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宗朝在长安西北地区的御边措施

唐德宗时期,通过加强长安西北军镇的防御、调集长安东部军镇参与"防秋"和强化神策军以协助长安西北军镇御边三个方面的防御措施,有效遏制了吐蕃对长安西北地区的进犯,使唐朝以关中为立国之本的方针取得成效。     

北宋御边战略的演变与西北市马贸易

北宋处于强敌环伺时代,民族关系错综复杂,为抵御外敌,北宋根据自身实力强弱和周边民族关系格局的变化,在不同时期灵活调整御边政策,使边疆政策呈现出一定的阶段性。西北市马贸易受北宋御边战略的导向,表现出不同阶段的运作特征。北宋政府利用市马贸易控制西北吐蕃,实行怀柔羁縻,以夷制夷的边疆政策。     

王辅臣之乱新论

陕甘地区“防边”重于“治乱”的军事布局,致使王辅臣叛乱的范围主要集中在陇右地区,尤其是平凉、秦州、固原一带.王辅臣反叛导致清军在陕南地区的失控以及陕南沦入四川叛军之手,并由此造成四川叛军对关中的巨大威胁.王辅臣之所以投降,不仅仅是图海平凉战、抚的作用,张勇、王进宝斩断四川叛军对平凉的救援,为平凉战、抚的胜利提供巨大保障.     

宋诗风运动中的王嗣槐

康熙十七年拜谒冯溥对于王嗣槐来说意义非凡。冯溥的礼待与人格魅力、诗学影响以及受冯溥所托编选当代诗选,使王嗣槐产生整饬诗坛的动机。在冯溥的影响与鼓励下,王嗣槐开始大力提倡唐诗,反对时下盛行的宋诗风气;他的诗歌创作、诗学批评都围绕着这一主题展开。经过反复斟酌,五年后终于向诗坛领军人物王士禛、王又旦申述观点,施加影响,而王士禛正是在这种压力下重返唐诗道路。王嗣槐的诗学活动从一个侧面显示了冯溥对诗坛的影响,对他的诗学活动缘起、过程的考察使康熙年间诗歌史的路径更加清晰。     

重读四件河西吐蕃文书——解读吐蕃文献之商榷

黄文焕先生于1984年所出版之《中国民族古文字研究》一书中,译解四件残缺不全的河西吐蕃文书,并以之考证了吐蕃史上诸多重大史事。笔者重读四件河西吐蕃文书,发现黄文焕完全误解了四件河西吐蕃文书,并误证了相关史事。本文重新解读,意在说明了解历史语言的重要性。如何正确理解古藏文,是为唐代吐蕃史研究入门的基石。     

跋唐玄宗《赐新罗王》诗

本文通过对保存在韩国文献《东国通鉴》中的一首诗,即唐玄宗作《赐新罗王》的研究,追溯了唐与新罗之间友好交流的历史,并指出此诗的美学意义。     

简论北宋对西北缘边吐蕃熟户的政策

北宋时期,在政府大力招诱政策的影响下,西北缘边诸多吐蕃部落相继内属而成为熟户。吐蕃内属后,宋蕃民族关系发生了新变化,北宋政府根据边情和统治的需要,对缘边吐蕃熟户实行了许多绥怀优抚的民族政策,主要包括封爵、给田免租、通贸易和恤刑等四个方面,取得了一定成效。     

试论邠宁镇的概况和作用

邠宁镇设置于安史之乱期间,它地处长安西北部唐蕃军事对峙前沿,战略位置重要。唐朝设置邠宁镇目的在于外御异族内卫长安,直至光启元年前它有效地发挥了这一作用。唐朝经黄巢之乱遭受重创更加衰落,鉴此邠宁镇走上了干政叛乱之路。邠宁镇作用的变化与它和唐朝实力升降转变相关。     

试论夏塔图吐蕃棺板画的源流

文章主要就青海省海西州德令哈市郭里木乡夏塔图出土的一幅吐蕃棺板画的内容进行了介绍。在此基础上,就近年出土的粟特石棺画与吐蕃棺板画进行了对比与分析。     

试论唐玄宗与肃宗地位之嬗变

唐玄宗夺取皇位主要是通过马嵬驿兵变、灵武即位、诛灭永王李、迁太上皇于京师等几个步骤逐渐实现的。唐玄宗与灵武即位的肃宗在安交之乱的硝烟弥雾中进行了一场权力更迭的政治较量,玄宗终因逃离京师失去民心被迫结束了自己的统治,而肃宗政争的胜利,恰是玄宗晚年悲剧生活的开始。玄宗与肃宗的斗争与内耗影响着唐代中后期的政局,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的必然产物。     

王维与玄宗、肃宗的关系

生当唐玄宗与唐肃宗之世的王维,虽然与玄宗、肃宗父子均具君臣关系,但这两位皇帝对待王维的态度却是颇有区别的。王维因"黄狮子"案更因有违于"禁约诸王"的实况,不仅受到了严厉惩治,被左迁济州司仓参军,而且还始终未能得到唐玄宗的信任与器重。这说明,作为"政府官员"的王维,并不是"南朝"集团的成员。正因此,即皇帝位于灵武的唐肃宗之"北朝",既对"陷贼官"王维"特宥之",并责授太子中允,复拜给事中,又对王维尊崇有加,恩准如己事。玄、肃二宗对待王维的不同态度,是王维在为人处世、思想发展等方面产生变化的最为重要的因素。     

论唐玄宗的宗教政策

唐玄宗在位时 ,推行了大力扶植道教的政策 ,如提高老子李耳及道教有关人物的地位 ,尊崇道教经典 ,优待道士、女冠等。对佛教则采取了“抑而不毁”的政策 ,既限制其过度发展 ,又对其加以利用。本文还分析总结了玄宗宗教政策的三个特点及其社会文化背景。     

