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家的“势治”理论及其对当前法治建设的启示

势治理论是法家思想研究中一个比较不受关注的领域。法家看到徒法不足以自行的另一面,却否定儒家有治人无治法的思路,而是强调要构筑法治的制度环境——治势,使抱法与处势相辅成。具体是在正视人性自为的基础上,通过因性利导与因势利导,以必然之理营造必为之势;用必信之法达成必治之政,并对势治条件进行分析论证,指出这种人设之势好比良马固车,即使中手驾驭也能追速致远。显然,这套势治理论对当前中国推进法治建设富有启示意义。     

论亚里士多德与法家法治思想之异同

亚里士多德和法家的法治思想既有重大差异又有诸多相同或相似之处 ,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的异同及其形成原因 ,不但对于理解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法哲学传统 ,而且对于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具有重要意义。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法家法治论谬误溯源

在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近二十年后的今天,法家法治论在我国学术界仍有很大的影响。法家法治论是对法家思想定性上的谬误。法治标准的误区,法家思想的误判,自我利益的误导,智识领域的误识,是人们将法家思想归结为法治的认识论根源。     

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内涵

先秦法家的"法治",虽然在字面上与现代意义的"法治"别无二致,但从实质上来看,"以法治国"不但与真正的法治精神相去甚远,甚至完全是背道而驰.作为一种治国方略,先秦法家的"以法治国"是与德治相对应的一个概念.通过分析"以法治国"的内涵和精神实质,指出先秦法家"以法治国"的"法治"从来都为人治主义所主宰,是人治的法治,专制的法治.     

法家"法治"说:理论、实践及百年流变

从治国观念、治国文献、治国手段三方面考察 ,法家的治国方略应为刑治。然自梁启超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 ,学界主流一直将法家治国方略概括为法治。这是一种误读。与法家“法治”说的理论相呼应 ,各种改头换面的“法治”理论和实践在近现代中国流行。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之际 ,应对“新权威主义”、“新秩序主义”、“新工具主义”等各种“新法家”思想进行彻底反思 ,认识其不可消解的疏漏和缺陷。     

中西古代“法治”思想之比较——评析亚里士多德与法家法治理论的异同点

亚里士多德与法家的“法治”理论分别代表了西方与中国古代“法治”思想的最高水平,分析、研究它们之间的异同及其形成的原因,不但对于理解中国与西方不同的法哲学传统,而且对于建设现代化的法治国家有重要意义。     

法治内在精神与价值追求的矛盾思辨

当代中国 ,大力张扬法治的内在精神和价值特质 ,彻底更新法治观念 ,尤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从五个对立统一的层面对法治的内在精神与价值追求作了新的论证和诠释。     

法家势思想的发展逻辑与梁启超学术公案再判

尚贤与重势是先秦时期两条不同的政治路线。慎子“势位屈贤”的思想从政治统治的层面否定了尚贤路线,开创了重势的政治道路和以“势”为核心的政治思想。韩非继承了慎子的政治路线,创造性地提出了“理—势”的认识论、“缘理而用势”的方法论、“任势治国”的实践论,完成了由“势”而“治”的理论构建。在此基础上,韩非得以在国家治理层面将“贤”重新纳入重势主义的范畴之中,让“贤”服务于国家善治所需“人设之势”的创建,并最终通过“法治”的治理模式实现“势”与“贤”的统一。法家势思想的发展过程包含了一个“势”与“贤”的辩证逻辑,理解这一逻辑是破解梁启超学术公案的关键。这一学术公案的产生与梁启超对《韩非子·难势》篇中“应慎子曰”思想归属的判定并无必然关系,而是直接来自于他对法家“法治”思想的“误读”,但这种“误读”是他对传统思想创造性转化的努力,值得今天进一步思考。     

法家重法和法治但不排斥德和德治的一些论证

法家轻德治、反德教,并不等于绝对排斥德和德治,这与儒家轻法和法治,却不绝对排斥法和法治的情形颇为相同。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基础上,经予了道德应有的地位和尊重,甚至在一定意义上对德治也不无关注。从先秦法家代表人物的思想中可以看出,无论是商鞅、管子还是韩非,法家思想家主张的基本的治国方略,都可以称作"刑主德辅"。     

