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蜀史研究的新篇章——记“巴蜀的历史与文化讨论会”

一九八六年,是巴蜀史研究取得可喜进展的一年。自从新华社报导了去年在四川广汉县三星堆遗址的考古重大发现后,引起了关心巴蜀史研究的专家、学者们极大的兴趣。人们踊跃参加由四川省历史学学会,四川省社科院历史研究所、川大历史系等十单位联合发起,在四川广汉县召开的首届“巴蜀的历史与文化学术讨论会”。来自北京、四川等八省市的历史、考古、语言、民族学、人类学。以及地质、水文等方面的专家、学者共120余人参加了会议。从11月3日到6月,与会者围绕着巴蜀的族属与源流、巴蜀的历史与文化两个中心议题,各抒已见,相互切磋;对不少问题都有新的阐述,标志着巴蜀史研究揭开了新的篇章。笔者仅就会议讨论的一些问题,作扼要的评述。     

巴蜀文化的一些特色——第一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结束致辞

2011年8月18日至8月27日,由蒋经国学术交流基金会、中国宋庆龄基金会、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共同主办、四川大学合办(历史文化学院承办)的第一届两岸历史文化研习营——巴蜀文化在四川成都举行。这是一项由台北中研院黄进兴院士、四川大学罗志田教授和中研院史语所李孝悌教授共同主持的学术计划,旨在透过实际的田野考察和文献解读,使学员对巴蜀地域所表现的中国文化有现场的体认,并促进两岸青年文史学人深入而密集的知识交流与激荡。研习营师资阵容以中研院史语所和四川大学为主,并请到成都蔡氏中医馆、美国堪萨斯大学、中山大学和北京大学教授襄助,讲座内容丰富,学员的实地田野考察从远古的三星堆文化到当代的成都茶馆,晚间则有专职助教指导研读相关的文献资料并展开讨论。这里刊发的是罗志田教授在最后综合讨论中的发言。     

从考古和文献资料看巴蜀文化与周边区域文化的交流

巴蜀文化同中华民族其它区域文化——齐鲁文化、吴越文化、楚文化、滇文化一样,自有其特质和发展轨迹。巴蜀文化到它完全融汇于华夏文化之时,已走过了两千多年的发展历程,它的下限学者们定为西汉前期。从文献材料中的蚕丛、鱼凫、杜宇、开明等到三星堆考古系列,为我们展现了古代巴蜀文化较为清晰的脉络。古代活动于四川盆地的巴蜀两大民族所创造的具有鲜明特征的物     

“巴蜀文化暨三峡考古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年来,随着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的惊人发现,以及配合三峡工程上马而进行的对三峡库区的抢救性发掘,古老的巴蜀文化再次成为学术界的研究热点。为进一步推动巴蜀文化研究,2004年11月20—22日,由中国先秦史学会与西南师范大学联合在重庆举办了“巴蜀文化暨三峡考古学术研讨会”,来自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四川、湖北等13个省市的近百位专家学者出席了这次会议,专家学者围绕巴蜀文化和三峡考古等议题,各抒己见,新见迭出。现将主要内容综述如下。一、关于巴人的来源王善才(湖北文物考古研究所)认为,巴人起源于鄂西清江流域的长…     

段渝研究员

段渝研究员的新著《政治结构与文化模式———巴蜀古代文明研究》（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最近由上海学林出版社出版。该书是作者在古代文明尤其是巴蜀文化研究领域中多年辛勤耕耘所获得的成果。它的出版,引起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以及文化学界的密切关注,受到同行权威专家的高度评价。人类学家、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李绍明研究员认为,该书“可谓独树一帜,对巴蜀文明的来源及发展作出了可成一家之言的多方位、多视角的诠释”,“对三星堆出土文物所反映的文化现象的诠释,对巴蜀古酋邦制的说明,对早期城市的形成与发展,对巴蜀文明…     

王灼研究的新成果──简评《王灼集校辑》

在璀灿丰富的中国传统文化中，不少地域性文化极具特色，因而显得特别重要，如齐鲁文化、荆楚文化和巴蜀文化等就是如此。近年来日见丰富的出土文物，证实了巴蜀文化不仅历史悠久，文明程度极高，而且精湛绝伦，引人注目，三星堆及成都附近的文物发掘，简直新人耳目，轰动了文化界。此外，作为巴蜀文化的重要构成部份，云蒸辈出的巴蜀精英和他们那些别具一格的人文著作，是那样的辉煌耀眼，独具特色。近日由四川省遂宁市蓬溪县政协刘安遇、胡传淮整理校辑的《王灼集校辑》就是林林总总的巴蜀文化精英的著作之一，日前已由巴蜀书社出版发行。…     

