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之“善”：政府公信力的伦理基础

政府公信力是政府凭籍自身信用赢得公众信任的能力。现代社会,政府公信力是检验民众对政府信任的晴雨表,受到各国政府普遍重视和极大关注。但在既往的研究中,学界往往热衷于对政府公信力的政治学探讨。事实上,除了从政治学范畴追寻政府公信力之外,还有其存在的伦理基础,这一伦理基础便是政府“善”。政府“善”是优良政府应然的价值诉求,是政府获得公民认可的前提,也是公民与政府达成共识的最基本要素。要重振政府公信力,最重要的是要在人们内心深处唤起“善”政府的回归。     

伦理共识与讲诚守信的善恶分析

人伦关系是否能够实现真正的和谐,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人们能否就关涉大家现实利 益的诸多问题达成普遍的伦理共识;二是在伦理共识形成以后,各伦理主体是否具有信守共识的道德自觉。 然而,各伦理主体彼此间达成的共识却并不一定就是一种“善”,人们在达成了共识之后又背弃信诺也不一定 就是一种“恶”。     

刍议行政伦理失范及其对策选择

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期,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人治社会向法治社会转型,在这特殊的时期,存在着许多矛盾和问题。在行政领域,就存在伦理失范问题。与其他问题相比,行政伦理失范问题的严肃性对我国经济、政治、社会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是对我国政府的形象、声誉和公信力都产生不小的冲击力。分析行政伦理失范现状及其对策选择,对减少行政人员失范行为具有现实意义。一、伦理与行政伦理问题伦理关注的是公平、正义与善的问题,以及我们应该做什么,哪些问题应当从我们的生活中消除的问题。伦理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分散在各个领域。而在行政领域中则是,行政伦理。行政伦理是行政人员在行政管理活动中行为规范的总和。它针对的是行政人员的行政行为,调节着政府与其他机关,政府系统内部各种关系,以及行政人员在执行责任时,与公众的关系。行政伦理与其他伦理相比有其特殊性,它以“责、权、利”统一为基础,以正义与公正为目标。行政伦理具有四个特征:一、行政人员生命的二重化,是“经济人”和“公共人”的统一体,而不是单纯的“经济人”。二、行政人员自主性的二重性,是善与恶的结合,而不是认为行政人员只有恶的自主性。三、行政责任的双重属性,是主观责任和客观责任的统一,而不...     

作为“普遍的善”而存在的全球伦理

在人类社会发展面临越来越多的全球性问题的今天,基于道德哲学层面的全球伦理研究无疑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全球伦理是一种手段、一种工具,更是作为“普遍的善”而存在的理想目标,它在“良知”、“责任”、“公正”三个方面表现出来的价值诉求诠释了它丰富的伦理内涵,而通过从实现个体的自由到建立一种善治的社会将能够实现作为“普遍的善”而存在的全球伦理.     

农村社区的伦理形塑与道德发展 ——以自治制度伦理为视角的宏观讨论

从制度伦理到社区伦理秩序再到个体道德进步,是基于自治视角考察农村社区伦理道德发展应当遵循的基本逻辑。针对当前农村社区面临的“情面”逻辑愈发式微、“家园感”空前失落、“权威真空”“价值空场”等典型问题,应当通过自治制度伦理扬弃农村熟人社会伦理,建构“依系的主人翁式的”社区人伦秩序。而在实践中,需要审慎对待社区伦理道德的“本土资源”,明晰自治制度实体规定的根本“善”与基本“善”,并且重视程序的“善”——这也是现实中最容易被忽略的方面。     

从道德泛化到道德虚无的异变逻辑

中国传统文化以伦理为本位,具有明显的泛道德主义的特征。“人性本善”的假设使儒者只知“仁以扬善”,而不知“智以驭恶”。传统伦理文化在处理动机与效果、目的与手段、言与行的关系上往往未能起到促进“善”的作用。中国传统伦理在社会转型过程中断裂,面临重建的重任。     

儒家“思诚”观念与市场经济诚信自觉的建立

“思诚”是儒家以“诚”之本体为至善法则，具有高度道德自觉的自律性修养工夫。有助于当代人坚持“真诚无妄”的道德原则，纯化“诚心正意”的道德情感，进行“克己省察”的自律行为，养成“慎独至善”的美德品质，达到“成己成人，，的伦理目的。市场经济条件下更应继承、弘扬儒家的“思诚”观念，通过道德主体的修身实践、加强诚信教育、规范市场秩序、强化社会责任来培养诚信自觉。     

论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的我国品牌发展

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特点之一是日趋整体化，并逐步形成统一的世界大市场。经济全球化的市场竞争是品牌的竞争，品牌是企业开拓市场的推进器。为了适应国际市场的竞争形势，必须大力发展我国的民族品牌。而发展我国的民族品牌，必须切实解决好政府倡导与企业自觉、自力更生与“善假于物”、民族性与国际性、竞争与控制等问题，以保证我国品牌发展的顺利进行。     

儒家五伦观与佛教六方说比较 ——以《孟子》和《善生经》为中心

由于儒家伦理的主导地位及隋唐后佛教内重大乘而轻小乘的倾向等因素,在汉地,《善生经》所揭示“六方”伦理长期沉寂,迨至近代太虚大师始倡扬之。孟子的“五伦”说与佛教的“六方”伦理之间有相似的特性,如：在学说提出上皆来自圣贤的教化,在施教对象上都面临着当时社会等级差异性,在各伦之间的地位上皆具有不平等性,在对人重视上都以物质富足为先导再重教化等。但两者的立意及归宿却是不同的,孟子的“五伦”说是其王道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及落脚点,而佛教的六方说虽也注重世间伦理建设,劝人止恶行善而求今生善,但其根本上是以超越轮回、了脱生死为目的的,世间伦理建设是其方便、手段及道场。     