《涛音集》与新城二王早期诗学思想

清代诗人王士禄、王士禛成就卓著,影响深远。二人早年初登诗坛时一起编选的明清山东掖县诗人诗作《涛音集》,是他们总结明清山左诗歌、阐发诗学观念的一次自觉实践。这部选集早于王士禛的《唐诗神韵集》,其评点集中体现出他们对杜甫“老成之境”和唐人“妙境”的推崇,审美上倾向于雄浑高古和兴象神韵两种风格。这两个方面是二王早期诗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研究二王尊杜与贬杜、神韵诗学观念的形成以及二王诗学的联系等,都有重要意义。     

唐玄宗泰山封禅与道教之关系

开元十三年的唐玄宗泰山封禅活动,没有道士的参与,道教色彩淡薄,成为封禅历史上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这与开元前期唐玄宗强调儒家政治、怀疑道教神仙方术、有节制地发展道教的政策等因素相关。然而,唐玄宗崇道和以道修身治国,泰山是道教名山,封禅又与道教有天然的联系,使此次封禅又不可避免地染上了道教文化的色彩。唐玄宗的泰山封禅,对于道教的发展产生了相当积极的影响。     

王昌龄《诗格》写作机缘探略

“诗格”类的诗学著作在唐及五代时期特别繁盛,作者众多,作品繁富。不过,其多集中于初唐、中唐及晚唐五代,盛唐则仅有王昌龄一人写出了《诗格》一书。王昌龄之所以要在青春而浪漫的盛唐时期进行诗歌创作的同时又去写作《诗格》,乃是为了承负起“诗家夫子”的使命和职责,同时也是为了抚补自己任江宁县丞时心灵上的空虚和无奈,消解其难耐的悲怨和痛苦。这也正是王昌龄成为盛唐时期唯一一位写作“诗格”类诗学著作的诗人的原因所在。     

永贞改革面面观

永贞改革是唐顺宗授意和领导的政治革新事业.王叔文集团在实行改革的过程中,既忠实地贯彻了顺宗的意图,采取了一系列利国利民的重大措施,又利用顺宗所赋予的权力,在组织方面塞进了许多党同伐异的私货.他们在思想舆论方面更是鼓吹祥瑞天命,利用神权迷信巩固政权.只有从政治、组织和思想等多方面来深入分析,才能充分了解永贞改革的全貌,避免片面性和简单化的弊病.     

杜宇为何称望帝

杜宇是继蚕丛、柏灌、鱼凫之后，第四个在成都平原立国的蜀王。文献记载杜宇“乃自立为蜀王，号日望帝，治汶山下，邑日郫，化民往往复出”。然而，杜宇为什么会被称为望帝？杜宇称帝又说明了什么？而杜宇又是怎样称帝的呢？文章对这些问题进行了逐一分析与解答。     

王褒《洞箫赋》与汉宣帝时期的礼乐建设

汉昭帝时期礼乐衰微,执政的霍光“不学亡术,暗于大理”,礼制建设停滞,同时霍光致力于与民休息,而礼乐之兴为耗资不菲的不急之务,自然不为其所重。于礼乐衰微相应,汉昭帝时期诗赋创作也同步衰落。与昭帝时期不同,汉宣帝致力于兴礼乐,礼乐之盛远胜昭帝时期。汉宣帝兴礼乐主要是出于巩固政权的现实政治需要,有意识地反拨霍光所行政策,以凸显皇权存在,重建旁落二十年的皇帝权威。为推动沉寂多时的辞赋创作,宣帝划分出辞赋大小之别,肯定形式“辩丽可喜”而融入仁义风谕的赋作。在宣帝兴礼乐的历史背景下,王褒《洞箫赋》最初命名为《洞箫颂》,努力发掘洞箫礼乐之器具的内涵,与颂仪、美盛德形容的“颂”义相联系,寓仁义风谕之旨,赋作本身也是宣帝兴雅乐活动的有机组成部分。《洞箫赋》注重阐发儒家雅乐内涵,与《礼记·乐记》音乐思想相通,强调竹材之德化、制箫以合礼、瞽朦奏乐、箫音的道德属性、箫乐的教化效果,乱辞部分表达了儒家对雅乐的“德音”定性,强调“从容中道,乐不淫兮”的儒家中和之美。     

王维李白边塞诗比较论

通过从思想内容和艺术特点这两个角度比较分析王维李白边塞诗的异同。文章指出盛唐时代氛围的影响形成了王李二人边塞诗共有的昂扬乐观的思想基调和雄奇壮美的艺术特征；各自不同的政治遭遇和理想定位使二人边塞思想内容的发展变化各有特点；精神气质及文化学养的不同使王李二人在景物的描写、艺术手法的运用、体裁的选择上各有千秋。     

文学与政治之间——唐玄宗朝翰林学士述论

作为固定的使职差遣,唐翰林学士确定于唐玄宗朝。它经历了文学侍从、翰林待诏、翰林供奉和翰林学士等几个阶段。玄宗朝翰林学士的中枢政局定位尚欠明确,运行体制亦不完善,所以它的政治作用未能完全发挥,政治地位也不稳定,对其他政治权力有较强的依附性。玄宗朝翰林学士的入选与开天之际重用文学之士有密切关系。由于身处枢密机要之地,兼以文词之士出身,翰林学士成为盛唐文士投献诗文的重要对象。众多优秀文学家因此云集京城,令开天时期京城的文学创作呈现出多元风格,衍生出丰富的文学现象。翰林学士在客观上促成开天时期京城诗人群体审美趣味的汇聚、整合与形成。翰林学士是开天时期文词之士进阶仕途的重要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