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四时期话剧的崛起与沉沦

五四时期,现代话剧是自觉地担负起超出审美需求之外的历史任务而诞生的,在与旧戏和文明戏的顽强斗争中,开始了它全新的生命历程。但是由于启蒙者的理想和接受主体的能力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差距,使这种以引进西方文明为主要内容的话剧艺术难以得到中国社会的普遍认同。从而决定了“五四”话剧由崛起必然走向沉沦的历史命运。这段历史的经验教训对于中国当代话剧面临的“危机”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略论“五四”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

“五四”时期很多运动,其中新文化运动的成绩是最为突出的。在此以前,是旧文化和旧民主主义文化;而在此以后,新民主主义的新文化则占了主导地位。在这样的文化大转变中,中外文化交流起了极为重大的作用。研究、总结“五四”时期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及其历史经验教训,对于当前我们正在进行的广泛的中外文化交流,无疑是有现实意义的。一“五四”时期的中外文化交流,具有这么几个不同于中国以往中外文化交流的特点:首先是这一时期中外文化交流具有前所未有的规模,全方位地引进外国文化。到鸦片战争为止,我国历史上的文化交流基本上是地域性的,而非世界性的。即中国文化基     

中国传统社会文化的近现代变革

面对中国传统社会文化在近代的深刻危机,中国社会曾作出了种种回应,选择了种种的发展道路和模式,其中, 中西古今之争是一个重要的主题。而从“中西之争”到“古今之争”的演变是人们对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危机与中西社会文化关系的认识不断深化和推进的表现,它典型地展示了中国近现代社会文化变革的一个轨迹。同时,它也在客观上提出了由民族历史和民族文化走向世界历史与世界文化这一新的重大时代课题。     

“边缘人”和“零余者”的悲歌

在中国现代小说中,塑造了一系列“零余者”和“边缘人”形象,他们实际上是“五四”时期及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群受着压迫开始觉醒而自身又带点病态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传统文化的血脉、国家落后挨打的现实、异域文化的诱惑冲击交织着生命情感的痛苦,谱写出了这些“边缘人”和“零余者”的命运悲歌。     

追求科学:丁文江与科玄论战

追求民主和科学,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使命,也是他们的历史。 丁文江是中国追求科学的先躯者之一,他为现代中国的科学事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发起科学与玄学论战(简称科玄论战,又叫“科学与人生观论战”),捍卫科学,反驳中国的现代传统主义,使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这在中国的科学史上,在中国的思想史上,在中国的文化史上,都具有一定的意义。 一、论战的背景 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冲击了中国的传统文化,特别是在文化的意义上更是如此。伴随着空前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产生了中国现代传统主义。 正是在五四时期激烈的反传统主义的冲击下,觉醒了的中国人进一步认识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危机。     

毛泽东在中国的历史命运

毛泽东在中国的特定历史时期,尤其是20世纪60年代以来,经历过被“神化”到“人化”的历史命运,毛泽东从被诋毁到“重返人间”,在一定意义上映照了特定的人们在一定历史时期的文化心理,表达了特定的人们对毛泽东的思维走向和情感倾向,表征了特定的人们的精神现象。     

反叛与承继:五四人物与文化传统

本文认为,“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具有必然性,其动能来自传统文化内部,不能归因于“五四”人物的个人意愿;“五四”倡言反传统的人其实都是获得过传统文化的滋养、领略了中国文化精微的学者,他们建立在对传统深刻理解基础上的反传统具有极大的号召力,并容易使人忽略他们与传统本有的联系;“五四”时期反传统具有普遍性,胡适并不是那个时代的一个例外。     

中国女性文学中“房间”意象的历史嬗变

在中国封建社会时期、五四时期、新时期的一些女性文学中大量存在着“房间”这种意象。随着时间的演进,“房间”意象在女性文本中也呈现出相应的历史嬗变:从封建社会的宫院·闺阁·织房等到五四时期的幽灵塔·傀儡之家·空屋,再到新时期的虚构之房·隐秘之房·现实之房。不同的“房间”意象却包蕴着一个同样深邃的文化意蕴:作为女性生存见证、女性抗争诉求的真切象征的“房间”意象表现出一代代女性对社会文化、历史传统的深思和反省。     

