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媒体发布政府信息的工具性作用分析

手机媒体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另外一种全新的方式。为了更加清楚地认识手机媒体在政府信息发布中的作用,通过对手机媒体的优势及政府发布信息的效用进行分析,证明了利用手机媒体发布政府信息的可行性及重要意义,同时也提出了利用手机媒体发布政府信息的一些潜在问题。     

手机媒体发布政府信息的成本支付方式研究

手机媒体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另外一种全新的方式，但在其发布信息的各个环节中都存在成本。为了更加充分地利用手机媒体在政府信息发布中的作用，通过对手机媒体发布政府信息过程中所产生的成本及成本支付问题进行分析，提出了以政府为主的政府、运营商和个人合理分配支付的成本负担方式，并对其进行了详细的分析与说明，同时提出了目前利用手机媒体发布政府信息所面临的问题。     

政府信息发布系统的研究——以手机媒体为载体

随着3G的发展,手机媒体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它使公众能够更加方便、快捷地了解政府信息,但目前政府并未充分利用好手机媒体发布信息的优势。为了使政府能够更有效地利用手机媒体,从我国国情出发,建立了手机媒体发布政府信息的系统模型,建立了由党的新闻宣传部门牵头,新闻出版、广电和电信等部门相配合的体制。     

手机媒体发布政府信息的成本分析

手机媒体为政府信息公开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方式,尽管它拥有便捷性的优势,但利用手机媒体发布政府信息也会产生巨大的成本。政府信息发布是一项利国利民的好事,不能仅由政府承担或由公众个人承担。从手机媒体发布政府信息成本产生的根源入手,分析了各项成本的来源及主要用途,提出了由政府主导,运营商及公众个人相互配合的成本承担方式,同时也揭示了其中的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相关对策。     

浅谈手机媒体在政府信息发布中的作用

中国3G的发展使手机媒体逐渐成为人们日常沟通中不可或缺的工具;《政府信息公开条例》要求政府向公众公布必要的信息,以法律形式保障了公民的知情权。与传统媒体相比,手机媒体在信息的传播中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所以随着3G的大规模发展,手机媒体在政府信息发布中将扮演重要的角色。     

媒体关注·新政新知

举报手机涉黄信息最高奖万元。中国互联网协会互联网违法和不良信息举报中心、全国“扫黄打非”办公室举报中心等单位,近日发布《举报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奖励办法》,决定联合对举报互联网和手机媒体淫秽色情及低俗信息有功人员进行奖励。重点奖励对象包括：举报淫秽色情网站的;举报手机媒体传播淫秽色情信息的;     

公众参与、资源能力与政务微博信息发布——基于新浪微博平台大数据及统计年鉴小数据的实证研究

政府政务微博平台的发展对政府行为和公众参与产生了深度影响，也引起研究者的广泛关注并取得了丰富的研究成果。以利益相关者及委托代理等理论构建公众参与、政府行政和地方政府资源能力等因素对政务微博平台政府信息发布影响的理论模型，并根据2013—2018年我国29个城市政务微博平台信息发布与公众参与大数据及统计年鉴小数据进行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政务微博平台上用户的参与行为包括关注、评论及转发微博等行为会促使政府更多地在平台上发布信息；行政级别越高，政府越会在政务微博上发布信息；优质的政务微博运营依赖于所依托的政府的资源能力，政府资源禀赋对政府政务微博信息发布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社交媒体平台信息可信度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社交媒体平台开放性强,用户身份具有虚拟性,用户发布信息时存在一定的随意性和隐蔽性.这些特征导致较为严重的虚假信息及网络谣言等现象的出现.对用户而言,如何评估社交媒体平台的信息可信度已成为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基于精细加工可能性模型,探讨了社交媒体平台信息的可信度影响因素.以微博、QQ空间及微信朋友圈用户为对象进行问卷调查,运用回归分析法分析所得数据,结果表明:媒体依赖性、互动性、媒体透明性、论据强度和信息质量对信息可信度均具有正向影响作用;知识水平在论据强度与信息可信度的关系中起到正向调节作用,但知识水平在媒体依赖性、互动性、媒体透明性、信息质量与信息可信度的关系中调节作用均不显著.     

