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光复前台湾小说的文化意识

光复前的台湾现代小说与祖国大陆现代小说的创作走向保持一致 ,在极大程度上坚持着现实主义文学创作传统。作家们以严肃的创作态度 ,谛视台湾社会现实 ,并以深刻的小说内蕴揭示了台湾社会真实的文化冲突形态。这种文化形态在光复前的台湾小说里 ,主要体现为台湾民众具有的独特的文化心理模式。构成这种心理模式的要素 ,是三种突出的文化意识———民族意识、批判意识、孤儿意识     

论40年代的中国都市小说

中国现代都市小说在 40年代开始衰落 ,其中原因有三 ,即都市作家群在战时的解体、创作思想的改变与都市文化形态的变异。但由于沦陷区特异的文化形态 ,都市小说一度在上海、北平沦陷区得到延续 ,并由于张爱玲的出现 ,还造成了一次小小高潮。战后 ,虽一度出现京、沪、华南都市文化三元格局的形态 ,但由于时局动荡而夭亡。     

现代性视域下的国统区小说传播与创作

在现代整体战争的背景下,从民族国家共同体的文化想象、大众化叙事策略的重构以及传媒与文本间的互动相生等三个方面,探究国统区小说创作与大众传媒之间所存在的内在互动关联,无疑是一种新的解读方法。国统区小说创作,以建构民族国家理念为最高目标,以动员、召唤和组织全体民众为现实诉求,以崇高化的战争美学为创作追求,适应了战时文化传播观念的要求,实现了文学与传播的文化整合。     

地域文化与现代乡土小说生命主题

不同的地域文化孕育了不同的生命形态,也孕育了不同的乡土意识和状貌各异的地域文学。通过对不同的地域文化背景和源流的梳理可以确立作家创作的特定文化渊源,通过不同的乡土理念的分析可以确认不同作家的创作选择和创作风格,通过作家笔下不同类型的乡村人物和社会群体的研究可以透视不同的生命形态和生命基调。在"地域文化—乡土小说—生命主题"理论框架中,现代乡土小说创作的四个作家群体——浙东作家群、湘楚作家群、巴蜀作家群、关东作家群及其创作文本,均对不同地域文化背景下的乡土小说的生命主题进行了历史性观照,发掘出了乡土文学的地域文化资源。     

网络盗墓小说的文体特征及其价值探究

现代盗墓小说诞生于网络,并逐渐形成一种文学类型,受到大众的追捧。而网络盗墓小说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一种新的网络文学类型,与其深层次的价值有密切关系。这种深层次价值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作为一种文学类型所具有的独具一格的文学特色;第二,文本呈现出深层次的文化价值;第三,以"他者"视角创作的网络盗墓小说,其本身所具有的"他者文本"资源亦具有可研究的学术价值。对网络盗墓小说研究价值进行深入探究,以对网络盗墓小说创作主体在以后的创作中更加注重文本深层次价值的表达提供借鉴,亦能对热衷阅读网络盗墓小说的接受者产生积极影响。而从网络盗墓小说的发展现状来看,由于网络盗墓小说的类型化严重,对其深层次价值的研究,对网络盗墓小说的整体发展亦能提供借鉴。     

传统与现代的交融——试论莫言小说创作的艺术张力

莫言小说表现出了鲜明的艺术特质。从目前研究成果来看更多地集中在对其表现手法、主旨意蕴、民间资源、区域文化、技巧借鉴等内容的研究。而在传统与现代交融的视角中深挖莫言小说创作的张力美则略显不足。事实上,这种张力美主要表现在民间资源选取与现代意蕴阐释、传统价值敛禁与现代欲望释放、传统叙事截取与现代表现手法运用等几个方面。而艺术张力美则成为解读莫言小说创作的一种新尝试。     

中国古代商界小说创作的三种结构类型

中国古代商界小说创作根植于中国思想文化体系之中,深受儒、墨和佛教思想的影响,形成了"神助"命定、家庭中心、因果报应等三种结构类型。这些结构类型的产生既是文化影响的结果,也是小说创作者在面对意识形态与商业之间的紧张关系时,所进行的调和、化解的尝试,内含着较为鲜明的创作意图。这些结构类型的运作为商业的存在发展和商人的经商求利行为赢得了话语支持和接受空间。     

茅盾"时代女性"创作模式论

茅盾早期小说创作模式主要表现为三种具体的形态:一,互为对立面的衬托方式,既打通了小说人物思想发展脉络,同时也强化了主题震撼力的效果;二,三角模式,使文本具有了放射性的阐释空间;三,横断面模式,与人物意识流动融为一体,突破生活的时空限制,丰富了小说的内涵。茅盾早期小说的创作模式在一定意义上昭示着现代中国文学在结构上的开拓性转型。     

都市的生活空间与文化想象——张爱玲小说的一种解读

沦陷期的上海,是张爱玲小说创作的文化想象资源,是她小说中人物的生活空间.她对上海的文化想象,是建构在"重新塑造"的都市空间--公馆、内室、公寓、电车、影剧院等等.这些日常生活场景和都市化物质形态,成为小说叙事意义的生产者,参与了故事情节的推动.而香港,在张爱玲的笔下,处处成为上海的"他者"形象,成为上海的必要的对照和补充.     

