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朝廷功令与地方公议之间——从嘉靖、万历年间休宁县的赋税争议看明代的知县行政与地方社会

在明代中后期的赋役变革浪潮中,徽州府休宁县在嘉靖、万历年间围绕赋役问题发生了几次焦点事件:嘉靖十七年休宁知县傅灿增加徭赋、隆庆至万历年间的丝绢纷争、万历九年休宁知县曾乾亨主持的田地清丈。每次对赋役的调整,都引发地方社会不同程度的反响,甚至演变为朝廷注目的"民变",凸显出国家与地方利益的某种对立。处于朝廷功令与地方公议之间的知县,其临民理政的具体举措不仅事关官员个人的声誉与前途,也对处理国家与地方社会关系以及地方社会发展影响深远。     

《水浒传》早期传播史料辨析——以《南沙先生文集·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为中心

熊过<故相国石斋杨公墓表>中有"或说七等<水浒传>宋江赦者"语,有学者认为这是正德七年(1512)以前<水浒传>已经成书并在社会上流传的"铁证".但是通过对熊过生平、<墓表>撰写目的、材料来源、成文时间等的考察分析,结合熊过与杨慎的交往以及他们与<水浒传>的关系,可以确定<墓表>作于嘉靖三十八年至隆庆元年(1559-1567)之间,此语并非采自嘉靖之前的原始材料,而是熊过自己对刘七事件的理解或说明,因此,这则材料并不能成为正德七年前<水浒传>已经成书并在社会上流传的证据,更非"铁证".     

延绥镇长城修建与战争及气候的关系

延绥镇是明朝为了抵御游牧民族南侵设置的九边重镇之一,该地长城修建于正统、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年间,这一时期是明代气温变化的低峰期及北方草原蒙古族挥鞭南下的频繁期。这种对应现象的产生与游牧经济对环境很强的依赖性以及其和农业经济间强烈的互补性有直接关系,而长城因修建在农牧经济的过渡带,客观上发挥了通融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的功能。     

戴裔煊教授的新论著:《明代嘉隆间的倭寇海盗与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面世

我国历史上,元末明初和明代嘉靖、隆庆、万历等朝都有过倭寇的活动。其中引起轩然大波的是嘉靖、隆庆年间(1522——1572)的倭寇和海盗。闭关自守的明朝统治阶级为了扼杀资本主义萌芽,歪曲事实,把嘉隆间东南沿海地区要求出海从事正常贸易的     

试论冯保在张居正改革时期的作用

冯保字永亭、号双林,深州人,是明代嘉靖、隆庆、万历三朝较有影响的宦官。他从“嘉靖十五年蒙选入内中馆读书”起,到万历十五年被“谪为奉御,安置南京”止,在近五十年的时间里,由一个普通太监平步青云:从嘉靖时期即为秉笔太监之一到“隆庆元年提督东厂兼掌御马监事”,直至万历时升任到太监中的最高的最职务一秉笔太监兼司礼监掌印。明人沈德符、刘若愚曾有过记述:“司礼监为十二监中第一     

试论穆宗大阅与俺答封贡

明穆宗在位的六年中,在边务方面,有三件颇有影响的大事,其一是用边臣,指隆庆初年对大臣,特别是对守边督抚大臣的信任;其二是大阅,指隆庆三年(1569)九月,明穆宗在北京举行阅兵,检阅京军;其三是俺答封贡,指隆庆五年三月,明政府册封蒙古鞑靼部首领俺答汗为顺义王,从此双方通贡互市。本文试图通过对这几件大事背景、概况的叙述,探求嘉靖、隆庆朝与北方蒙古族的关系。有不妥之处,希望同志们批评指正。一、历史的回顾——明朝北边紧张局势的形成我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在历史的长河中,各民族有分有合,有胜有负,可是彼此间经济文化的联系以及互相依赖和不可分割的倾向却日趋加强了。蒙古族是我国北方较大的少数民族,在明以前近一百年的时间内,曾建立过统辖整个中国的元朝,对祖国的历史做出重     

明初河南耕地面积辨正

明初河南耕地亩数如何,是中外学者注意研究的问题之一。所谓洪武二十四年河南亩额144万余顷说,源于黄册,《诸司职掌》,正德、弘治、万历《会典》以及《万历会计录》等重要史籍里,均载有该数字。对此,明人曾有过不少议论。论者多把它作为当时河南税粮或耕地的实际亩数。嘉靖八年六月,詹事霍韬在纂修《大明会典》时,曾经对这个数字提出疑义。也在《修书疏》里这样写道:     

