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存在问题及增加策略

文章在对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现状分析的基础上，剖析了我国财产性收入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完善初次分配、创新金融体系、保障低收入者利益等增加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建议。     

财产性利益视角下盗窃罪和诈骗罪的重释

财产性利益正日益成长为财产犯罪对象中与有体财物、无体财物鼎足而立的一极。财产结构的这一变化深刻地影响了财产犯罪的格局,盗窃罪和诈骗罪的传统教义有必要因应这一变化进行重释。财产性利益可以成为盗窃罪的适格对象,但盗窃罪行为对象的变迁并不意味着要重构其行为结构。对财产性利益的盗窃和对狭义财物的盗窃一样,仍应符合盗窃罪"排除他人占有+建立新的占有"的基本取财模式。在侵害对象是财产性利益的场合,占有转移是通过排除原占有者对财产性利益载体的占有进而建立对财产性利益载体的新占有来实现的,不符合这一要求的单纯的财产性利益的转移不构成盗窃罪。诈骗罪以处分行为为核心要件,转移占有并非其必要要件。对于诈骗罪处分行为的认定,应当坚持处分意思必要说,无意识处分因不具有处分意思而不构成诈骗罪;对于处分对象认识错误的问题应按照处分对象同一性的规则去处理,满足同一性规则的才可能认定处分意思的存在;对于处分行为相对方的认识错误不影响处分意思的认定。     

诈欺不法原因给付财物与利益之刑法分析

诈欺基于不法原因给付的财物或者财产性利益的场合下是否成立诈骗罪,德国、日本和我国的立法、判例和学说都有所不同。在诈欺的对象是财物的场合下,基于不法原因给付的财物在因诈欺行为交付之前,也是民事法上保护的对象等原因,应当肯定诈骗罪的成立。在诈欺的对象是财产性利益的场合下,不法利益本身并非民事法上应当得到保护的利益,不应得到刑法保护,应否定财产罪的成立。     

财产性利益的刑事立法完善探析

拒不支付劳动报酬罪的保护对象是刑法中的财产性利益,这一罪名的设立是侵犯财产性利益违法行为犯罪化的重要标志。这类违法行为入罪既有理论依据也有现实基础,前者体现在财产保护的全面性要求和刑民实体法关系的协调,后者则是实践中发生的大量侵犯财产性利益的违法行为给司法机关定罪量刑带来的种种问题。在具体罪名的设置上,诈骗利益罪仍是优先选择,但在法定刑上应与普通诈骗罪有所区别。     

论基于利益分析的“环境优先”原则

从可计量、可对比角度而言,“环境优先”常被人们模糊地界定为环境利益优先于经济利益。环境利益和经济利益均应“分别兼具”人身与财产两方面的价值属性,即人身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环境利益,人身性经济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人身性环境利益与人身性经济利益同等重要,财产性环境利益与财产性经济利益之间也无所谓谁优先或者谁不优先。基于此,利益视角下的“环境优先”实质上是应指人身性环境利益优先于财产性经济利益。     

贵州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研究

财产性收入已经成为我国城市居民收入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广大农民来说，财产性收入在其收入中所占比例虽然较小，但其增长迅速、发展潜力大。而土地财产性收入在农民财产性收入中占有较大的比例，在贵州这样的欠发达省份，探索增加农民的土地财产性收入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本文通过调查分析研究贵州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现状，并和全国以及我国发达省份地区农民的财产性收入相对比，力图探索提高贵州农民土地财产性收入的途径。     

旅行合同纠纷中的非财产性损害赔偿论

旅行承办人违约造成旅客非财产性损害(包括固有利益和非财产性的利益损害),旅客能否要求违约方承担以及承担什么样的赔偿责任是许多国家立法、判例和学说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从各旅行大国的学说、判例的比较分析中,结合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和实践中的做法,为其赔偿制订正当性的理论和实证法上的说明,以期对我国旅游合同纠纷的解决有所裨益。     

关于贿赂的界定问题

在受贿罪研究中对贿赂的解释刑法理论界形成了三种学说.通过对这三种学说的阐述和评析,指出在现行刑法关于受贿罪的规定修改完善之前,对于金钱、物品及财产性利益可以纳入"财物"的范畴.对于非财产性利益,我国刑法应该借鉴国外立法例,尽快将其纳入刑法的规制范围.     

旅行合同纠纷中的非财产性损害赔偿论

旅行承办人违约造成旅客非财产性损害（包括固有利益和非财产性的利益损害）,旅客能否要求违约方承担以及承担什么样的赔偿责任是许多国家立法、判例和学说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从各旅行大国的学说、判例的比较分析中。结合我国现有法律规定和实践中的做法,为其赔偿制订正当性的理论和实证法上的说明,以期对我国旅游合同纠纷的解决有所裨益。     

