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法治推进社会平衡发展——化解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基本方式

社会主要矛盾的化解与法治联系起来,就是用法治方式实现社会的平衡发展。法治是化解社会主要矛盾常态的方式。其前提预设是能把社会主要矛盾纳入法律调整,使社会主要矛盾分解为法律关系主体之间的矛盾。法律关系主体有公权力(国家、政府等)和私权利(公民、法人等)主体两种。从法学的角度看,社会主要矛盾可以分解为权力冲突、权力与权利冲突、权利冲突。法治国家建设可以解决权力冲突;法治政府建设可以化解权力与权利之间的矛盾;法治社会建设可以解决权利纠纷。法治中国建设就是在反对权力和权利绝对化过程中实现社会的平衡发展。     

中国“法治”思想的历史考察

中国历史上确有“法治”思想，先秦法家已广泛使用“法治”一词，并赋予它特定的历史含义：一方面，君主利用手中的权力把自己的意志上升为具有客观规范性的法律，法律一经形成，对君主自身也有限制作用；另一方面，君主用刑罚惩治乱臣奸民，巩固专制统治。秦亡之后，法家“法治”思想作为儒家“礼治”学说的补充，降到了从属的地位。近代，梁启超对西方“法治”理论进行了本土化移植，即用先秦法家的君主法治推衍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法治，让国人面对熟悉的概念符号品味西方的法律文化。这种移植方式为我们认识中西方不同的法治观念设置了新的障碍。孙中山用西方资产阶级法治理论否定中国封建专制法治思想，并结合优秀的传统文化，为中国近代法治增添了适合本国国情的丰富内容，为当今建立法治国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宝贵的资料。     

略论先秦“人治”与“法治”思想的论争实质

先秦时期,儒家主张“人治”,法家主张“法治”。他们的分岐是:治理国家主要依靠什么?是道德还是法律?人治论者认为国家主要应由具有高尚道德的圣君贤人通过道德感化来进行治理。法治论者则认为主要应由掌握国家权力的人通过强制性的法律(实际上指刑法)来治理。他们在政治制度设计上虽有分歧,但在维护封建专制制度这一根本问题上是完全一致的。他们的思想分歧并非现代“人治”与“法治”思想在治国方式上的根本对立。尤其是古代法家的“法治”并非现代中国人正在建设过程中的法治,现代“法治’,是根本否定“人治”即专制的,是以“人民主权”“法律至上”“依法行政”“权利平等”为基本原则的治国方略。而古代法家的“法治”是维护专制的手段和工具。     

从法律视角看考试规章制度

考试机构和考生这对特定场合下的法律主体 ,通常更多地表现为考试机构权力与考生权利之间的矛盾关系。符合法理要求的考试规章制度 ,才能够具有权威性和实用性 ,对减少考试过程中的法律纠纷和净化考试环境起到促进作用 ,这是法治社会的客观需要。     

马克思的法与法律二元性论题及其当代启示

马克思所讲的“法”,实际上是理想意义上的法律,它是从社会成员的权利维度出发的,代表着权利、自由、公平、正义等理念,代表着法律应然性的一面。与之相对应,现实生活中存在的法律主要是从国家的规范维度来讲的,是指国家出台的实在法、成文法,代表着法实然性的一面。“法律可能不合法”“法律之治不一定就是法治”的问题是马克思法哲学的核心内容。值得追求的或者理想层面的法治不能算是法律之治,而是法之治。“法”代表着权利、自由、公平、正义等价值理念,“法律”则是法的价值理念呈现的载体,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出台的法律(实在法或成文法)不一定能将法所代表的理念完全贯彻,甚至还有可能与法背离。在全面依法治国的当今时代,不能缺少审视法律本身是否合“法”的环节。     

中国传统“法治”的政治学诠释

建立法治是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前提 ,弄清楚传统法学何以不能将中国社会建成法治社会则是建立法治的基础。中国古代由于早期国家的形成途径产生了视法为刑的“法治”观念 ,这种“法治”于秦帝国时期实现了其工具理性 ,于汉时因以礼入法完成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对中国传统政治模式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成为维护君主专制和社会和谐的重要手段 ,也是导致传统社会政治不发展的主要因素。     