论巴蜀树神崇拜——兼论司马相如等人的“赋家之心”

广汉三星堆出土的仿植物树型青铜器似属宗教范围的“树神”而非属巫术范围的“神树”,反映了远古巴蜀民族的树神崇拜意识和独特的巴蜀文化。这种原始宗教崇拜意识通过“精神的隔代遗传”在汉赋大家司马相如等人的作品中得到表达。     

从神话到现实——三星堆和古蜀国

古史关于古蜀历史的记载如凤毛麟角，杨雄《蜀王本纪》也只是搜罗了一些关于古蜀历史的传说，难以勾勒出古蜀历史的大体轮廓。对今天研究三星堆文化及巴蜀文化具有重要参照价值的《山海经》鲁迅先生都视之为“盖古之巫书也”。因而，前人治古蜀历，大都只能上溯至春秋战国时期，就连年代较为久远的唐代大诗人李白，也只能发出“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的喟叹。     

整合力量、拓展领域、推进巴蜀文化研究转型——嘉陵江文化旅游资源学术研讨会综述

近年来．四川的巴蜀文化研究可谓人才辈出、硕果累累。为推进巴蜀文化研究的转型、实现研究力量的整合和拓展学科的研究范围及领域．使四川史学研究再创辉煌，2004年12月26日至27日，四川省历史学会、西华师范大学在南充西华师大行政会议室联合主办了嘉陵江文化旅游资源学术研讨会暨四川省历史学会常务理事会．会议由西华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具体承办。     

弘扬中华文化 光大巴蜀文明——巴蜀文化史研究会在蓉召开座谈会

以“弘扬中华文化,光大巴蜀文明”为宗旨的巴蜀文化史研究会,于9月8日在蓉召开座谈会。50多位到会专家、学者就巴蜀文化史的研究工作进行了讨论。会上。杨析综同志就巴蜀史研究的重要性作了讲话。他指出,研究巴蜀文化,应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既要站在史学研究的高度,考察巴蜀文化作为中华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其流传、演变和吸收外来文化的情况,又要结合现实,研究四川在改革开放中如何发扬巴蜀优良文化传统,根除历史沉淀带来的消极影响和防止外来没落文化的侵蚀,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供智力支持和思想保证。     

“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暨巴蜀文化研究规划会议”在成都举行

“四川省巴蜀文化研究中心成立暨巴蜀文化研究规划会议” ,于 2 0 0 1年 4月 5日在四川省社科院讲演厅举行。来自省内各科研机构、高等院校、文博馆所、新闻出版部门、党政机关等单位的 1 50余位专家、学者应邀出席了成立大会。中共四川省委副书记席义方、四川省政协副主席章玉钧、中共四川省委宣传部副部长殷建中、原四川省人大主任杨析综、四川省社科院院长侯水平等领导到会祝贺并发表讲话。席义方同志在讲话中 ,首先代表省委、省政府对中心的成立表示祝贺 ;强调指出 ,中心应积极组织力量 ,做好巴蜀文化研究课题规划 ,在四川省巴蜀文化研…     

“大足石刻与巴蜀文化”座谈会概述

10月9日,本刊编辑部在大足县与大足石刻博物馆部分同志举行了座谈。参加座谈的同志有大足石刻博物馆馆长郭相颖、副馆长陈明光等同志。副县长曾祥昆、县委宣传部长龚智等同志也参加了会议。会中宾主双方就“大足石刻与巴蜀文化”议题交换了各自的看法。会上提出了一些对大足石刻透视的新角度、新观点。通过交流,与会同志认为:大足石刻艺术是巴蜀文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反映了古代巴蜀文化与中原文化、楚文化、以及外来的佛教文化有机地结合和创造性地再现。大足县石刻分部很广,但其精品集中在宝顶山、北山、南山、石纂山、石门等地。其中     

张正明先生与巴蜀文化研究

张正明先生在长江文化和楚文化研究领域有着很高的造诣,这已为学术界所熟知,然则张先生对长江上游的巴蜀文化也有着精深的研究.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祭祀坑"青铜制品群的重大考古新发现震撼了学术界,其中大量的青铜人物、动物雕像以及金杖、金面罩等珍贵文物,为国内考古界所未见,更为历代文献所未载,这就使学者们不得不认真思考这批文物的文化因素的由来.我于1989年3月写成一篇题为《古代中国西南的世界文明--论商代长江上游川西平原青铜文化与华北和世界古文明的关系》的论文,是提交当年11月在河南开封举行的中国先秦史学会年会的参会论文.     

