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苏联社会史研究

苏联时期,苏维埃社会史的研究受到意识形态的强烈影响,研究课题主要是社会阶级结构、阶级关系等。当时关于苏联社会阶级结构的主流观点是官方的“二阶一层”论,即十月革命以后随着生产资料公有制改造完成和实现农业全盘集体化,3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形成了由二阶一层(工人、集体农民、知识分子)组成的社会结构。关于阶级关系的主流观点是官方的“单一性加强”论,即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随着生产资料国有制扩大和消灭三大差别的努力,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三者之间的差别在缩小,单一性在加强,在向无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在“二阶一层”论…     

也谈张鲁政权的性质

从东汉初平二年(191年)张鲁进军汉中起,至建安二十年(215年)投降曹操止,张鲁“雄据巴、汉垂三十年”。关于这个政权性质,史学界至今莫衷一是。本文拟从张鲁政权的阶级基础及其在政治、经济诸方面采取的重要措施,认为它不是封建割据政权,而是农民革命政权。流民是张鲁政权的阶级基础判断一个政权的性质,最重要的是分析哪个阶级作为这个政权的基础,是为哪个阶级利益服务的。我认为张鲁政权是以农民为主的流民作为阶级基础的。     

幕末町人的政治倾向与历史作用

19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发生的倒幕维新运动 ,一般被认为是使日本由封建社会转向近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资产阶级变革”。然而 ,关于士农工商各阶层在这场变革运动中的作用问题 ,却存在诸多不同的观点。例如 ,有强调“农民的反封建斗争是推动明治维新的主要动力”者 1 ,有强调“草莽”——下级武士是“倒幕斗争中一支积极的、主体的力量”者 2 ,有强调武士阶级通过自我变革调整完成“政权交替”者3等等 ,而较少重视幕末士农工商诸阶级中惟一可代表日本资产阶级前身的町人阶级的作用 4。本文将对幕末町人的政治态度和反幕斗争及其在“尊王攘夷”…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无产阶级领导权

关于毛泽东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下称《分析》)中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问题,有不少专文做过论述,综合起来是两种意见:一,没有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论据是:1925年12月第一次发表时,只提“做了民族革命运动的主力”,“领导力量”是1951年编《毛泽东选集》时添加的,“主力”不等于“领导力量”;当时的另一篇文章中,还称“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二,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或者说,没有明确提出、但已经包含和具备了这种思想。论据是:“主力”和“领导力量”含义相近或相同,当时他入文章中就有通用的例子;称“革命的国民党为领袖”是一种策略;稍后,便明确提出“进步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一切革命阶级的领导”。(为方便计,本文将这两种意见分别称为“否定论”和“肯定论”) 但是,两种意见都存在欠缺。笔者认为:《分析》没有明确提出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但具备和包含了领导权思想。其所以没有明确提出领导权思想,是因为《分析》是在承认无产阶级领导权的前提下正面阐述了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共产党领导革命的策略。     

《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和张国焘的“左”倾机会主义

一九五一年《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出版时,出版委员会为每篇文章作了题解和注释。实践证明,这对于帮助读者了解文章的历史背景及其内容,是人有裨益的。大部分题解和注释是写得好的,但也有个别的写得并不符合历史实际。《毛泽东选集》的首篇《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的题解,就是其中之一例。题解写道,“毛泽东同志此文是为反对当时党内存在着的两种倾向而写的。当时党内的第一种倾向,以陈独秀为代表,只注意同国民党合作,忘记了农民,这是右倾机会主义。第二种倾向,以张国焘为代表,只注意工人运动,同样忘记了农民,这是‘左’倾机会主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最先发表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出版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司令部主办的《革命》半月刊第四期上。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农民部主办的《中国农民》第二期转载了此文。后经过修改,又发表于一九二六年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机关刊物《中国青年》第五集第一一六、一一七期上。现在要探讨的问题是:毛泽东发表这篇文章的前后,即一九二五年末到一九二六年春,党内是否存在着以张国焘为代表的“左”倾机会主义?当时的张国焘,其主要错误倾向是“左”倾机会主义,还是右倾机会主义?     