法家"法治"说:理论、实践及百年流变

从治国观念、治国文献、治国手段三方面考察 ,法家的治国方略应为刑治。然自梁启超以来 ,由于种种原因 ,学界主流一直将法家治国方略概括为法治。这是一种误读。与法家“法治”说的理论相呼应 ,各种改头换面的“法治”理论和实践在近现代中国流行。在中国建设法治国家之际 ,应对“新权威主义”、“新秩序主义”、“新工具主义”等各种“新法家”思想进行彻底反思 ,认识其不可消解的疏漏和缺陷。     

法家的"法治"思想辩析

法家的“法治”思想是中国传统法律思想发展的高峰,在中国法律思想史上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在现今正致力于法治建设的社会语境下,“法治主义”又成为学术界和实务界热门的语汇,先秦法家的“法治”思想再次引起人们的关注。通过对法家所提出的“法治”思想的理论基础和特色的分析,指出这种“法治主义”实质上是一种极端的人治,与现代法治理念有着根本的区别。     

有限权力的法治定位

法治的永恒主题是权利与权力、权力与法律关系的调控 ,其中以对权力制约构成法治核心。确立有限权力是现代法治的必然要求。要实现这一要求 ,必须以民主法治化为基础 ,完善能够体现民意、维护民权、保护民利的民主制度和法律体系。对权力强制性、等级性、保障性在实施过程中有可能背离人民意志向反向运行进行制控 ,使有限权力成为民主法律规定的权力 ,是民主选举代表代行的权力 ,是受到国家主人监督控制的权力。     

中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及其逆向

就特定意义而言,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是指源自先秦时期的法家治国理论,而西方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是指古希腊、古罗马时代的西方古典法治理论。虽然两者用词一致,但存在确定性的差别。西方古典法治理论是以民主社会为基础,以简单商品经济为依托,以公民权利平等为追求,以“权利法”为核心,公民以遵从法律和正义为信仰,是依法治国的原生态的法治社会模式。中国传统法文化中的“法治”则依托专制社会,以农业自然经济为基础,这就决定其法律不可能表达权利平等的内容,只能以“严刑峻法”为统治社会的国策,虽有成文法,具有了“法治”的某种法律形式,但这只能表现为“人治”之下的法制基础上的“以法治国”的社会治理模式而已。     

林语堂的法治思想及其局限性

林语堂多次呼吁法治,提倡法律之治。他推崇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思想,批判人治模式,虽然他没看到韩非对专制集权的维护,但他对法治的强调和重视,既是对清末以来兴起的法治思潮的响应,也是在救亡图存的时代洪流中为挽救国家而谋取出路的努力。林语堂追求平等精神,对中国存在特权阶层非常不满,对两性间的不平等也多有关注,他通过创作大力宣扬平等思想,但在男女平等问题上仍表现出对女性独立精神的忽视。林语堂权利意识高涨,始终重视每一个社会个体与生俱来的各项权利,认为可通过公共批评对政府产生威慑作用,使政府不能随意剥夺人民权利,并认为可通过法律保护人民公共批评的权利;但他对意见不合者的公共批评和言论自由,又多有嘲讽和批评。林语堂的法治思想是一个既有传统士大夫情怀,又受到欧风美雨现代思想浸润的知识分子面对积贫积弱的国家所作出的文化选择。     

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的“三维”机制

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是全面推进依法治国中“增强全民法治观念,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题中之义。当前,大学生在法治理念、权利意识、大局观念存在的矛盾与问题较为凸显。思想政治教育作为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的“抓手”,与法治观念培育有育人目标、内容属性与方式方法上的内在关联,可以构建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的“教育”、“管理”、“载体”三维机制,使思想政治教育培育大学生法治观念有效化、常态化和动态化。     

法家法治论谬误溯源

在提出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近二十年后的今天,法家法治论在我国学术界仍有很大的影响。法家法治论是对法家思想定性上的谬误。法治标准的误区,法家思想的误判,自我利益的误导,智识领域的误识,是人们将法家思想归结为法治的认识论根源。     

