制度化道德保障 ,强化企业人的道德素质和伦理责任 ,才能实现企业的最终价值———经济目标与伦理目标、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的有机统一。     

习近平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多维解读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提出的重要理念，成为备受人们关注的时代课题。从理论来源、时代发展、价值诉求、实现路径等方面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进行解读，具有深远的理论和现实意义。着眼于理论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根源于马克思的部落共同体、虚幻共同体、自由人联合体等共同体思想；着眼于时代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是对马克思共同体思想的逻辑承接，也是马克思共同体思想发展的时代选择，还是解决现代全球性问题的中国方案；着眼于价值层面，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价值诉求在于建立持久和平、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普遍安全、清洁美丽的世界；着眼于实践层面，从摒弃殖民主义和霸权主义的冷战思维、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创新性发展、树立以新发展理念为指引的全球发展观出发，探寻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实现的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