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传媒集团公司治理模式探析

中国传媒集团的公司治理是一个十分复杂的问题 ,同其他产业相比 ,传媒集团公司治理的研究具有较强的独特性。本文在剖析国外传媒集团公司治理模式的基础上 ,客观分析了中国传媒集团公司治理的特殊性及现状。针对目前传媒集团产权残缺、委托人残缺及管理者激励机制欠缺等问题 ,提出了中国传媒集团“三级治理”的公司治理模型 ,特别强调政府治理、外部治理、内部治理三者有机结合的综合治理     

论我国“公民治理”现状与发展——透过“景洲现象”的分析

“公民治理”理论特色在于将以往的“官僚中心”行政模式转变为“公民中心”治理模式。本文从“公民治理”视角分析了“景洲现象”，并结合我国城市社区治理模式，提出了几点促进公民参与和基层自治的建议。     

中央督察下的地方环境竞赛与区域协同治理模式

中国大气污染治理已初步实现了总量遏制与结构改善的目标，取得了阶段性成功。成功的秘诀在于探索出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大气污染治理模式，即中央督察下的地方环境竞赛与区域协同治理模式。这种“三位一体”式的大气环境治理模式不仅能充分发挥中央地方两个积极性，借助自上而下、内外结合的作用机制提升大气环境治理效能，而且能够立足于顶层设计视角为污染防治提供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智慧的解决方案。但是，这种治理模式仍面临来自体制、机制与执行三个层面的挑战。未来应深入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明确中央地方在大气环境治理中的角色定位，同时紧扣“双碳”目标新要求，动态改进大气质量考核指标体系并优化区域协同治理机制。     

控制权过度偏离与企业集团治理改进

在集团公司内、外治理监督机制弱化的背景下,控制权与剩余索取权过度背离,将导致控股股东更偏好于获取控制权收益,从而产生公司治理风险.目前,我国集团母公司控制型治理模式,制约着我国集团公司的发展.应该通过完善和强化公司内外治理,形成均衡、协调的"利益平衡"治理机制,降低集团母公司与各控股子公司之间的代理成本和公司治理风险,提高我国集团公司的治理效率.     

企业管理创新的又一模式--《管理创新的成功实施--鄂钢集团公司调查》读后

鄂钢（即鄂城钢铁集团公司）与邯钢一样，都曾是全国地方钢铁企业的先进典型，而且邯钢率先创造了“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的管理模式。值得注意的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以来，鄂钢学邯钢，抓管理、促改革，形成了具有鄂钢特色的“最低成本经营、最低成本技改、最低成本发展”的三低模式。《求是》杂志２０００年第２１发表的《管理创新的实践──鄂钢集团公司调查》一文，从经济学和管理学结合的角度，总结了鄂钢模式。 我们认为，鄂钢模式是继邯钢经验之后的又一企业管理创新模式。这个模式在面向市场，加强成本核算和实行全方位、…     

人感城市：智慧城市治理的中国模式

随着全球超过半数的人口聚集于城市空间，城市已成为人类生活的主要场域。改革开放以来，以市场化、城镇化和数字化为核心的“三化叠加”现代化进程深刻影响着城市治理的演进。长期以来，国外智慧城市治理主要以数字技术为驱动来感知城市客观世界和物理空间，形成了“物感城市”模式。但该模式忽视了人的主体性和目的性，难以感知城市空间的主观世界和社会系统。与之相对的是，我国逐渐实践出以感知和回应市民诉求为核心的“人感城市”模式。该模式以技术赋权与技术赋能为作用机制，以市民诉求为传感器，以扁平化结构驱动多主体协同治理，进而提升城市民意识别、风险研判、协商议事、科学决策和施策评估五方面的能力。概言之，人感城市模式的逻辑起点是人本主义，其机制在于技术赋权驱动城市治理的理念转变、制度变革和机制创新，进而构建超越“物感城市”的智能化城市治理模式。进入数字时代，我国智慧城市治理应走向“物感城市+人感城市”的发展路径，既要感知城市的物理空间，也要理解城市的社会系统，二者融合才能充分理解城市空间的复杂性和多维性，针对城市复杂问题形成解决方案。     

试点治理的逻辑：一个分析框架及其应用

试点是探索治理模式创新的重要路径，具有试验、扩散等多重治理逻辑，且因内嵌于国家行政体制而呈现出多层级治理结构的制度特征。试点制的试验逻辑体现在因地制宜、探索经验的试验阶段；扩散逻辑则在总结经验、复制应用的推广阶段。试点治理具有“机制—制度”的双重特征，多层级—分阶段治理模型旨在凸显试点中“中央—地方—基层”的多层级治理结构及其具体运作机制，其中，纵向呈现治理结构，横向隐含治理逻辑，互动过程由各类运作机制构成。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试点可以作为验证该分析框架的案例。作为少数民族地区“推普脱贫”的典型，凉山“学前学会普通话”行动拥有“试点中试点”的完整治理过程，展现了试点治理背后的多重治理逻辑及相应的治理机制。试点治理也存在失败的风险，推广试点成功经验的有效性以非试点区的治理情景和治理资源为前提条件。     

