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族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基于契约理论的研究

西方主流经济学以大型公众公司为研究对象建立了一套成熟有效的公司治理理论体系,而家族企业的一系列特性决定了其公司治理理论与传统的公司治理理论存在着根本性的差异。该领域至今尚未建立起一个全面系统的理论框架来解释家族企业公司治理中特殊的逻辑关系和动力机制,尤其是在中国经济社会大背景下的家族企业公司治理研究几乎处于空白。基于委托代理理论构建契约理论模型,既能够对家族企业治理模式作出深入的解析,也有利于构建新的理论思想。通过契约理论模型研究可以发现,家族委托人可以利用显性的契约治理与隐性的关系治理相融合的治理系统有效地解决企业内部的委托代理问题,两种治理机制之间具有替代性。这种双系统治理机制可以降低委托代理成本,提高代理人努力水平。研究结果进一步表明,家族代理人与职业经理人在不同工作类型下努力程度存在差异,进而证实了家族企业公司治理机制存在着独特的合理性和优越性。     

家族企业的"家族式治理":人文制约抑或理性选择?

我国当前家族企业的“家族式治理”的诸多特征不能归因于儒家传统文化的制约,而是家族成员(尤其是家族企业主持人)在制度信任缺失情境下理性选择之结果。首先,家族企业一旦由家庭、家族生成之后,由于受企业场域逻辑的要求以及市场理性的制约,在治理模式上更加理性化;其次,家族成员之间也存在一种契约,“自己人”关系更加理性化;再次,在获得一定的信任后,“外人”也能成为“自己人”,这也是家族企业用人模式的另一“理性选择”;最后,家族企业的文化解释的效度主要体现在家族企业的控制权和代际转承上,而家族企业治理层面上的其他诸多特点并不是文化制约之结果。     

代理理论与管家理论:家族性委托代理关系的研究

家族性代理问题在家族企业研究中是一个有待于深入的议题。主流经济学认为由于家族企业所有者与管理者利益的一致,所以代理成本为零,或者仅有微乎其微的代理成本。在对主流理论假设修正的基础上,从委托人的角度分析了利他主义、所有者控制、所有者管理对代理关系的影响,从代理人的角度分析了代理人管家倾向对代理关系的影响。这种双边分析的结果揭示了家族性代理问题的产生机理和影响因素。     

社会资本、治理结构与家族企业代理问题

传统委托代理理论对于家族企业代理问题的研究忽视了家族企业成长的动态性和代理目标的多元性,而且缺乏对家族企业外部代理问题和相关治理的关注。本文从治理范围和治理方式两个维度,将家族企业的委托代理关系分为四种类型,并提出了家族企业的社会资本治理模式。在社会资本治理模式下,家族企业应对企业内部和企业外部采取不同的委托代理安排:在企业内部,对于家族经理人员,用"价值观治理"来超越个体的"权威治理";对于非家族经理人员,通过泛家族化构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的长期信任。在企业外部,应当通过扩展的家族企业网络来降低代理成本,提高组织的交易效率。     

家族治理合理性的制度分析

家族企业治理模式最突出的特点是:企业的所有权与经营权统一于家族内部,家长式的管理风格和企业内部的高度信赖与忠诚。这些特征使得家族企业产生出一套与非家族企业不同的运作规范与原则。从制度经济学角度来看家族治理的合理性就在于:降低了委托代理成本,减少了企业创立和经营中的事前和事后交易成本,优化了企业内部的契约关系。     

信任资源、产权制度和家族企业代际传承的演化

在特定的市场环境、文化环境以及特有的家族信任资源、泛家族信任资源和人力资本产权制度下,中国家族企业创立初期所能选择的委托代理契约只能是一种关系性契约。这种关系性契约作为非正式契约,由于具有较低的市场交易费用,在家族企业代际传承中最易移植。因此,家族企业的代际传承成为一种较佳的选择,虽然最终代际传承必将被规范化的职业经理市场选择所取代。     

