略论唐代的以诗论诗

以文论诗,早在《论语》等先秦著作中已有出现。而以诗论诗则为唐朝杜甫首创。唐代的以诗论诗内容包括阐述对诗歌的继承与创新等问题的看法;评论历代诗人的诗作及艺术风格;赞颂唐代著名诗人的艺术成就及杰出才华;叙述诗人的写作甘苦及诗人之间的赠答寄忆等几个方面。由于以诗论诗具有篇幅短小,内容专一,写法灵活等特点,所以在唐代诗界较为流行,并对后世的诗评产生巨大的影响。自杜甫开创以诗论诗的先河后,以诗论诗就成为我国传统的诗评形式之一,并一直绵延于今。     

朱熹“诗”学通论

所谓的朱熹的"诗"学通论,是基于其《诗》学、诗论和诗作整合为一的考察。朱熹于《诗》学上降次而不废黜《诗》,其路径是:在以《诗》为诗认知前提下,先废黜汉唐政教美刺的《诗经》学体系,再建立新的理学化《诗》学体系。在诗论诗作上,作为理学家也以"作文害道"的理念贬抑诗,但却贬而不废,有"诗人之言"的诗论和千三百首的诗作。在诗歌美学上是一个"平易"的主张:以里巷歌谣、朝廷宗庙乐歌解《诗》;诗论中反复申说"平易";诗作也贯彻着"平易"主张。降而不黜《诗》、贬而不废诗歌以及"平易"诗美主张,和朱熹对诗歌本质即真情实感的即时抒发而非搜索枯肠的苦"做",以及理学家、诗论家及诗人的集多重身份于一体有因果关系。朱熹的"诗"学思想是为人生的一派,于诗歌为艺术的特质上存在不足性。     

黄遵宪诗论与诗界革命

黄遵宪是中国近现代诗歌改革的先驱,其变古求新的理论与"新派诗"创作鲜明的反映了诗歌变革的要求,由此推动诗界革命也促成了诗论的成熟,对诗界革命来说黄遵宪的诗论就是先导的理论旗帜。     

诗谶说的文学批评价值

诗谶是鉴诗者将诗歌作品与诗人或相关人物命运相结合,以求诗歌与史实或本事互相印证的一种诗歌批评形式.它包含着兴亡谶、穷通谶(科谶与仕谶)、贫富谶、寿亡谶、祸福谶等内容,是汉儒以谶解诗、诗学与命理学结合的产物,虽然披上了宿命论外衣,却汲取并深化了古代诗论的言志言情、知人论世、诗可以观、气象观诗说等多方面的内在精神.正确评价诗谶对批评地接受传统诗学遗产是十分必要的.     

庄昶的诗学观念及其理学诗初探

在"天机"和"自得"两种哲学思想的交互影响下,庄昶在诗歌理论中形成了"天机自得"的核心诗论.他将"天机之境"作为其诗歌创作的最高标准,也就意味着他要求在诗歌创作中将天理的表述作为其创作的核心.同时因为"天机"中包孕着自然的含义,所以他在强调天理的同时也并不排斥诗歌中对自然的描摹.他把"自得"作为诗歌通向"天机之境"的有效手段和验证诗歌是否达到这种境界的基本方式,这就意味着他重视诗歌创作中主体性情的介入.总之,他"天机自得"的诗论要求在诗歌创作中将天理、自然及自我情性三者巧妙地融合为一,从而达到"天机之境".在"天机自得"诗歌理论的影响下,庄昶创作了大量理学诗,这些理学诗既有哲学思想的玄妙,又具有诗人情性和艺术美感,摆脱了传统理学诗"语录体"和打油诗的弊病,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成为明代弘治、成化年间诗坛重要的一脉.     