论金庸小说的三种文化现象

金庸小说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作家创作,它诞生于香港商业型的文化氛围中,为刺激报纸销量而写作的意图明显。它一度曾被称为“毒草”,又经历从禁书向经典的命运转变。９０年代,在市场经济与大众文化潮流的裹挟下,它成为大众媒介的改编对象,衍生出众多的文化产品。商业化、经典化、产业化是解读金庸小说无法回避的三种文化现象,金庸的小说在传统文学观念的封锁下,进行了一场成功的突围表演,一种与现代商业文化紧密结合的文学价值理念以及文人成功标准正在逐渐为人们所接受。     

湖湘文化的解读者--黎锦明小说地域指认性论略

黎锦明是活跃于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湘籍作家。他的小说解读了湖湘地域的独特文化形态和文化精神。湖湘文化的二元结构对他的创作意识和艺术个性有深刻的影响。他的作品所反映的地域指认性正是这种文化二元性的形象体现     

上海世博的国家文化软实力透视

上海世博是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集中展示舞台。国家文化软实力包括器物形态、制度形态和国家精神三个逻辑层次,上海世博充分展示了这三个层次的国家文化软实力。处于国家精神形态层面的美国的文化软实力远远领先于尚处于制度形态和器物形态的其他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必须着力构建国家精神。中国在国际上推行的孔子学院,以及重庆的中国红歌会正是构建中国国家精神、提升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有益尝试。     

关注生存 沉思生命——论土家族作家陈川的小说创作

当代土家族作家陈川的小说创作 ,立足于民族土壤 ,执著追求。早期作品以民族文化传统和现实主义精神的融合关注现实人生 ;其后 ,在现代文化意识影响下 ,以“人的自觉”实现“文的自觉”,更新创作观念 ,思考人的生存处境 ,审视人的生命形态 ,站在救赎的立场 ,揭示生命的扭曲和异化 ,生存的孤独和荒诞 ,人类的尴尬和局促 ;艺术上以民族文化为背景 ,吸纳现代小说的创作技巧 ,在不断探索中走向成熟。     

都市文化理性与刘呐鸥的都会小说

将刘呐鸥的都会小说置于20世纪30年代大上海这一现代都会背景,置于都市文化与创作审美、作家创作与都市言说方式的研究层面,我们将会“发现”:性爱剥离,迷恋与逃逸,叙论合一,是刘呐鸥都会小说的主要特性。刘呐鸥都会小说所显现的都市文化理性,是刘呐鸥小说的新姿态,也是现代中国都市文学应该具有的表现方式与文学视角。     

论20世纪40年代上海女作家笔下的家庭女性

在20世纪40年代的上海,众多女作家投入到新市民小说的创作中。这些女作家凭借其独特的新市民小说创作在大上海名噪一时,这其中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并且与女作家自身的生存状态及价值观念有很大关系。在她们的作品中有一类独特的女性形象——家庭女性。在女作家独特的女性视角观照下,在当时上海特殊的文化语境影响下,这些家庭女性在家庭身...     

疏离与丧失──论九十年代小说创作

九十年代小说创作大致分以下几种类型：家世小说、叙述往事的小说、历史小说、传奇志怪小说、新写实小说、商战小说、文化关怀小说等。从总体上看非现实题材的小说创作优于现实题材的小说创作。作家们之所以要逃避现实与社会变改和个人的价值取舍有关。     

施蛰存小说：从反叛到回归

施蛰存的小说创作,以反抗传统文化始,以回归传统文化终.他冲破了传统文化的束缚,成为引进西方现代主义理论进行创作的作家,为中国现代小说创作作出了贡献.然而,他的反叛是一种并不彻底的反叛,他的回归也是一种被迫的回归.施蛰存的小说创作从反叛到回归的路,是20世纪30年代现代主义小说实验的一个寓言.     

从小说到戏曲:《红楼真梦》的文体转换与文化内涵

生活于晚清、民国之际的郭则澐以学者身份从事小说、戏曲创作,先作《红楼真梦》小说,继撰《红楼真梦传奇》,这一再度创作行为和文体转换反映了作者对解读红楼故事的执著与自信;从人生态度和所处时代来看,其创作《红楼真梦》小说和戏曲的主要用意并不在于这两种文学样式本身,而是具有深远的文化内涵;就晚清以来的世道变迁与文化发展而言,这种道德忧患和文化忧虑并非多余,更不宜以落后腐朽完全否定,而是含有深刻的思想价值和认识价值。     

现代中国市民小说的市井意识

现代中国市民小说创作充满了浓郁的“市井意识”,已构成一种独特的文学现象和文化现象,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的整体格局中占有举足轻重的位置。如何正视中国市民小说的这些特质及其独有的某些形态、深入到具体的历史情景中去而不是简单地套用西方的概念和范畴来定义和分析现代中国市民小说,应是文学研究中值得注意的问题。     

市民叙事传统的个性化承袭与重铸--老舍与张爱玲市民小说之比较

老舍和张爱玲分别对中国市民小说传统进行了不同方式的承继和改造,创造了现代文学史上两种风格不同的市民小说类型.文章从书写内容的传统与现代,价值立场的启蒙与民间及文体形态三方面进行了比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