伦理治理与标准治理: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双重机制研究

家族企业是以家族关系为基础构建的关于企业产权的契约结合体,基于非正式制度的伦理治理和基于正式制度的标准治理是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的双重机制。本文在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体系的分析框架下构建了一个双重机制模型,从激励、约束和决策等三个方面分析了伦理治理和标准治理的治理效应,指出家族企业要提高其内部治理效率,应该相机选择内部治理机制的组合模式,并采取相应的优化措施建立有效的激励机制、约束机制和决策机制。     

基于"家族理性"和广义"利他主义"的家族企业内部信任冲突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家族企业在迅速发展的同时,其内部也面临许多冲突.例如,有些家族企业急需职业经理人但又不敢引进,害怕利益被侵占,或者引进职业经理人后双方冲突不断,最终不欢而散.很多学者从文化、契约等角度来探讨这些冲突背后的原因,并取得了很多的成果.本文试图以"家族理性"为理论假设,以家族企业中家族利益与企业利益之间的广义"利他主义"关系为对象,分析家族企业内部信任冲突的机理.     

家族企业信任治理模式选择的博弈分析

信任可以降低交易成本,是构建家族企业核心竞争力的主要因素,利用信任机制解决控制权以及相应的索取权是家族企业治理的核心问题.家族企业从可持续发展经营理念出发,选择与内外环境相匹配的信任机制,可以实现长寿.关系运作是当前中国信任的主要机制,由此产生的家族信任治理是初创阶段的必然选择,随着信任范围的扩展与作用机理的变化,治理模式将呈现出由家族治理向共同治理演变的趋势.     

浅议我国家族企业的用人之道

对于家族企业,世界学者界定各异,但基本看法一致,即家族企业的基本属性是“家”。所谓家族企业就是家族拥有企业全部或大部分的所有权,企业主要领域由家族成员经营或控制的一种企业形态。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兴起的家族企业时间较短,处于发展的初期阶段,内部管理带有浓厚的家族色彩,采用的是关系式治理。我国家族企业关系式治理存在着诸多用人机制的弊端第一,家族企业中“任人唯亲”现象严重。以血缘、亲缘、姻缘和地缘为基础的共同利益是家族企业凝聚的纽带和创业的动力。家族企业内部重视“关系”,其成员的挑选往往首先来自于经营者的同宗、…     

特殊集体主义的固守、弱化与契约形式演化

浙江家族企业,成为浙江经济发展活力的源泉。本文从研究社会文化对契约形式选择的影响入手,提出家族主义这种特殊集体主义在浙江家族企业中的继承、固守和弱化对家族企业契约形式的选择有决定性影响,随着企业中特殊集体主义被个人主义稀释,契约形式自然演化,从而推动浙江家族企业的成长和发展。如果企业家转化契约形式的能力不足,家族企业就会停滞甚至衰亡。     

家族第二代参与管理与企业业绩下降: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经验证据

以家族企业为代表的民营经济在我国经济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家族企业的重要特征是家族成员参与企业管理。家族管理可以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家族成员对于家族声誉和财富的珍惜可以使其更加努力工作,因此家族管理有助于提升业绩。以我国2002—2010年家族企业为样本的实证研究发现,家族成员参与董事会和管理层对于家族企业业绩有显著的提升作用。进一步研究发现,由于第二代继承人难以继承家族创始人的特殊无形资产,因此第二代参与管理与企业业绩存在显著的负相关关系。     

中国家族企业内部冲突分析

中国家族企业在发展过程中面临许多冲突,如家族成员冲突、传承冲突以及职业化冲突等.本文尝试以"家族理性"为理论假设,以家族利益与企业利益之间的广义"利他主义"关系为分析对象,来探讨家族企业内部冲突机理.     