黄宗羲与甬上证人书院

黄宗羲自康熙元年南明监国鲁王卒于金门,郑成功病逝台湾后,感到抗清一时无望,于是始放弃抗清武装斗争,从事著作和讲学,按他自己说法,则是从“游侠”而厕身于“儒林”(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他讲学所建立的甬上证人书院,是清初著名书院之一,开创了康、雍、乾三代屹立于东南而其精神影响到清末的浙东学派。一黄宗羲讲学,康熙三年始于语溪,六年次于会稽,七年继于宁波,十五年终于海昌。甬上证人书院建立较迟而影响最大,他自己也说,甬上“一时多英伟高明之士”(《董吴仲墓志铭》),这是由下列原因造成的: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的艺术结构——《丁玲评传》一节

《太阳照在桑干河上》对中国农村,特别是在土改中的农村阶级关系,阶级斗争的描写是异常细致、深刻的。它构成了一幅纹理毕现的错综复杂的阶级斗争图。这个斗争图是以农民干部和农民群众及其积极分子为“中心”、为“主角”的。这是作品的客观     

中国城市社会阶层冲突意识研究(英文)

本文将客观阶级和认同阶级都视为行动阶级生成的动力学变量,改进了单纯以“结构”论述阶级变化的研究。作者利用数据分析了中国当前省会城市的阶级阶层冲突意识并发现:(1)那些收入并不低但却在参照群体中将自己认同在最下层的人们,更易于生发不满:(2)那些真正位于社会底层的人们,具有生发物质性冲突的可能,但这种冲突并不直接指向社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3)与以往研究不同的是,本文认为中间阶层作为社会的“稳定器”是有条件的:因为所有在制度变革中滑落了地位的成员,都易于怀疑社会的合法性和合理性:(4)客观阶级并不必然形成阶级意识,因此也形成不了大规模的阶级对抗——但发展中出现的冲突则需要时刻注意;(5)认同阶级对行动阶级的形成具有很强的解释力——除“结构”外,价值和心理因素在阶级生发中,起着重要的决定作用;(6)收入分配和财产占有方式的不公正是当前社会稳定的最大威胁。由此而提出的政策建议是,一方面密切关注社会下层物质利益的正当获取,别一方面也要整合社会价值观,改革不合理的制度规范,约束强势阶级的越轨行为,在制度上构建与科学发展观相一致的、和谐的阶级阶层关系。     

论坚持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的共产党必须坚持对社会主义国家政权的领导,这是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必然,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其重要性和必要性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认识: (一) 从社会主义国家性质来看,必须坚持党对国家政权的领导。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阶级统治的工具,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恩格斯:《法兰西内战导言》,《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36页)。资本主义国家是资产阶级统治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工具。而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统治被推翻的剥削阶级的工具。马克思、恩格斯早在《共产党宣言》中就指出,“国家即组织成为统治阶级的无产阶级”(《共产党宣言》单行本第26页)。列宁也指出:“无产阶级专政是一个阶级的政权,这个阶级要掌握全部新的国家机器”(《列宁全集》第29卷,第467页)。     

布迪厄论学校的角色与差异性的培养

文化社会学的理论与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支配理论关系密不可分：支配者之所以能游刃有余的行使其支配权是拜文化之赐。文化亦是一种阶级分明的象征性体系：文化成为社会团体问斗争的赌注，其目的性维持了社会阶级之间区辨性的差距。因此而打开了冲突与象征暴力分析之领域。导致对“被支配者心悦诚服的领受被支配之机械论”的质疑，文化社会学打通一条往文化的实践逻辑分析之路，而亦唯有透过反省支配性文化才能理解。     

关于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与董楚平同志商榷

董楚平同志的《论平均主义的功过与农民战争的成败》一文(载《历史研究》一九八○年第一期),对平均主义与封建主义在旧式农民战争中的作用问题,发表了自己新的看法。但仔细读过全文,觉得他的论述并不能令人信服。这里提出一些个人的意见,与董楚平同志商榷。平均主义在农民战争中的积极作用不能抹煞董楚平同志认为农民的平均主义是“极左的嗓子”,“美妙的理论”,“动听的口号”,“最漂亮的画饼”,它在农民战争中的作用开始是“兴奋剂”,后来是“腐蚀剂”,最终是     

从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阶级结构新变化中探视"两个必然"的真理性

二战后,由于新科技革命的推动和资本主义的自我调整,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结构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阶级利益与阶级意识方面的所谓“一体化”和“趋同化”在加强,资本主义世界出现了相对的稳定与繁荣。在这种新的国际背景下,出现了与马克思、恩格斯当时所揭示的资本主义阶级结构很不相同的特点。这虽然给马克思、恩格斯150多年前在分析资本主义基本矛盾运动的基础上所得出的“两个必然”(即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论断形成新的挑战,但是不能否定“两个必然”理论所具有的真理性。     

马克思有关通过劳动实现道德的论述

1848年马克思与恩格斯发表共产党宣言,提出了医治他那个时代社会弊病的一个完整的理论与实践纲领。他们的理论是:社会的每个方面——社会关系、价值与信仰以及整个社会结构——取决于现有的生产方式,并受其制约。马克思与恩格斯坚持认为,每一个人在社会中属于社会阶层的某一个阶级,历史就是记载一个阶级同另一个阶级的斗争。     