先秦的法治主义和术治主义

本文认为 ,先秦法治主义和术治主义的思想差别在于 :(1)国家本位和君权本位 ,(2)组织控制和个别控制 ,(3)已定公正和或然公正 ,(4)法规至上和权术至要 ,(5)集权要求和专制目的 ,(6)价值理性和工具理性。二者的思维要求也各有侧重 :(1)绝对性和相对性 ,(2)结构性和单个性 ,(3)系统性和辩证性 ,(4)监察性和预察性。从思想源流讲 ,法治主义是从儒家礼治路线发展过来的 ,而术治主义承自于兵家、老子。术治主义在发展了政治理性的同时背弃了政治价值     

管仲与韩非法治思想比较研究

管仲在齐国任相期间,最先提出以法治国的主张,他将法治、礼治及其发展经济与富民的思想很好地结合起来,从而辅佐桓公称霸诸侯。韩非则完全摈弃先秦儒家的礼治思想,强调严苛重法,把法家的法治理论推向极端。本文对管仲、韩非二人的法治思想进行了比较研究,以期对现代法治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     

儒家法治：学理可能及其现代生发

儒家是不是法治论者,或者儒学是否蕴涵有法治理论,这是时常被忽视但又确可深究的理论问题。相比而言,法家法治在法治与功利之间构建起逻辑严整的体系;民主法治在法治与权利之间构建起相辅相成的体系;儒家法治则在法治与道德之间构建起体用兼备的体系,可谓一种尤为独特的法治类型。现时代重新审视儒家法治及其学理基础和生发可能,可以将中国文化传统维度引入法治视域,由此洞察为法家法治和民主法治所忽视的一些方面,进而为现代中国的法治构建开拓新的维度,具有现实意义乃至世界意义。     

论齐法家与秦晋法家不同的礼法观

战国时期的社会变革与变法运动,促成了社会治理上由礼到法的转变。但是由于历史、文化传统与执政者理念的差异,齐法家与秦晋法家对于礼治与法治也存在不同的认识。齐法家在强调法治的同时,也重视礼治建设;但在“礼出于法”还是“法出于礼”的问题上,其中也存在不同的认识。以商鞅为代表的秦晋法家则突出法治,反对礼治,视礼义为祸害国家的六虱之一,把特殊时期的军事动员政策当作长久的治国法度,过分夸大了法而忽略了礼的作用,在取得兼并战争胜利的同时,也为秦国以后的发展埋下了祸根。     

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历史渊源

中央集权的中国君主专制制度在中国历史上存在了二千多年,虽然有其罪恶的一面,但也发挥了巨大的积极作用.本文从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理论起源、特点和影响中国君主专制制度的主要因素三方面入手,试图深入地剖析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的形成原因和演变过程,以冀对中国古代君主专制制度给予较为客观的、接近历史原貌的评价.     

论战国时代君主专制政体的形成

关于中国古代专制政体形成的时间,学界曾有“秦朝专制说”和“先秦专制说”,但考察先秦、战国和秦代的历史背景、思想文化、政治制度实践与变革,可以明确地说,对于先秦时代,商代只是方国联盟,周代也只是初步形成中央集权制。实际上君主专制政体应该说正式形成于战国时代。战国时代特殊的历史背景使得各国的改革都有加强王权的直接目的(以便于实现富国强兵的国策需要) ,思想界虽有百家争鸣,但即便儒家学派的孟子,其根本思想亦在于为君主专制张目,而郡县制、官僚制、将相制、俸禄制、符玺制、上计制等具体制度的建立更是战国时代君主制制度确立的最重要标志。而对于秦朝来说,秦始皇对专制政治体制的最大贡献在于取消了政治制衡,从而将君主权力发挥到极致。     

法治与德治思想融合发展的历史溯源及启示

中国的法治思想和德治思想最早均起源于春秋战国时期,二者相争、相抗又相互融合于每一历史阶段的治国方略中.在西方,法治思想中蕴含着丰富的道德因素,以达法律道德、正义平衡.通过对中西方古代政治思想的简要比较,法治与德治在逻辑上的互补关系得到了进一步的印证,在认识论的层面,对理解我国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方略有着重要的意义.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韩非子的"法治"思想及现实意义

韩非子集春秋战国时期法家思想之大成 ,提出“法、术、势”相结合的整套法治理论。他的法治思想有其深刻的历史背景和哲学思想基础 ,对我国新旧体制、新旧观念更替的今天有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