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南僧诗的意趣情感及其文化因缘

僧诗和诗僧肇自江南,盛于江南,成为江南文化的一大特色和亮点。江南僧诗多以意趣取胜,清幽高逸,自在自然,迷心顿悟,万法皆空,常显出凛然的气骨,豁然的心胸,超然的精神,亦常有一种明丽,一种愉悦,一种活泼;其表达方式,借助江南山水风物,寓人心于物象,寄无相于现相,近而不浮,远而不尽,使人能触摸虚空,目击道存。江南僧诗亦常抒世俗情怀,对爱情的咏叹多用乐府体,这是江南民歌的历史传统,也是出家僧人的抒写策略;而抒发强烈的怀母情感,主要与江南区域地藏王菩萨崇拜有关;僧诗抒写友情,尤其对生离死别的理解,则见出江南僧人的文化性格。总体看,博学重教的区域传统造就江南诗僧的文化素养,审美主义的人文习尚引领僧侣的诗歌爱好,钟灵毓秀的山水自然提供艺术体验的最佳对象,活泼自在的生活情调使僧人的社会交往呈开放性特征,社会经济的发展加深了江南佛教的世俗化程度:正是江南区域的文化个性和现实生态,铸就了江南僧诗的独特魅力。     

明代宦官与佛教

明代宦官多崇信佛教.他们向寺院布施,礼敬僧人,修建寺院,怂恿皇帝违例度僧建寺,吃斋念佛,逃而为僧,组织养老义会,死后葬于寺院.明代宦官崇信佛教,既有与当时一般民众信仰佛教共同的原因,也有其个人或者说宦官集团的独特的原因,表现为其所处的特殊环境、悲惨而苦难的生活和境遇以及明代的宦官政治等.明代宦官的崇佛建寺之举,使佛教势力得到了一定程度地发展和膨胀,维护和巩固了封建统治;耗费了难以计数的民脂民膏,对生产的发展、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了阻碍和破坏作用,总体上应予否定.当然,它也有一些积极作用.     

张籍《赠海东僧》考释——渤海史料钩沉之一

《赠海东僧》是唐朝诗人张籍晚期的代表作品之一,诗题中的“海东”不是指日本和新罗,而是指渤海国,其反映了唐朝与渤海国诸多方面的交往关系.《赠海东僧》是唐朝诗人与渤海僧人之间的交流作.品,其内涵丰富.从作品的内容看,渤海不仅盛行佛教,而且佛教的天台宗在渤海巴经流行.唐朝诗人与渤海学问僧之间赠诗交流以诗会友之情跃然纸上,诗人赞颂了渤海僧人不畏艰难困苦来到唐朝学习先进的中原文化,并且他们已经具有了较高的文化水平,渤海僧人可以熟练应用汉语与外文,佛学造诣颇深,可谓集才学、医学和佛学于一身.     

论东晋南朝时期陈郡谢氏的佛教信仰及影响

东晋南朝时期,佛教在中国南方的影响日益增加,名士奉佛的风气日浓.作为东晋南朝社会地位和文学影响最大的侨寓文化世族之一的陈郡谢氏,其家族经历了由天师道世家向奉佛世家转变的历程,佛教信仰绵延不绝,代有其人.他们结交名僧,参与佛教活动并撰写佛教文章,为推动佛教中国化作出了很大的贡献.他们的佛教信仰也影响了文学创作,而山水题材诗的出现对南朝文学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论明代中后期的鬻牒度僧

明代中期以后,实行鬻牒度僧。景泰、天顺年间,是鬻牒度僧初行时期;成化至正德年间,是鬻牒度僧基本确立时期。嘉靖以后,是鬻牒度僧普遍推行时期。户部及督抚等官是鬻牒度僧的主要倡议和推动者,礼部及僧录司等官开始多反对鬻牒,至正德以后也转而同意,而皇帝则可分为拒绝型、摇摆型、坚持型三类。明代中后期的鬻牒度僧,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财政危机,对巩固国防、保障百姓生活有一定积极意义;大量鬻牒度僧,使僧团冗滥混杂,对生产发展、社会稳定也起了阻碍作用;它与试度共同造就了明朝庞大的僧团,维系着佛教表面的繁盛;大量鬻牒度僧,导致僧众素质低下,佛学进一步衰微。对于明代社会来说,鬻牒度僧的积极意义是主要的;对于佛教来说,其消极作用更大。     