“三星堆遗址器物断代暨巴蜀文化研究”座谈会综述

“三星堆遗址器物断代暨巴蜀文化研究”座谈会综述若地一九八六年，广汉三星堆遗址两座祭祀坑被发现。出土了一大批以青铜人像及金、石、玉器为代表的古蜀文化遗物，当时震惊了世界，发掘简报将这批器物所代表的三星堆文化的年代定在商代晚期，古蜀文明的断代上限因此被上...     

巴蜀文化述略

巴蜀地区是中华文明的重要发源地之一,是中国西部长江上游的古代文明中心。巴蜀文化研究不仅具有深远的学术理论价值,而且对于深入探析长江上游的历史文化,也有重要的意义。 一、巴蜀文化概述 “巴蜀文化”作为一个命题,是在20世纪40年代初正式提出来的。从40年代初到80年代末,学术界对巴蜀文化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古代史(尤其先秦史),考古学、古文字和民族学方面。80年代末90年代初,一批学者注意到巴蜀文化在整个历史时期显     

从近年来新发现的考古材料看古蜀史

成都方池街、岷山饭店、指挥街、十二桥、青羊宫、广汉三星堆,近几年来不断发现古蜀人的遗址和遗物。这些都证明了古蜀在三、四千年以前,(?)有了比较发达的巴蜀文化。产生巴蜀文化时的水土、自然环境、人民、族属究竟是怎样的呢?近几十年特别是近几年的考古调查、发掘和对历史文献的研究回答了上述问题:古蜀时期的成都平原为湿润、炎热的亚热带气候。广大的平原内河湖密布,浅丘起伏,森林广布,野生动物繁盛。人们在这样的条件下从事农业、家畜饲养和渔猎活     

巴蜀文化研究趋向平议

作者提出，在重视研究巴蜀文化自身发展衍变的客体性实践进程的同时，尤其需要对前人的巴蜀文化认识论的发展变化这一主体性思维进程加以研究。发端于本世纪４０年代的近代巴蜀文化研究，在其思维定势上形成了一些误区：如对史料的望文生义、望音生义、用传说强合历史，以及用社会发展史框架硬套巴蜀历史等。巴蜀文化研究需要开辟新途径，这包括需要对史料重新给予科学审视的新疑古派、宏观文化学派以及引进新的研究方法。     

三星堆考古与中国古史传承体系

三星堆考古打破了沉寂多年的中国上古史研究中对于古史传承体系的讨论,一是对古史记载的古蜀及其传承体系显示出对应性的考古信息,二是对探讨古蜀与中原文化的关系也提供了新的线索。古蜀虽然远离中原,却在其古史传说当中保留了大量与中原文化交流、交往的历史痕迹,其中一些“史实素地”可能来自中原,也有一些更具神话色彩的传说则可能来自古蜀自身。将三星堆文化在内的四川上古时代一并纳入这个传承体系加以考察,不难看出文献中的古蜀世系传承体系与来自不同地区、不同族群之间交往、交流和交融的历史背景有着密切关系,也和考古信息之间互有联系。三星堆考古还与《山海经》等古籍所载有关巴、蜀、楚的古代文化特征有所关联,从不同的文化来源上为考察三星堆文明的形成过程提供了可与文献互证、互补的新视角。     

天府之根：宝墩文化述略

宝墩文化中的石器制造、制陶工艺、筑城技术、大型建筑基址布局、小型建筑营造方式、稻粟种植、家猪养殖等,皆深刻影响了之后的三星堆文化以及以金沙遗址为代表的十二桥文化,可谓古蜀文明的主源头,是当之无愧的天府之根。宝墩文化以八座大型聚落古城为代表,展现了古蜀文明在初创时期强大的文化生命力,使得三星堆文化有了根源,完善了古蜀文明发展演进的脉络,具有非常重要的历史意义。     

三星堆与上古中国的青铜礼制

器用现象是上古中国青铜礼制的本质体现。三星堆文化器用现象可见“同形”“列器”“三件套”三种,这是该文化青铜礼制形态的基本特征。三星堆文化中“夏器”器用可能多遵循了“夏(列)器夏礼”,“夏器夏礼”在古蜀文明中的延续与绽放,是中原地区礼失而求诸野的又一例证。同形现象是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三星堆文化中的同形现象是“同形商礼”的体现,表明三星堆文化与商文化青铜礼制同频共振。三件套现象是三星堆文化青铜礼制的特质,是“蜀礼”的根本体现。三星堆青铜礼制形态与特质的揭示,首次从礼制角度表明了古蜀文明是上古中国大地上多种文明融合之产物,进一步证明了古蜀文明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