论诗、作诗与译诗之知行合一——试析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特色

作为诗人,郭沫若不但是中国新诗的奠基人,而且在中外诗论的影响下结合自己的诗歌创作实践提出了一系列诗歌创作的见解。作为诗歌翻译家,他就诗歌翻译进行了大胆的理论探索与实践,在理论上提出了“风韵译”、“创作论”、“共鸣说”和“以诗译诗”等诗歌翻译理论;在实践上有感而译,作译并举,译诗形式丰富多彩,译诗的音乐性特别强。因此,郭沫若的诗歌翻译理论与实践具有诗人译诗、知行合一的鲜明特色。     

"纯诗"何为?——论穆木天的诗论转变及其写作实践

穆木天的诗歌写作与他的诗论主张相辅相成.作为"纯诗"理论的引进者,穆木天也是向"大众化诗学"转变最为坚决的其中一位.梳理穆木天的诗论与诗歌写作,并不是为了以任何"主义"或诗歌观念来证明穆木天的"进步"或"退步",而是希望在分析穆木天转向的同时,重审"纯诗"与"大众化诗学"的对立,以期寻回诗歌的本质.     

诗的特点及其规律新探

诗是什么,这是一个很难回答的问题。正如美是什么难于回答得令人都满意一样。然而这是必须回答的。中学教科书中、大专院校教材中,诗人和诗论家的文章中,各有所说,令人有莫衷一是之感。 对研究古典文论诗论、写古体诗和热爱民族诗歌的人说来,毫不怀疑古已有之的定义:“诗言志”或“诗缘情”。因为这个言简意丰的定义,指导中国抒情诗创作达两千余年之久。可是,对一些新诗人来说,就成问题了。这是由于新文化运动以来,在反封建文化的潮流中,存在着虚无主义倾向,导致诗人们一方面没有批判地继承古代诗论遗产,另一方面盲     

明代的唐宋元三朝诗合论

明人在传统的唐宋诗之争中加入元诗,形成了唐宋元三朝诗合论。三朝争论的焦点是宋元之比较,出现了元诗过宋论、宋诗过元论和宋元无诗论。由此可见明人诗歌取法的逐渐凝定和诗学风尚的日益变迁。     

儒家诗教观与魏晋诗风递变

先秦儒家诗论确定了以诗为史、以诗为教、以诗言志(情)三重功能指向,汉代偏重以诗为教的诗学观,强调诗歌的政教功能和知识性价值,忽略个体情感价值和主体精神;魏晋诗歌继承了先秦两汉儒家诗学观,又多有变创发展,以诗为教的诗学功能得以弱化,代之以诗言志(情)的提升,并促进诗歌知识性价值与抒情性价值的融合。在创作领域也将《诗经》由政教经典作为文学范本加以借鉴吸收,使《诗经》比兴手法得到丰富和深入发展。     

《彝族诗文论》哲学社会思想浅析

近读贵州民间文学工作者发现并汉译出版的《彝族诗文论》一书,不由使人感到这又是一本杰出的少数民族理论著作,它对今人深入理解研究古代彝族的社会历史有重要的价值。《彝族诗文论》约撰写于一千多年前的古代,此诗论首先是关于诗歌的文艺理论著作,涉及到诗歌创作的原理、方法、音韵、格律等问题,同时此诗论又是包含着古代彝族的哲学、历史、道德等社会文化思想的重要理论著述,本文拟就这一方面作一初步评析,以期引起理论界的重视和深入研究。     

1939—1948年臧克家集外佚诗及诗论辑释

臧克家发表于1939—1948年的四首诗作（《红白浆汁》《在轰炸中诞生》《那一天——有赠》《九行》）和两篇诗论（《生活的谣曲》《秋天,诗的季节》）,未被《臧克家全集》以及其他臧克家作品集收录,也未被《臧克家年谱》《臧克家研究资料》等文献资料提及,当属佚作无疑。这些佚诗及诗论的发现,不仅有助于补全集之不足,也有助于我们全面而深入地了解臧克家此阶段的诗歌创作状况及其秉持的诗歌观念。     

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接受与批评

朝鲜文人李德懋、柳得恭等人来华,通过潘庭筠、李调元等人了解了袁枚的为人与作品。并将其人其诗引入朝鲜。朝鲜诗家非常关注袁枚及其诗论和创作,他们基本认可袁枚的诗坛主导地位．也很赞同其追求个性自由的诗学理论,在理论和创作上都有所受益。在诗歌创作方面,朝鲜诗家欣赏袁枚怀古诗的豪迈,同时也批评了其它一些诗作的浅浮绮靡。这充分说明．朝鲜诗家已经对袁枚有了相当成熟的认识。朝鲜诗家对袁枚及其诗论、诗歌的积极接受与批评,是清代中朝诗歌交流史的重要一页,对袁枚研究的拓展及东亚汉诗研究的深入具有重要的实际意义。     