唐代通俗诗研究

本文对以王梵志诗和寒山诗为代表的唐代通俗诗进行了综合性的考查。作者认为,唐代通俗诗从封建社会既定等级制度和封建传统文化的边缘和缝隙中分化出来,与居于社会中心地位的传统文人诗及其背后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相对抗,试图以说教的形式教导民众、拯救现世。唐代通俗诗虽然采取并归属于宗教意识形态,但它通过对人生的说明和求解脱途径的独特探索,暴露了佛教思想固有的内在矛盾,并以“生不如死”、“死而平等”的“骇俗”观,体现了当时下层人民最普遍的人生感受。唐代通俗诗摒弃了诗歌传统创作规范,是中国第一次出现的反修辞美学,它主要采用佛教语汇和社会俗语,把生活话语和艺术话语之间的距离缩小到最低程度,从而对佛教说理诗进行了成功的改造,其“象喻”的说理形式对王维、白居易以及宋代诗人的创作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元末明初名僧宗泐事迹考

季潭宗泐是元末明初的临济宗名僧,明初先后住持中天竺寺、径山寺、天界寺,担任僧录司右善世,是当时佛教领袖.他撰《献佛乐章》,成为明代国家佛教法会的献佛歌曲;讲经说法,与明太祖唱和诗赋,拒绝还俗为官;奉命注释《心经》等三经,颁行天下;奉使西域取经,招徕藏民朝贡;推动设立僧录司等僧司衙门,管理佛教;推荐释道衍侍燕王朱棣,终致靖难之役;修建寺院,特别是主持徙建天界寺,成为南京三大寺之一;能诗善书,与来复并为明初最有名的诗僧.他既曾受到明太祖多年宠荣,名噪于时,最终又被牵连进胡惟庸谋反案,遭到皇权抛弃.     

清初嘉定侯氏的“抗清”生活与江南社会

17世纪中叶江南人民的抗清运动,有大量的士绅百姓因坚持抗清而先后殉难,这是明清易代之际重要的一页。由于王朝的更替,江南士绅的动向出现了很大的分化。上海图书馆珍藏的嘉定侯岐曾的抗清生活日记展示了1645—1647年清廷在江南初建政治统治秩序时期的真正切近士绅们的抗清活动以及他们在清廷密网捕杀下的日常生活,在几个重要的社会层面,再现了那些宛转于刀山剑树之下的抗清人士的紧张生活,清初江南社会的不安、个人生命的微弱,以及像侯家这样在国变后坚持地下抗清、长期遭受清政府的通缉与威胁的艰难生活。其留传后世的日记,使人们能细致地感受到那种生活日常中的惊心动魄。     

论王维的禅意诗

自禅宗思想流行以后 ,很多人都把做诗与参禅紧密地联系起来。禅对诗的影响 ,首先是禅对人的影响。作为一种中国化的佛教 ,禅宗悟道的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都是对印度佛教烦琐经义的背叛。在中国 ,禅宗开始走向简易平实的现实人生。中国知识分子的天生依附性性格使他们面临着一种生存的困境 ,而禅宗那种既在孤峰顶上 ,又在红尘浪里的处世态度 ,受到了既有出世修养 ,又有入世精神的士大夫的一致推崇。在士大夫那里 ,禅更是一种生活方式与生命情调。王维那种艺术的生存方式就受到了禅宗思想的影响。王维山水诗中的禅意 ,首先表现在禅意诗与禅理诗的不同上。禅理诗大多语言枯燥 ,是单纯的说教和言理。禅意诗是作者带有禅味的生活情趣与审美情趣的诗化。恬淡的情绪风格是王诗第二个特点 ,这与禅宗以顿悟自性、发现本心为宗旨相关联。王诗的第三个特点是意境上的“空”、“静”、“闲”。与以往僧诗意境的清寒而缺乏人世的热情不同 ,王维的禅意诗是充满生命和生机的。     

民族志视野下的北宋使辽诗

使辽诗是宋辽政治生活和民族关系的产物,体现了北宋使臣自觉的政治传播意识和大国情怀,促进了汉族和契丹文化的交流融合。北宋使臣以优越的文化心理去观察辽朝的一切,他们笔下的诗歌恰好能相对客观公正地记录宋辽对峙时期,辽人的生活环境和风俗人情,符合民族志以某个民族为研究对象进行田野调查和信息采集的学科特点,因此,使辽诗是一种民族志书写形式。以民族志视野重新审视这些诗歌,有助于我们深入了解辽朝社会历史和民俗文化,对于新时代的民族团结和民族融合,也是意义非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