明代丝路史分期研究

明代丝路史可分为三个时期:1.明初至天顺末(1368～1464),该时期左右丝路上国际关系和政治形势的两大政治势力是明王朝和帖木儿帝国。丝路继元朝末年曾一度关闭,才得以恢复。2. 明成化初至嘉靖二十四年(1465～1545)。该时期土鲁番作为一个新兴的政治势力梗塞在丝路要冲,交通受到严重阻碍。3.明嘉靖二十五年至明末(1546～1644)。新航路开辟,西方势力涌入亚洲,丝路渐趋沉寂。     

北京的四坛与南内皇史

正如果要问四方游客什么建筑物最能代表北京,我想除了气势恢宏的紫禁城外,当数北京大大小小的坛庙了。而在这些坛庙之中有几处却是因"大礼议"之争而始建的。嘉靖皇帝登基后,一直想让其父称宗庙,但却遭到了大臣们的强烈反对,为了找到合适的理由,嘉靖皇帝便对明堂礼制、庙制,大祀的郊祀礼仪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嘉靖九年(1530年),世宗提出要天地分祀,方案提出后就引起了大讨论,众多朝臣认为合祀制度是由祖宗制定,沿用了100多年岂能说改就改,少数拥皇派却找到《周礼》中的有分祀天地的古礼记载,因     

张居正经济思想初探

张居正(1525——1582),字叔大,号太岳,湖北江陵人。他是明代著名的地主阶级政治家、理论家,一生经历了明朝中、后期的嘉靖、隆庆、万历三个朝代。嘉靖二十六年他中进士,隆庆初年入阁当大学士,万历初年作为首辅秉政,直到去世。在当国十年间,他雷厉风行地革除弊政,在政治、经济、军事等各方面推行了一系列卓有成效的改革。张居正的著述编为《张文忠公全集》,凡四十六卷。     

明朝万历、天启年间宗禄定为永额新考

嘉靖四十四年《宗藩条例》实施后宗禄确实大幅削减,但此后宗禄拖欠问题依然长期严峻。正是万历十一年的周府岁禄拖欠问题,直接触发了宗禄定为永额举措的出台。先由钦差礼科都给事中万象春与各抚按及各该亲郡王条议,数年后又经廷议,万历十八年六月明神宗下令将河南、山西、陕西三布政司宗禄定为永额,并辅以其他重要条款。直到万历末年、天启年间,随着明朝财政危机的加剧和持续,天启五年明熹宗下令也将山东、湖广、江西、广西、四川等地的宗禄定为永额。宗禄定额举措陆续出台后,宗禄的拖欠依然时有发生。因为明朝宗禄的总额实在太过庞大,加以农业灾荒、地方拖欠等原因的制约。但明朝毕竟在明亡前已经根本控制了各地宗禄的继续增长势头,在宗禄时常拖欠的背景下,宗禄定为永额之举,确实也有助于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明朝宗藩的生存危机。     

试论明代中后期的宗藩问题与宗藩改革

宗藩问题根源于宗室分封制度,明中期以后,由于宗藩特权无法破除,加上政治藩篱的设置,朝廷对宗室给养的全面包办,迅速引发了明王朝的财政危机和社会危机。嘉靖以后,在朝臣的吁请下,明廷虽不乏改革之举,但其着眼点并不涉及宗藩根本弊窦,仅限于解决当时财政难关,因而很多问题也伴随明王朝走向崩溃。     

浅谈明代藩王宗法制的发展

明朝藩王宗法分封制受宗支繁衍和政治波动的影响而不断发展,其节点在于成化朝。成化以前,从国家就藩到郡王分封,宗支发展有序平稳,是祖制远见之处。大约至太祖第五世孙袭封时,宗支发展过剩,超出了祖制的预期值。宪宗出于人情考虑,特许郡王兄终弟及,各王府不断援以前例,使冒袭成了弘治、正德、嘉靖三朝反复斟酌的议题之一。以兄终弟及为主要内容的郡王冒袭借助于嘉靖时的政治波动而兴起,而晋升后的亲王却无法再以宗子还本支。宗法制的发展线路实际反映了明朝国家体制的线性衰败,体现了君主在监管层面上自我破坏制度,也是宗室政治化和管理形式化的具体反映。     