论民主政治中国家权力的公属性和私掌性

在民主政治中,国家权力属于人民,人民是国家权力的所属主体,国家权力具有公属性。人民大众不可能都去行使国家权力,人民把国家权力委托给公务员行使,公务员成为了国家权力的行使主体,国家权力又具有私掌性。解决国家权力公属性和私掌性的矛盾,一方面,必须大力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增强人民的权利意识;另一方面,公务员要增强责任意识,树立义务本位观念,完善公务员管理制度,加强对公务员的监督和制约。     

政治文明视野下的中国现代法治生成机制探析

中国现代法治即社会主义现代法治国家建设是社会主义政治文明建设的核心内容,既应吸收人类政治文明中法文化的法治主义传统,又应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的特征。其内涵主要是奉法律为最高权威,全面保障公民的权利,造就公民法文化内在素质,以法律制约权力,真正实现独立行使司法权力。中国现代法治目标的实现,既应是一个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实施过程,又应是一个逐渐推进的过程,其生成有赖于法律发挥社会整合、利益协调、权利保障和制约权力的功能逐步到位。     

结社活动的深层历史底蕴及其对民主法治的结构性支撑

结社作为人们自主联合的集体活动形式。构筑了政治国家回归市民社会的重要桥 梁,展现着人类自由自主活动的发展趋势。它能够有效制约国家权力。保护个体权利．实现社会自 律并使民主与法治的价值合法性得以确认和弘扬。因此成为横亘在国家与社会、权力与权利之间 的缓冲带。从而为民主与法治提供了不可缺少的重要结构性支撑。由于多种因素的影响,中国的结 社活动尚未发挥其应有功能．故而规制结社行为．保障结社自由权利和制止非法结社活动。就成为 推进民主与法治的关键。     

公正、人心、礼义——《管子》“以法治国”的法治思想解析

《管子》率先提出了"以法治国"的主张并作了理论上的阐述。通过对公正意义的深入揭示,《管子》明确了法治的内在意义和目标;其法治主张并非和人治相对立,在关注权力制约的同时更为关注人们的合作行为;通过辨明法律和礼义相生相成、刚柔兼济的关系,《管子》反映出其自身对法治的完整认识。《管子》法治思想与儒家法思想、秦晋法家思想共同构成当代法治中国的本土资源。     

试论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

权力与权利 ,警察权力与公民权利 ,是警察法学中非常重要的问题。权力是指在政治、管理等多方面起控制、支配作用的强制性力量 ,权利是要求他人作为或不作为的一种资格 ,权力与权利相互依存、相互渗透 ,又相互对立、相互制衡 ;警察权力是警察机关及其人民警察在国家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依法可以行使的权威性行为 ,是一种特殊的国家权力 ,包括许多若干具体权力 ,行使警察权力必须做到合法、准确、及时、适度 ;公民权利是国家宪法和法律确定、赋予并加以保护、支持和鼓励的各种法律关系主体所享有的一种安全、自由和物质好处的权能和利益。公民权利的保护程度体现着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和法治水平 ,公民应享有充分的权利。     

美国金融法治演进的特点及影响因素——从法律文化的视角

本文从法律文化的视角,分析美国金融法治演进的特点及其影响因素：权利观念影响,使其注重对金融市场中投资者或权益人财产权的保护;自由、平等、法治观念的影响,使其金融机构不断追求经营的自由、并使政府依赖法规对金融市场进行管理;权力应受约束的观念影响其金融监管机构权力的分散及其双轨银行、单一银行制度的形成,从而加深对美国金融法治的理解。     

《俄罗斯民法典》中对行政权力的限制

公民、法人之间的权利冲突相对来说是比较容易调整的 ,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之间的权利冲突总的来说就不那么容易调整了。许多社会矛盾的激烈冲突 ,往往来自行政权力对公民、法人权利的侵害。强调依法行政和职权法定就成了各国法律调整行政机关与公民、法人之间权利冲突的主要手段。《俄罗斯民法典》比较重视限制行政机关可能对公民和法人合法权利的侵害 ,这是该法的一个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