关于“五四”反思的反思

“五四”运动过去70周年了,其影响是如此深远,以致于海峡两岸和大洋彼岸的华裔学者们都要年复一年地纪念它,需要从对于“五四”的反思来确定其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走向的看法。有人把“五四”运动和“文化大革命”联系在一起,认为“五四”学者的激烈的反传统主义乃是为中国传统的“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所支配;也有人虽然肯定“五四”提倡科学与民主,却反对“五四”打倒旧道德,强调传统的道德伦理至上主义的现代意义和世界意义;还有人批评“五四”强调文化的时代性而忽视民族性,认为“五四”学者由于其占主导地位的意识是反民族主义的,因而难以提出正确的文化方案。本文试对上述观点作一“反思的反思”,以廓清人们对“五四”学者所作的某些隔膜的椰揄和不合史实的判断,并阐明笔者对于中国文化的现代走向的看法。     

中国文化研究七十年

五四时期的文化研究跨越了器物、制度层面而深入精神世界,涉及伦理道德、价值观念、人生意义及生活习俗等,出现了新青年派、守旧派、调和派之间的激烈论争,其中以新青年派影响最大。五四运动以后,各个阶级、阶层从不同的层面继续探究,共产党人介绍和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建设无产阶级文化;孙中山迎合时代,形成了新三民主义,他逝世后,不同派系的国民党人从政治需要出发引申附会孙中山学说,莫衷一是,造成了文化观的混乱;中间状态的知识分子在具体的学术研究中辛勤耕耘,取得了不少成就,东方文化派则主张用东方文化补救西方文明。新中国成立后,马克思主义成为文化研究的指导思想,各个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在“左”倾思想的影响下也出现了一些偏差。粉碎“四人帮”以后,思想上拨乱反正。近年来,围绕着中国现代化问题而出现的“文化热”,反映了人们的历史深思和向前开拓,具有深刻的思想性和建设性。     

论辛亥前的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

19世纪上半期，西方现代文化伴随着炮火大规模涌入中华国门以后，中国传统文化的各个层面逐步出现了裂痕，作为精神文化深层结构的国民性问题也逐步进入人们研究反省的视野，至19世纪末20世纪初终于形成一股颇有影响的改造国民性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趋于高涨。改达国民性理论思索的逻辑进程作为中国近代编年史的开启标志，1840年无疑是一个扣人心弦的岁月。之后，丧权辱国之事接瓜而至。时代的变迁和国运的转折，迫使中国人从各自不同的认识层面上进行反思。从此，关于中国民族特性的认识，包括对中国人现实命运的反思…     

中国现代哲学是中国哲学史发展的新阶段

<正> 在中华民族从古到今5000年的历史中,有两次社会大变动时期,一次是春秋战国时期,一次便是近现代时期。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思想活跃的盛况,是中国哲学史上的学术高度繁荣的时期。到了近代,由于经济、政治、文化的落后,遭受西方列强的侵略,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出现了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近代中国的先进思想家都在寻求“救亡图存”的道路。辛亥革命推翻了延续2000多年的帝制,五四运动掀起了文化变革的     

《论语》的法律价值取向

一、问题的提起由若干片断章节汇纂而成的《论语》,竟然由此衍生出一种源远流长、独具特质的古代东方文化体系,这确乎是世界文化史上的一大奇观!这种文化现象一方面表明《论语》本身蕴涵着深刻的文化力量,另一方面也反映了以《论语》为“母体”的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系统的内在生命力。当然,历史发展到十九世纪后期乃至二十世纪上叶,在近代西方文明的激荡下,儒家文化体系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儒家传统处于一种持久的危机状态之中。“20世纪的中国似乎完全可以成为一片荒原,成为一个中国传统的思想方式遭到非难,被迫尽全力进行自卫的时期”。这种状况似乎构成了传统     