安定卫的残破与部众迁徙觅踪--兼论安定卫与裕固族形成的关系

明代安定卫的残破和裕固族形成有密切关系.安定卫残破后,卫众分为三种情况东迁、流徙(流浪迁徙)一是被亦不剌等裹胁,随同其活动,最后定居于青海、甘肃天祝等地,融入土族;二是依他卫居牧,随他卫东迁;三是东迁肃州南山一带.其中以"红帽子"见于史料的安定遗众,源于蒙古族,属四卫之"阿真"部,明代史料称为"阿骄",先是被土鲁番"收捕",后东迁至祁连山,与嘉靖七年东迁之罕东左卫帖木哥等部发生冲突,迁居皇城,被入青之套部蒙古裹胁,在青海一带活动,最后融入土族.其居住在肃州南山的一部,明代史料称为"哈剌秃",成为裕固族之一部分.裕固族"大头目"家非安定王系,姓"安帐",并非源于安定卫之"安定",也非"罕东"之音转.     

关于汤显祖族系源流的新材料

依据新发现的清乾隆二十七年、同治十二年、民国十年等三种不同年代的《平西汤氏家乘》所展示的详确世系源流,参考文物普查中发现的汤氏始迁祖墓葬、宗祠遗址及具有明清建筑风格的汤氏庐舍等不可移动的文物,阐明：汤翁远祖唐末梁初来自苏州,开基江西南丰;其一世祖宣慰公于后晋居官临川;十六世祖铁郎公元末明初（永、宣之间）始迁江西广昌县白水寨（今赤水镇）;汤翁生于广昌,明嘉靖四十年避乱流寓临川、终老临川。     

明中期社学不盛的地域性考察——以南直隶江阴县为中心

明代嘉靖年间,江阴《县志》纂修者注意到,具有官方背景的基层教育机构——社学发展薄弱,因而怀疑本地文教不振。实际上,明代科举社会中,以教化为主要功能的社学已不能成为社会蒙学教育的主流,而江阴地区在宋元时期形成的良好蒙学教育体系,又进一步限制了其发展。明中期江南经济状况的变化,导致社学寄存基础的里甲制被破坏和以基层民众为主体的社学生源因贫困日益流失,加速了江阴社学的衰败。江阴社学只能在部分有识官员的支持下短期复兴。江阴社学的兴衰是明代江南地区社学发展的一个缩影,从中可以窥见江南地区社学呈现出“短兴长废”的发展态势。      

王府乐户与明代宗室犯罪关系述论

乐户制度由来已久,明代宗室乐户是朱元璋在"分封建国"政治背景下,保全宗藩体尊,参与王府祭祀、迎接诏敕和宴享等活动的特殊社会群体。王府设置乐户,其目的也是利用儒家礼乐教化功能,实现家国之治,维护藩府之稳定。然而,由于乐户本身职业的特殊性,加上明中期以后宗室放纵享乐情绪的滋长,在王府乐户的导引下,宗室往往置朝廷藩禁、婚禁制度于不顾,作奸犯科十分频繁。     

明代蜀藩宗室考

有明一代,受封为藩王的皇子共有62人,建有50个藩王府。这些藩府分布在全国各地,只有册封在成都的蜀王,是在一省范围内唯一存在的一个宗藩。本文依据文献及近年来出土的文物,系统梳理和考证了明代蜀藩世系、宗室嗣位与后裔下落,以及蜀藩府署与陵墓等历史情况,揭示了这个"二百七十年富庶之藩封"的兴亡轨迹,及其与朱明朝廷、宗室内部和人民大众之间的错综复杂的关系。     

试论明代会典的纂修

《明会典》的纂修始于弘治,校订、刊行于正德,嘉靖间两次续修,万历间重修成定本.其体例远源《周礼》,近取《诸司职掌》,经历了模仿、沿袭与创新的过程.其纂修主要由史馆承担,多家机构共同参与.其资料主要来源于朝廷颁降之书、各衙门的见行事例、造表文册和档案资料以及历朝《实录》.刊行后,成为明代的大经大法,不仅在明代为百司所遵、万民所奉,而且在清初一度被奉为处理政事的政典,更成为清修会典的重要参考.     

北宋高氏家族兴盛原因探析

蒙城高氏家族是北宋有巨大影响的武将家族。探讨了在宋代“重文轻武”国策下高氏家族还能兴盛的原因,认为恩荫制度是其兴盛的前提,与皇室通婚是北宋蒙城高氏家族兴盛的一个重要手段,良好的文化教育和严谨的家风是高氏兴盛的重要因素,宋代的优待政策是家族兴盛的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