“诗三境”辨析

“诗有三境”的理论,是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在《诗格》中第一次提出来的。他把古典诗歌的品性,划分为三种境界,即物境、情境、意境。王氏的“三境说”,历史上的诗家,颇有微言,时至当代,仍有“它的理论色彩不浓,又缺少系统的阐述”的评断,这个断语,笔者认为,是论者用现当代诗歌理论研究的成果和水平,对祖国一千多年前的诗论遗产的一种求全责备。     

中国古代诗味理论的审美言说

“味”作为中国古典诗论的核心范畴,是富有鲜明民族特色的古典诗歌理论。古人“以味说诗”的理论已经上升到了诗美的极致,历代古文论家经过不断努力为我们确立的以味说诗的文学观念,即使在西方文论大量涌入的今天,也依然有她独特的风采。     

二重证据法与先秦诗乐学研究举隅

上博简《孔子诗论》分别以"不可不畏""其绝"肯定被宋儒列为"淫诗"的"郑风"《将仲子》和《褰裳》两诗,坐实了传世文献《论语》中孔子对全部《诗经》作品所作"思无邪"的肯定性评价,说明其"放郑声"应该不包括郑国诗歌。《孔子诗论》中孔子提出"诗亡隐志(诗言志),乐亡隐情(乐抒情),文亡隐意(文表意)"系统文艺本质论,与传世文献《诗经》"作诗言志"观念、《左传》"(赋)诗以言志"说法相印证,说明《尚书·尧典》提出我国诗歌理论开山纲领"诗言志"说的时间,当在孔子六岁至孔子提出如上诗、乐、文系统文艺本质理论时间段之内。     

《王荆文公诗李壁注》二题

《王荆文公诗李壁注》是价值最高的宋诗宋注之一,历来为学界所重视.但对于李壁注对王安石诗歌艺术层面的触及和讨论,学界重视仍然不够.一方面,李壁对王安石诗歌师法韩愈已经有相当程度的体察,于注文中多有表露,这是尤其不应当被忽略的:另一方面,李壁注诗,意、艺并重,在解释名物、典故以及补充本事的同时,谈诗论艺的倾向尤其突出:他不但大量摘引宋诗话的内容,还常常通过比较的方法,对王安石诗歌的句法、对仗、用字等方面进行灵活、简洁的艺术评价,提升了诗注的艺术趣味,增加了诗注的弹性,给原本呆板、生硬、枯燥的诗歌笺注注入了活力.     

乔亿的悼亡诗与哀伤诗研究

中国古代祭奠、悼亡死者的诗歌类作品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悼亡诗,一类是哀伤诗。清代诗人乔亿集中共有此类诗歌58首,数量较大,成就较为突出。本文拟从其该类诗歌的数量、内容、特点及原因探析来研究,以期更好地走近和了解乔亿其人其诗,并给予其悼亡诗、哀伤诗一个合理的定位。     

诗的艺术形象——《抒情诗简论》一章

艺术形象,是一切文学艺术反映现实生活的手段,也是抒情诗反映现实生活并借以抒发激情的手段.古代诗论中所说的景、物、事、形,指的就是诗的艺术形象,名异而实同.它是构成诗歌意境的“细胞”.然而什么是诗的艺术形象?过去有种种议论.有人说,诗的形象就是“意境”,这就把“细胞”当作整体了;有人说,诗的形象是诗人自己和他所刻画的人物,这就过窄了.诗的形象是自然、社会、和曲折反映现实的幻想的情、景、事、物,其中包括作为直接抒情主体     

《说诗晬语》与沈德潜的诗选评点探微

沈德潜的诗话《说诗晬语》在当时颇有影响。沈德潜以《说诗晬语》为中心,提出了不少新的诗学理论。在论唐诗方面,反对王士祯的"神韵说",主张"格调""骨干气魄";在论汉魏六朝诗方面,不满钟嵘对某些诗人的分品,尤推崇陶渊明诗歌的平淡之风,鲍照诗歌"抗音吐怀"的开创之功。沈德潜的诗论也存在着一些弊端,最明显的是儒家诗教观念的某些局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