文明与传统的交战——论沈从文的道德观

尽管沈从文是一个在二十年代中期以后才步入文坛的作家,但这一命题的时空延伸应该推向“五四”。“五四”时期的中西文化融汇明显带有“偏至”,对西方文化的全盘引进吸取和对传统文化的全面否定,构成了现代文化初始建构期的基本特征。从二十年代中期以后,随着现代中国革命的深入,从文化领域密切注视中国出路的知识分子,也不能不注意如何将西方文化的引进同中国的实际国情结     

关于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结合问题的研究

应该说 ,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或传统文化的关系并非 2 0世纪 80年代以后才提出的新问题。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已有近 1 0 0年的历史 ,在这不平凡的百年中 ,马克思主义要在中国生根、开花、结果 ,必然要和中国固有的文化传统发生这样或那样的关系。由于如何认识和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民族文化的关系直接影响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和命运 ,致使它长期以来成为人们思考和探索的焦点。许多政治家、理论家和一般学者都作了长期而艰苦的理论探索和实践 ,并留下了大量的经验和教训。 80年代的“文化热”和 90年代初的“国学热”也都涉及这个问题 ,…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文化转型

中国有着悠久的文化传统。“五四”以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促进了传统文化的解构与重建,中国文化开始“破”中有“立”的转型,一个渗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观念和方法的适应中国现实国情的现代文化得以生成。但在这一过程中,也存在着各种文化失范现象,影响着自身文化竞争力的形成,需要在文化转型中加以重视。     

从传统儒生到马克思主义者──论“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走向马克思主义的文化心理基础

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是在批判儒学,倡导民主与科学的呐喊声中走向马克思主义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不批判儒学,就不能树立人们对民主与科学的信仰,“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就不能因此走向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在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变革虽然需要新的理论的指导,但如果没有固有的文化心理基础,“五四”时期先进的中国人同样也难以走向并接受马克思主义。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发生之前,虽然已经有废科举、兴学堂之举,但儒学仍是中国教育思想的灵魂。那个时期的青年学生和他们的师辈,在接触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前,大多受过传统儒学…     

中国历史上历史文化认同的传统

瞿林东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上多民族国家不断发展的统一进程主要有两种方法:一种是考察历史上各民族的历史及各民族之间关系的发展;另一种是考察历史上人们在历史文化认同问题上的思想观念的发展;而从历史认同的传统、文化认同的传统等角度论述这种思想观念之发展尤其需要加强。许殿才对先秦到两汉时期的历史文化认同意识进行了考察,指出这种认同对以后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建立和巩固产生了积极影响。李鸿宾从西晋江统的《徙戎论》的冷落命运谈到隋唐“天下一家”的格局,认为排斥文化认同的狭隘民族观念并不符合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大势。向燕南认为,从10世纪到19 世纪的中国史,无论是分裂阶段,还是统一阶段,中华民族历史文化认同意识都在不断发展和加强。周文玖论述了在抗日战争时期,大中华的民族意识对全民族抗战的兴起以及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形成和坚持的深层次作用,认为抗日战争的胜利也是中华民族民族认同和民族精神的胜利。张越梳理了从孙中山的“五族共和”到新中国成立之初的《共同纲领》所展示的民族认同思想的发展脉络,认为确立正确的民族观,对促进全民族的共同发展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有重要意义。     

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

五四时期的文化论争，对于当代中国的文化选择与文化建设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本文试图从“五四”的激进反传统与８０年代的文化热，“五四”的新儒学思潮与９０年代的国学热，儒学的历史定位与当代中国的文化建设等方面对此加以揭示和探讨     

救亡图存与天演图说

民族危机诱发了社会危机，社会危机又引发了理论危机。时代和社会，都提出了中国向何处去的现实问题，是重蹈印度、越南、缅甸的覆辙，任人宰割；还是破釜沉舟，致力变革，发愤图强？两种命运严重地摆在了人们面前。当时，无论是传统社会的纲常名教，还是半新半旧的“中体西用”，都已经难以承担救亡图存的时代要求。形势逼迫思想界更积极地进行救国理论的探索，在努力发掘传统文化优秀因子的同时，人们把更多的眼光投向了外部世界。“要救国，只有维新，要维新，只有学外国”①，成为当时先进思想界的共识。在汹涌而入的西方文化中，通过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