种姓的社会流动及其理论

一社会学把社会成员的职业和社会地位的变动称作“社会流动”。根据不同的标准,社会流动可分为“垂直流动”(一个人从地位较低的阶级或阶层转进到地位较高的阶级或阶层,或者相反)和“水平流动”(在同一地位的人由一种职业向另一种职业的横向流动)、“一生中的流动”(一个人一生中的职业地位的变化)和“代际流动”(两代人之间的流动)、以及“结构性流动”(由于生产技术方面或社会方面的革命、变革引起的阶级阶层结构或人口地区分     

冲突经济学视域下的阶级斗争与社会变革

马克思经济学理论中,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是社会变革的原因。利用冲突经济学中的CFS模型,采用阶级的分析方法,对上述论断提供一种证明。不同阶级掌握的生产力水平决定了本阶级资本存量的积累速度,资本存量决定了斗争的有效性。根据CFS,阶级斗争的过程大体可以分为四个阶段,各阶级根据斗争有效性采取不同的策略,各阶段随之呈现激烈与缓和斗争状态。掌握先进生产力的阶级取得胜利具有必然性。研究显示了阶级斗争也是有效率的资源配置方式。     

鲁迅小说的环境描写

马克思主义认为人是社会关系的总和,人不能离开社会而孤立存在,人必须生活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之中(这里包括生产关系、阶级关系、社会制度、文化教育和风俗习惯诸方面)。所以做为社会观念形态之一的文艺,在反映客观现实生活、描写人物形象的同时,必须描写人物生活和斗争的客观环境(包括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这也就是恩格斯在论述现实主义时所说的“典型环境”。 在描写典型环境方面,鲁迅也是一位“高等的画家”。他的小说篇幅都不长,数量也不多,但是却象一面明镜,反映着旧中国社会环境。它既是我们认识生活的教科书,也是环境描写的艺术范例。…     

论“一国两法”与台湾法律的转型

文章认为国民党迁台初期的台湾法律是在“六法全书”和旧法统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是旧中国国民党政府半殖民地半封建法律的缩影。但是,自六七十年代以后,台湾法律随着台湾地区产业结构、资本构成、阶级构成等经济、社会情况的变化,逐步地从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演变为资本主义性质。文章以实证与推理相结合的方法论证了台湾法律转型的必然性及其对于“一国两法”的意义:其一,为台湾法律纳入“一国两法”体制准备了主要前提;其二,为“一国两法”体制下设定台湾准法域创造了重要条件;其三,为“一国两法”体制下社会主义法律与资本主义法律相互借鉴提供了广阔余地。台湾法律的阶级属性有无变异,是少有人问津的领域;台湾法律转型对于“一国两法”的意义,是还没有开垦的处女地。本文纯属一家之言。     

政治同经济相比占首位

“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不肯定这一点,就是忘记了乌克思主义最起码的常识。”(《列宁选集》第四卷441页)这是列宁在关于工会任务问题争论时,针对托洛茨基的“工团主义”和布哈林的经济、政治二者并重的折衷主义而提出的。列宁这一思想是我们批判“四人帮”反革命修正主义路线,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锐利武器。 (一) 政治是一个阶级获得经济利益的重要手段。 列宁说:从经济利益起决定作用的原理中,决不应当做出经济斗争(即工会斗争)有首要意义的结论,因为一般说来,最重要的、‘有决定作用的’阶级利益只能用根本的政治改造来满足;…     

中国农民的阶级属性雏议——近代中国有一个农村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吗?

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中国,农民问题,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地成为中国革命的首要问题。正确认识农民问题,是正确理解和解决中国革命中诸多问题的关键。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只知道中国农民是深受三座大山压迫的劳动者,是远远不够的。“马克思和恩格斯曾经同那些忘记了阶级差别而谈论一般的生产者、人民或劳动者的人作过无情的斗争。凡是稍微了解马克思和恩格斯著作的人,都不会忘记,他们在所有的著作中总是嘲笑那些谈论一般的生产者、人民、劳动者的人。”在无产阶级解放的科学理论中,“阶级关系——这是一种根本的和主要的东西,没有它,也就没有马克思主义。”所以,对于中国农民问题的正确认识,应当以对其阶级属性的科学分析为前提。     

我国现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

最近我国理论界就“过渡时期”以及我国现阶段社会的性质问题展开了讨论。有一种意见认为,我国现阶段仍然处在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还没有进入社会主义社会。我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 时期早已结束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具有如下几个基本的政治和经济的特征:(1)建立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专政;(2)经济上的多成份性,其中主要的经济成份是社会主义、小商品生产和资本主义三种,与此相联系,社会的基本力量是工人阶级、小资产阶级(农民)与资产阶级;(3)过渡时期的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