企业家社会资本与家族企业的融合研究

现有的将社会资本分成社会金融资本、社会人力资本、社会网络资本和社会文化资本的研究,虽有启发意义,但难免有泛化之嫌。鉴于此,笔者对企业家社会资本重新作了厘定,并以非正式制度补充正式制度的视角对家族企业作了分析：企业家社会资本的正向运作有助于形成对称性信息、对称性信任,有益于泛化家族网络、家族理性,有利于降低信息成本、代理成本;家族企业所有人和经营人在运作社会资本中达成的“关系契约”可通过关系曲线加以描述：企业家社会资本与企业家个人能力、泛家族理性、对称性信息、对称性信任、制度性信任等因素正相关。     

中国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创新研究

中国家族企业的内部治理结构具有明显不同的特征 ,由此赢得了某些方面的特殊效率 ,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家族企业的竞争力。但是随着企业的发展 ,其家族管理的缺陷也日益明显。创新中国家族企业内部治理结构就是要对所有权与经营权进行合理安排 ,并使之制度化、系统化     

“诺布效应”的逻辑与超越

在哲学实验中著名的“诺布效应”,基于道德判断天然地遵守着一种贸易特征的机制和原则：以收益最大化的个体愿望,达成与他人的等价交换,或者说,以与他人的等价交换,实现个体收益的最大化。它彰显出社会行为中的利己主义,以及否定和扬弃利己主义的努力,正是二者的冲突与对话,实现了利己主义与利他主义的平衡,达成了个体与社会的契约,使社会成为可能。利己主义的超越,意味着人在努力摆脱自然的束缚,获得更多的自由,实现更大程度的解放。     

突破家族企业职业经理人治理绩效评价的误区——家族雇员治理模式的调节作用

目前在我国,家族企业对于经济总量的贡献越来越大,家族企业的治理与可持续发展也越来越受到关注。引入职业经理人对家族企业绩效究竟有没有提升作用?国内外的学者目前得出了无法统一的结论,有的甚至认为有负向影响。之所以会产生以上莫衷一是的结果,是因为现有研究在做出评价时,忽视了家族雇员会影响职业经理人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亦即,家族企业对于经理人的治理能否提高企业绩效,还取决于与此同时家族企业是如何治理家族雇员的。这一发现,为家族企业如何在对于家族雇员和非家族雇员这两类不同类型代理人的治理中实现权衡,提供了一个全新视角。     

国外家族企业集团代理问题探析

从世界范围看,与分散持股企业比,家族控股股东的存在是更普遍的现象,这种企业形式面临着与分散持股不同的代理问题,即家族的大股东与外部小股东之间的利益冲突。而在家族企业集团中又存在着大股东控制的结构与小股东控制的结构,小股东控制的结构在某种程度上会使代理问题更严重,以致降低企业的价值。所以我国在家族企业的发展中,对小股东控制的结构要采取慎重的态度。     

家族企业发展中的软约束:两种类型及其危害

家族企业有两个基本特质:一是在领导人产生机制上,实行基于特殊关系的亲亲原则;二是在企业治理机制上,实行基于唯亲观的人治原则。这两者都是滋生软约束的沃土:一者,家族成员往往把企业资产视为家族财产,把企业业务看作是家族事务,把满足成员对组织的期待看得比组织的成长更加重要,从而产生了严重的财务软约束;二者,家族企业往往因亲情至上而缺乏一般性的管理规范,以致治理往往具有很强的随意性,从而引发了治理软约束的泛滥。这双重软约束还滋生出各种非法行为,从而严重限制家族企业的成长。     

家族影响对企业绩效的作用——以“去家族化”争议为背景

“去家族化”是当今家族企业最为关注的热点之一.“去家族化”是指家族对企业的影响由大变小乃至消失的过程.针对我国不断有知名家族企业进行“去家族化”,以及“去家族化”是家族企业必然趋势的舆论,考虑相关理论研究欠缺的不足,文章提出了分析“去家族化”如何影响企业的理论结构.即从家族影响模型出发,先分析家族影响对员工组织公民行为的作用,以心理所有权为中介变量;再分析家族影响对企业绩效的作用机制,以组织公民行为作为“影响——绩效”过程中的传导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