规模最大的哈萨克族民族歌舞展演活动——“卡拉角勒哈”

2009年8月30日,在由新疆青河县人民政府主办、青河县文化体育局承办的迎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的庆祝活动中,13288位以哈萨克族为主的各族群众在青龙湖广场、县文化广场、县政府楼前广场、阿热勒乡草地广场同时进行哈萨克族民族歌舞“卡拉角勒哈”的展演活动。     

发展锡伯族民俗风情特色旅游的思考

一、察布查尔县锡伯民俗风情旅游业发展现状察布查尔县目前已初步形成了六大旅游景区：1．琼博拉森林公园自然风光旅游区；2．白石峰自然风光旅游区；3．伊犁河次生林自然风光旅游区；4．伊犁河金沙滩旅游度假村自然风景；5．靖远寺名胜旅游景观和民俗风情园；6．努拉洪滑雪场自然风光旅游区。     

规模最大的骏马奔驰表演

2009年7月10日,在“首届新疆伊犁天马之乡国际旅游节”开幕式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昭苏马场组织了6176匹骏马,于小雨中在昭苏卡尔坎特草原上进行奔驰表演。此次骏马奔驰表演活动创造了“大世界基尼斯之最”纪录。     

规模最大的哈萨克族传统刺绣技艺展示活动（异地）——“尼勒克县万人同绣柯赛绣活动”

2012年7月28日。在由尼勒克县党委、人民政府主办,尼勒克县妇女联合会承办的“尼勒克县万人同绣柯赛绣活动”中,10494位绣娘在尼勒克县城、喀拉苏乡中心学校、喀拉托别乡赛马场等三个会场展示以钩绣、十字绣、毡绣为主的柯赛绣技艺。     

种族认同与民族国家——对锡伯族“西迁戍边”的重新理解

清乾隆二十九年(1764年)的锡伯族西迁是被迫的,也是悲壮的。清政府之所以要让锡伯族西迁,其背后隐藏着"种族主义"的冲动和意识,同时也反映出清政府要使自己成为一个"民族国家"的内在愿望。其实,作为一种学术态度,种族与民族认同的问题决非阶级、贫富、教育以及道德水准、技术统治的同质化、意识形态的高度统一等方面的范畴可以取代、可以解决,它需要我们认真面对,而清乾隆年间的锡伯族西迁伊犁之事以及从中折射出的民族认同感就不失为一个个案典范。     

“创岗建区”活动的实践与思考

近年来,郑州铁路局党委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以增强党性、提高素质、发挥作用为目标,以安全、创效和稳定为重点,深入开展“创党员先锋岗,建红旗责任区”活动,不断探索以党员包保设备为主要手段,充分发挥共产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有效途径,使党员“创岗建区”活动步入科学化、标准化的轨道,为全局深化改革、安全运输、生产经     

“十五”时期国债发行规模的实证分析

国债发行规模适度与否,主要受两方面因素制约,一方面是政府的财政承受能力,另一方面是承购者的应债能力或国民经济的承受能力。从我国近年国债发行的实际情况看,已经达到了较大的规模,国债依存度较高,财政的还本付息压力沉重。因此,“十五”期间在确定国债发行规模时,应适当放慢国债数量的增长速度,主要考虑财政功能的发挥,并注意压缩财政赤字。     

工农联盟的巩固与国家权力展演：《新湖南报》与“向占梅讨论”

国家建构的政治-文化面向并未在新中国政治史中充分讨论,特别是作为“全国性政治共同体”的工农联盟如何在话语层面建构和巩固。本文以1953—54年过渡时期总路线启动后统购统销政策推进的历史时刻为楔子,来拆解《新湖南报》如何通过“向占梅”讨论,运用特定策略,并在和公众的持续互动中生产了三个阶段的主要话语。这一讨论在某种程度上重塑了农民的理念,使得他们接纳了工农联盟的基本愿景,并卖粮给国家,因而代表了国家的展演性权力。这一话语过程也部分关照了农民的利益,且没有使用过多强制力,在建国初期行政力和资源尚不完善的情境下是一重大发展,也是20世纪全球政治建立工农联盟浪潮的一块重要拼图。     

从“以舞表情”到“借诗言志”——论舞蹈与先秦歌诗的发展

远古时期歌乐舞三者密不可分,混合为一。在这种混合艺术中,舞蹈是其核心,歌诗依附于舞蹈而存在,是舞蹈的伴奏和节拍。在舞蹈的影响下,歌诗的功用在声而不在意,且在内容和艺术上呈现出"浅薄而粗野"的特点。歌诗的这种存在状态及特点,使其不具有独立传播的价值,因此在后代的典籍中,很难发现远古歌诗的踪影。至周,礼乐文化兴盛,歌诗成为时人表情达意的重要方式,此时歌诗方摆脱舞蹈的束缚,得以进入自身的发展轨道,并快速地走向繁荣。     

基于规模范围视角的“一带一路”经济学理论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通过为沿线参与国搭建国际贸易和生产要素流通的平台,可以使各国借助更大规模和范围的市场提振民族经济。"一带一路"倡议在带来机遇的同时,也面临诸多挑战,各国出于地缘政治和贸易保护等考虑,使地区间要素的自由化流动蒙上了一层阴影。"一带一路"迫切需要理论先行。通过对经济全球化理论的梳理,能够凝练出"一带一路"经济学支撑理论;进而分析影响生产要素自由流动的主要力量,提出论述企业是承载生产要素重组的重要经济单位,最终聚焦"一带一路"涉及的规模与范围理论。     