“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的转换逻辑及实现路径

“三社联动”面临“四个不够”问题，“五社联动”应运而生。从“三社联动”到“五社联动”的转换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要求，这种转换不仅是一个数量的变化，而且也是治理逻辑的深刻变革。其在治理目标、治理主体、治理机制和治理资源四个方面都有所变化，由此形塑的社区治理模式也有所深化。深层次看，“三社联动”秉持二分逻辑，是“国家-社会”关系的产物，目的是促进政社互动。“五社联动”秉持三分逻辑，是“国家-社会-个体”关系的产物，注重激发居民的主体性和能动性，能够更好实现“政府治理、社会调解与居民自治良性互动”的目标。为实现两者的有效转换，需着力解决好“联什么、怎么联、如何动”的问题，关键是要利用治理技术完善联动结构、健全联动机制，打造社区治理共同体。     

协同势差：对流域生态治理模式的一种反思

协同治理是流域环境治理公共性扩散的内生语义与实践逻辑，既有研究强调协同治理之于流域生态治理正当性的应然价值，缺乏对协同模式及其内隐机理的系统考察。协同势差是对现有流域生态治理模式的一种理论反思，概括了部分地方政府依托优势位阶持续且稳定地获取优质资源进而引致“伪协同”现象的潜在肇因。基于协同势差视角，流域生态治理的“伪协同”乱象遵循着“分锅”避责驱动下的“非强制性”协同逻辑、制度衔接“碎片化”的实践逻辑、多任务多目标考核背景下的“达标式”回应逻辑以及行政资源“漏斗”效应下的分事逻辑。结合长三角水污染联防联控实践可以发现，协同势差可具体演化为“法治结构与治理体系”权衡下的交互难所诱发的利益势差、“府际网络与社群系统”协商下的耦合难所造就的主体势差和“资源归集与智慧赋能”接续下的桥接难所缔造的信息势差。就此而言，破解流域生态治理“伪协同”困境，亟须以国家自主性嵌入为准绳、以基层党建牵引为靶向、以平台型政府搭建为鹄的，构建基于“利益—主体—信息”的协同治理界面整合机制。     

互嵌式协同：跨区域政企协同治理模式创新及机理分析

“公地悲剧”在当今生态环境领域屡见不鲜，协同治理作为克服“公地悲剧”的有效途径被广泛使用，但如何实现跨行政区域的全方位协同、提高协同治理效能仍需探索。为此，本文以永定河流域跨行政区域政企协同治理为例，尝试提出政企“互嵌式协同”这一创新治理模式，从“结构—制度”两个维度分析如何实现政企互嵌式协同并探索其内在机理。研究发现，互嵌式协同能有效破解政企协同治理过程中因集体行动和资源匮乏而产生的治理困境，提升跨行政区域政企协同治理效能。     

法治视域下的乡村治理之路

我国乡村治理经历了传统的“礼”治、当代的“管”治及现代的“法”治三种治理模式.转型期的农村正处在由“管”治模式向“法”治模式转变的中间地带,非法治化治理方式的惯性严重阻碍了乡村社会的发展.乡村治理必须以二元权力的有效衔接为基础、以村民民主参与的广度与深度为路径,以村民制度化利益表达为保障,以公共服务产品的优质供给为目标,逐步实现乡村法治化治理之路.     

转型期：社区多元治理模式的构建——以湖北省L市X集团改制社区为个案

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的单位社会开始面临着前所未有的挑战和冲击，社区建设走向高潮。在全国的社区建设热潮中，“上海模式”、“沈阳模式”、“江汉模式”的出现，成为学术界研究的热点。但是如何构建有效的社区治理模式，使之适应社会转型和社区发展的需要，是现代社区建设中面临的问题。本文通过对湖北省L市X集团改制社区的案例分析，为社区治理提供理论支撑和经验验证。     

官绅共治与政务协商——传统中国地方治理模式研究

官僚与绅士是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精英。在传统社会的地方治理过程中，两者分别担当了不同的角色，他们既有协作又有冲突，形成了所谓“官绅共治，政事协商”的地方治理模式。在文章的研究中，笔者集中探讨了这一模式形成的原因、模式的特点及其解体。     