论受贿罪的犯罪对象

受贿罪的犯罪对象的内涵和外延都存在巨大争论,从刑法的谦抑主义立场出发,应当采取财产性利益说,才能够既保证认定上的明确,又不致过分扩大处罚范围。     

论公民受教育权的人格权法保护路径

受教育权旨在保障公民接受教育的利益，以确保其公平地接受科学文化知识，实现自我思想道德和文化素质提升。我国《宪法》第46条将受教育权确认为公民所享有的基本权利，据此，受教育权具有私权化证成的基础。受教育权的民事权利构成，可表现为以“主体意志”为权利对象、以“人格利益”为权利客体、以“接受教育”为权利内容。受教育权的宪法维度，意在以宪法路径予以权利化保护；受教育权的私权维度，意在以民法人格权路径实现权利化保护。受教育权的人格权化意在更好地实现当事人受教育利益自主性保护，进而弥补当事人因受教育权损害而造成的精神性、财产性损失，回归该权利的利益保护本质，实现其立法价值与功能。     

贿赂范围界定的再界定

关于贿赂范围,目前学界存在着"财产说"、"财产性利益说"和"利益说"三种观点。将贿赂的范围扩大解释为可以用确定的金钱计算的利益不仅符合贿赂的本质和罪刑法定原则,而且满足了刑法解释的正义性要求,应该为我国刑法采纳。     

关于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几点认识

当前我国在居民财产性收入快速增长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如居民财产性收入增长波动幅度大、财产性收入在居民收入结构中占比很低、在不同收入群体中财产性收入增长不均衡,以及财产性收入增长如何影响居民消费等.对此,应确立以下几点基本认识: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将在较长时期内保持增长态势;财产性收入将成为我国居民收入的重要来源;居民普遍获得财产性收入有助于缩小收入差距;居民财产性收入持续增长有利于扩大居民消费需求等.确立这些基本认识对于促进我国居民财产性收入的持续增长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商业贿赂犯罪基础问题研究

本文对广义的商业贿赂犯罪和狭义的商业贿赂进行了研析,认为应确立狭义的商业贿赂概念,以区别于公职贿赂犯罪概念.我国现行商业贿赂罪包括商业行贿罪和商业受贿罪,其中"贿赂"的范围以财产性利益说为基准,但应扩及部分非财产性利益;其犯罪构成的"谋取利益要件"必须予以保留;回扣、手续费行为,不管其主体如何,应定性为商业受贿罪;医生收受"红包"应当以职业道德规范去调整,不应定为受贿罪或者商业受贿罪.本文还就商业贿赂犯罪的立法完善问题进行了探讨.     

我国行贿罪立法论析

行贿罪是行贿人向国家工作人员承诺提供或提供贿赂,情节严重的行为,侵犯的客体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客观方面表现为向国家工作人员承诺提供或提供贿赂的行为,主观方面是直接故意,主体是一般主体.我国行贿罪的立法应在三个方面加以完善:一是将各种财产性利益和非财产性利益包括在贿赂的范围之内;二是在行贿的客观方面应该规定承诺提供;三是完善对行贿人的刑事处罚,增设罚金刑和资格刑.     

试论“性贿赂”行为犯罪化

我国现行《刑法》将贿赂犯罪的内容仅限定为财物。但在近年来的司法实践中查处的贿赂案件出现了财产性利益与非财产性利益相互交织的新情况,尤其是“性贿赂”这一概念逐渐进入公众和学术视野,由此也引发了对“性贿赂”行为犯罪化的争论。本文从“性贿赂”这一概念的法律界定入手,阐述“性贿赂”行为犯罪化的必要性,借鉴国外立法和司法经验,提出我国对“性贿赂”行为犯罪化的立法模式,以期对此问题的研究和立法司法实践有所裨益。     

培育资本市场：增加财产性收入的现实诉求

增加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是建立完善的市场经济、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客观要求。对我国居民而言．我国资本市场发展带来的最明显的效应是使其储蓄形式终于可以告别长期高度单一的银行储蓄阶段，为多样化资产选择提供了可能。因此，稳健地发展的我国资本市场、优化我国资本市场的结构，使我国居民的金融资产高效率配置，从而带来居民财产性收入的增加。     

论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

近年来,财产性收入逐渐成为群众收入的重要组成部分。创造条件增加广大群众财产性收入,成为当前我国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我国目前城乡居民财产性收入两极分化、渠道有限、收入总量不高、发展不均衡及财产性收入覆盖面不广等问题,要让更多的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必须加快经济发展、调整收入分配制度、完善有关财产权的法律法规、建立和完善适合中国国情的多层次资本市场体系,加强全民教育。     

商誉权的法律属性刍议

商誉是对商事主体的社会评价，人格性是其本质属性。由于商事主体的营利性，商誉亦具有浓厚的财产性。基于此，商誉权是一种以人格权为基础，兼具人格权、财产权双重属性的商事主体人格权，即商事主体所享有的、用以维护其人格中的包含经济利益内涵、能够进行商业利用的商事人格利益的权利。     

财产性收入与贫富差距——基于城乡收入差距视角的实证研究

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势必对我国的居民收入和贫富差距产生深远的影响。文章通过财产性收入的增加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实证研究,发现目前财产性收入并不是导致城乡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但是,财产性收入迅速增长必然会对贫富差距产生影响,政府应当加强政策设计使得随着财产性收入的增加逐步缩小贫富差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