规模不经济：“三农”问题的深层原因

由于中国农民占总人口的大多数，农村占国土面积的绝大部分，决定了其农业、农村和农民（以下简称“三农”）问题始终是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全局的首要问题。为此，通过分析和阐释“三农”问题的深层原因在于规模不经济（包括内在不经济和外在不经济），探讨了克服规模不经济的思路，并提出了解决“三农”问题的相关建议。     

组织化水平与规模效益——农民组织化与“三农”问题的解决

本文主要分析了提高农民组织化程度的重要意义;根据农村近年的实践探索,指出了提高农民组织化的形式;最后针对如何提高农民组织化水平提出了对策。     

“宁可少好,不可多恶”──我国传统农业经营观念的现代诠释

与经济学家们主张规模经营不同，我国传统农业主张“宁可少好，不可多恶”。造成传统“反常”的原因除了统治者提倡精耕细作，反对粗放经营之外，更重要的在于我国人口众多，长期人多地少。如果我国的地租额不是土地收获量的５０％，而是３０％，我国农业就可能改变“宁可少好，不可多恶”的状况。     

论编辑活动的“求真”与“审美”

科学性与审美性既是编辑活动的特性,又是编辑活动的要求。编辑实践中要协调、发挥好这两个特性,从而更好地实现编辑活动的“求真”与“审美”。     

论明代“御用文人”的文学活动

明代御用文人群体及其文学活动,至少在生存样态、业务范畴及创作祈向等层面与科举制度存在关联。明代御用文人的主要来源是科举中人,相应地,其群体性职业取向也并不满足于担任单纯的文学侍从职务。其业务范畴既包括典型御用文学活动,也包括与科举有涉的非典型御用文学活动。其创作祈向在整体上固然体现为润色鸿业,但未尝不受科举背景的潜在影响。     

简析达赖集团在日本的“藏独”活动

达赖集团与日本建立关系较早,自从上世纪后半期,在日本反华势力的支持下,在日本成立各种“藏独”组织,开始了一系列的“藏独”活动。其中,达赖以宗教为幌子,频繁出访日本,拉拢和串通某些政要、议员,并以发表演讲、举行记者招待会为名,肆意歪曲西藏的历史和现状,到处兜售根本不存在的“西藏问题”等等,是达赖集团“藏独”活动的主要内容,这些活动致使“西藏问题”进一步国际化。日本不仅成了达赖讲经授法的“福地”,而且也变相为他提供了一个阐述“西藏问题”立场的讲坛,“西藏问题”已成为干扰中日双边关系正常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     

规模治理的政策“落实”难题及其应对——基于“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制”的考察

政策落实关系到党有序推进政策目标实现的过程与效果。超大规模国家治理的多层级性、区域多样性、主体差异性等治理特征,深刻影响政策落实的全过程,形成了长期性、普遍性的规模治理政策“落实”难题,不落实、假落实、选择性落实、“一刀切”、“层层加码”、“形式主义”等问题表现突出。如何有效应对政策“落实”难题,构建长效的政策落实体制机制,是中国共产党治国理政面临的重大实践议题。“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制”是一项省级制度创新,是以政策落实为核心目标,由党组织负责,将政策统筹、政策分解、政策实施、监督考核、激励问责等流程集合为一体的制度体系。“年度目标责任考核制”的建立与运行,有效应对了综合性政策落实制度缺失的问题,通过实现政策落实过程中的党性与人民性、国家性与地方性、统一性与多样性、分工与协同、程序性与结果导向五大关系的协调统一,使党的各项政策得以分任务、分阶段层层传递,精准落实,为应对规模治理的政策“落实”难题,开辟“中国之治”新境界提供了一种制度方案。     

国家调查队：应对规模治理“信息难题”的体制设计

在超大规模单一制国家中,中央政府如何准确、全面了解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真实状况,化解由信息偏差导致的规模治理风险,是当代中国推进国家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基础性议题。国家调查队是国家应对规模治理“信息难题”的组织化产物,其设立的初衷在于防止地方统计部门职能缺位,及时、准确、全面地获取全国经济社会重要信息。国家调查队体制发展与完善的历程,显示出国家探索运用体制改革技术应对“信息难题”的实践路径。在运行过程中,国家调查队将整合治理、扁平化管理、项目化治理和数据化治理等治理技术有机结合,确保体制运行顺畅。从整体性效能来看,国家调查队有效应对信息不真、信息不准、信息不通、信息不全等问题,为化解由信息难题所导致的国家规模治理风险提供了有效的体制方案。     

“东突”组织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活动特点

＂东突＂组织在整合领导层后,加紧了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活动,其特点是：领导层权威化,人员结构年轻化、专业化,资金来源多样化,组织结构严密化。对新疆的政治安全、经济安全、社会安全、文化安全产生诸多不利影响     

浅议开展班级“十佳”活动的目的和方法

几年来,我所带的班在学校量化考核中,先后五次被评为文明班级,四次被评为先进班集体.其原因,就班主任工作来,除了正常例行职责外,开展“十佳”活动则是其直接原因和重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