手机媒体背景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以清华大学生命学院研究生微信公众平台为例

移动互联网及新媒体的快速发展,对高校学生的思维习惯和交往方式有着全方面的影响,它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方式的拓宽提供了一个优秀平台,但如何充分发挥手机媒体在高校思想政治教育中的优势,仍是很多思政工作者不断探索和思考的难题。本文从清华大学生命学院微信公众平台运用现状出发,通过分析手机媒体的特点,观察高校学生的使用习惯和用户体验,深入分析手机媒体作为思政教育载体的有效性,并对新常态下,如何做好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提出可行性建议。     

全媒体语境下的危机信息发布

新媒体的崛起催生了全媒体时代的到来,受政策与市场因素的影响,在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全面融合的进程中,媒体自由度扩大,公众传播地位提升,这削弱了危机信息传播场中政府的信息主导地位,加之舆论观念落后、传播策略单一、信息发布方式陈旧,危机信息发布暴露出时代性不适应。在分析全媒体语境下危机信息发布不足的基础上,建议政府从信息沟通体系、信息发布文本与媒介三个方面完善信息发布策略,并进一步提出,政府应尊重公众知情权,实现信息公开,在信息自由传播的过程中,实现对信息的控制,做到信息自由与控制的平衡。     

环境信息披露中的政企演化博弈——媒体监督视角

在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媒体作为重要的社会监督主体,在政府监管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过程中具有重要作用。针对目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质量较低的问题,从理论层面分析影响企业环境信息披露的外界因素;立足媒体监督视角,建立政府与企业在环境信息披露中的演化博弈模型,对政府与企业的策略选择和演化稳定策略进行分析;利用Matlab软件进行仿真研究,分析各参数的变化对政企策略选择的影响程度。结果表明:加大媒体监督力度可以督促企业环境信息披露和提高政府监管效率,但媒体监督力度过大会弱化政府监管效力。因此,政府在完善媒体监督机制,加大媒体监督力度的同时也要提升自身监管水平。     

媒体监督的制度要件价值及作用机制研究——基于食品安全事件的案例分析

我国食品安全形势正在好转,但食品安全监管工作仍面临挑战。选取不同媒体监督条件下食品安全治理的代表性案例,分析了媒体监督的制度要件价值。结果表明:媒体监督在食品安全监管体系中可以扮演“守望者”的角色,加强媒体监督可以引导政府通过行政治理来约束企业行为,推动政府根据民众需求完善政策法规。同时,加强媒体监督将会降低上下级政府间的信息不对称,并减少监管者背离公众利益的可能性。若限制媒体发声,会助长企业的投机行为及监管者的地方保护行为,从而对企业、行业及政府造成更大的伤害。合理发挥媒体的监督职能,可及时排解食品安全风险,增加企业及监管者各自的努力程度,从社会总福利的角度来看,利大于弊。若要提高食品安全监管效率,需重视媒体监督的制度要件价值,相关部门可从增大媒体自由度水平的角度进行制度设计。     

网络舆论监督反腐败的制度化思考

网络舆论监督具有反腐败的独特优势,而其真实性、偶然性、侵权等问题又制约了这种优势的发挥。这些问题都有制度成因,如何进行制度构建是网络舆论监督反腐的关键。这种制度构建有三个维度,从网民层面看,基于有限实名制的自律和基于法律规范的他律同等重要;从网媒层面看,应尽快建立网络舆论监督平台建设机制、网络舆情监测与引导机制、媒体间协作与创新机制;从政府层面看,应着力推进政务信息公开机制、舆情快速反应机制、事件调查督办机制等。     

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

基于“2017年中国城市化与新移民调查”随机调查数据，通过已有文献构建新媒体影响力和雾霾风险感知指标，采用中介效应模型验证并探索新媒体影响力对雾霾风险感知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提高新媒体影响力，能有效降低雾霾风险感知，而政府环保评价起着显著的中介效应的作用；并且新媒体影响力可划分为官方媒体影响力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官方媒体影响力不仅直接影响雾霾风险感知，而且通过政府环保评价间接对其产生影响；而非官方媒体影响力仅通过政府环保评价对雾霾风险感知产生间接影响。因此，媒体融合时代下，提升公众对官方媒体使用频率，拓宽官方媒体信息发布喋道，完善公开透明的信任机制，同时加强对非官方媒体的信息监督和信息反馈机制，完善政府风险沟通机制，对现阶段中国环境风险的源头治理具有现实意义。     

360度绩效考评在政府财政绩效管理中的应用

基于目前我国财政绩效管理中存在着资金管理效益低下、绩效考评主体单一、监督机制缺失等问题,分析将360度绩效考评方法引入财政绩效管理中的优势,具体表现为：信息充足、可信度高、有利于提高政府行政能力和增强大众监督。从主体确定、权重设计、实施步骤三个方面探讨360度财政绩效考评框架,提出在应用中应创造和谐氛围、加强主体培训、充分利用网络引入媒体监督等对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