数字时代“码上治理”的机遇、挑战与应对策略

技术的飞速发展催生了数字时代，也成就了以“码上治理”为主要方式的基层治理模式。其积极意义在于既降低了公共行政的成本，又大大提升了治理效能，但仍不可忽视技术的双面性特质带来的无法避免的伦理失范风险。隐私泄露、数字鸿沟、尊严弱化以及技术理性扩张等问题是当前“码上治理”技术面临的最大挑战。应对“码上治理”带来的挑战，需要在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提高从业人员的数据素养、促进技术更新等方面实现制度化、科学化、人性化。     

网络暴力公私合作治理模式的反思与调试

随着恶性网络暴力事件不断见诸媒体报道，如何依法有效治理网络暴力已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话题。我国当前已确立的网络暴力公私合作治理模式，既存在私主体与公共部门的主体混合，也存在行政监管与犯罪风险防控的职能混合，属于“混合治理体制”。在网络暴力治理领域确立此种模式，有利于弥补现行法律规制效果的不足，还能为网络服务提供者提供事前自主合规方向，具有充分的现实需求。但是，若以比例原则审查，此种公私合作治理模式存在目的识别挑战与手段合目的性缺陷的体系风险。可调整对网络暴力的“零容忍”态度，将合理分配网络暴力风险作为公私合作治理模式的目标，以辅助性原则与明确性原则指导网络服务提供者确立网络暴力专项合规计划，以有效衔接平台技术治理与法律治理并构建事前自主合规与事后强制合规阶段的有效性审查与底线保障机制，实现对网络暴力公私合作治理模式的合理调试。     

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的治理框架及现实路径

随着气候变化和人类活动的持续影响，城市灾害呈现出链状、群状、多灾叠加的新特点，现有城市灾害风险的治理往往存在多灾种风险认识不清、单一治理模式失效、过程衔接不畅、现代化手段应用不足等诸多问题。从系统性风险认知视角，诠释了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定义、内涵及特征；借鉴元治理理论和数字治理理论，构建了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的“元治+数治”治理框架，从共治平台、制度基础、服务机制三方面提出了数治时代城市灾害系统性风险治理的现实路径。城市灾害风险的治理应该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城市单一灾种片面治理向多灾种系统性风险治理转变；二是从科层、市场、网络多元模式独立并存到“元治+数治”理念下科层、市场、网络多元模式整合协同的转变；三是从经验判断的灾害风险治理向大数据驱动的灾害系统性风险治理转变。     

社会资本视域下“饭圈”参与社会治理的路径优化

多元主体协同参与是实现国家治理有效的重要保障，是有力推进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必然要求。基于社会资本理论视角，从“组织—制度—情感”三维框架剖析了当前“饭圈”的运作现状。基于“饭圈”参与治理现状的系统梳理发现，其运行困境主要有三:一是科层管理模式下网络资本弱化影响粉丝的参与意愿，二是组织资本的缺失直接导致了饭圈运营前景堪忧的结果，三是以数据劳动为代表的卷入式参与模式盛行制约了个体性资本的生成。针对上述困境，设计了优化社会参与网络、完善社会组织参与制度、培育和提升个体参与热情的三重应对策略，以期为“饭圈”参与社会治理提供新的拓展渠道，为新时代社会治理提供创新路径和理论支撑。     

“后农业税时代”农村治理结构的制度变革

农业税取消后，中国农村步入了“后农业税时代”。在农民彻底减负之后，农村治理也陷入了迷茫期。目前县、乡、村三级管理职能都面临着巨大变化，如何适应这种变化，如何通过职能的调整适应现实的需要成了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本文主要通过分析当前乡村治理结构的不合理之处以及农业税取消后这种治理结构遭遇的挑战，探索农村新的治理模式，变县政——乡治——村办的治理模式为县治——乡协——村辅的新结构。     

第三条道路视域下的治理变革:一个嵌入性视角

伴随着“第三条道路”的兴起,政府治理必须超越传统的“左与右”之分,这既是对我国传统治理模式的批判性反思,更是新形势下社会管理创新的客观要求.本文从新经济社会学中的“嵌入性”理论入手,对国家、市场与社会三者之间的互动关系进行了再解读,提倡一种“嵌入式”的结构多元主义治理模式.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历史生成与路向诠释——基于国家与社会关系演进的视角

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植根在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演进之中。传统中国的基层治理总体上可以概括为消极治理，其蕴含着国家消极无为与社会自然之治之意。晚清以降，中国开启了现代化的历程，国家政权不断下沉，基层治理模式开始从传统向现代转变。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现代化运动的产物，诞生之后又作为历史要素汇入中国现代化进程之中，以“新”的面貌开启了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进程。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迈入新的阶段，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后，经过理论和实践上的创新突破，中国共产党进一步开辟和指明了中国式基层治理现代化的新路向，这种新路向的核心理念和价值就是“以人民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