试谈儒家之中、仁、和及三者关系

中、仁、和是儒家的三个既相区别又相联系的重要范畴。“中”侧重于“真”,侧重于认识论,集中体现儒家的矛盾观真理观;“仁”是儒家思想之核心,侧重于“善”,即伦理精神原则,集中体现儒家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侧重于“美”,是中与仁之统一,是中(真)与仁(善)结合运用的理想境界,礼治仁政是儒家的王道美政,集中反映儒家的社会政治、伦理观。三者通过“礼”而相互联系,相互包融,经剔除糟粕、扬弃改造,可发现其伦理、政治、哲学多重积极意义。     

县级政府职能重构与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

公共服务型政府是县级政府行政改革的战略定位。政府职能重构则是建设公共服务型政府的重要前提与基本保障。加强基础设施建设、维护经济秩序、发展区域经济合作、维护社会公正、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强化社会冲突管理是新时期县级政府经济社会职能的重心所在。明确界定县级政府在纵向结构中的职能重点,理顺横向层次的职 能关系,规范政企关系,加强社会建设与政府危机管理是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的现实途径。     

地方政府对竞争性企业提供财政补贴的理性思考

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集权的调控模式逐步向分权模式转变,地方政府的经济权限有所扩大。为促进地区经济发展,地方政府往往通过财政补贴对竞争性企业进行扶持和激励,这也是地方政府间接调控经济运行的主要方式之一。地方政府向本地区竞争性企业提供的财政补贴,是其财政支     

河北省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互动发展的现状、问题与对策

改革开放后,河北省地方高校与区域经济的互动发展取得了巨大成就,但仍然存在着诸多问题,文章在借鉴国外成功经验的基础上,从政府、地方高校和企业不同角度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对策和建议。     

地方政府引导下的集群企业群际协同创新演化博弈分析

随着国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单一集群的竞争优势逐渐弱化。在地方政府引导下,通过集群企业群际协同创新,整合单一分散"小集群",形成整体"大产业"优势,是实现我国产业集群创新发展的重要途径。运用演化博弈理论及方法,构建集群企业群际协同创新的演化博弈模型,从动态角度分析协同创新过程中的地方政府及集群企业行为。博弈结果表明,知识收益系数、成本系数、相互信任程度、群际协作风险系数影响着集群企业创新策略的选择;集群企业可能选择协同创新策略,也可能选择独立创新策略,但只要地方政府不加以限制,集群企业最终会选择协同创新策略。     

提高新疆外向型经济水平的创新策略选择

走外向型经济发展道路既是经济全球化意义下新疆向西开放格局的实际内涵,也是结合新疆经济发展水平、资源禀赋、地理条件与人文条件所做的必然的战略选择。但新疆外向型经济水平总体不高。这里根本原因在于地方政府制度创新供给及外贸企业技术创新能力双重匮乏。因此,新疆各级政府和各外向型企业都应确立创新思维,在观念创新、制度创新和技术创新方面做出切实有效的工作,以提高新疆外向型经济水平,扩大对外开放。     

政府激励与增长方式转变:信息不对称的视角

信息不对称在经济增长方式的转变过程中会产生道德风险与逆向选择问题.通过多任务道德风险模型和自愿退出机制的逆向选择模型,可从多级政府间、政府和企业间两方面就信息不对称问题对经济增长方式的影响进行研究.研究表明,信息不对称是我国经济高速增长而增长方式转变未见显著改善的主要原因之一,同时信息不对称也是导致不同地区间存在增长方式转变差距的重要因素.为抑制信息不对称造成的负面影响,上级政府在考核下级政府时应加大对经济增长方式转变的考核权重,建立并完善系统的经济增长方式的评价体系.另一方面,应力避企业隐藏信息的行为,加大对企业转型的转移支付,促进企业生产方式实现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转变.     

西部企业集群发展中地方政府作用的实现机制

西部地区小企业集群发展需要地方政府的推动,但地方政府出于自身利益最大化考虑形成的对国有经济和外部资本的行为偏好,影响西部地区本地企业衍生、企业家成长和小企业集群稳定性,使地方政府的作用难以实现。究其原因,在地方政府、企业和高层政府形成的“铁三角”博弈关系中,地方政府拥有对企业的地位优势和对高层政府的信息优势,在没有约束的条件下容易产生机会主义行为。行业协会等中介组织的介入,可以改善原有的“铁三角”关系,抑制地方政府的机会主义行为,是地方政府作用得以实现的重要机制。     

选择性执法、非法治化竞争与系统性腐败

部分地方政府执法领域的腐败呈多发性、关联性特征,是我国腐败现象比较集中的领域。地方政府对执法权力的选择性运用引发了经济社会运行中的非法治化竞争,从而引发系统性腐败现象。非法治化竞争是指缺乏法治基础、参与竞争的各方利益得不到法治保障的竞争状态,具体表现为竞争规则不明晰或得不到严格遵守,发生冲突与争议时得不到公正有效的仲裁。系统性腐败是指除了腐败分子的个人主观原因,其所在系统的某些制度环境也成为诱发腐败的重要原因,具体表现为腐败的多发性、制度关联性及其固定模式。共赢、风险、保险、掠夺四种模式解释了系统性腐败的发生机制及其背后的制度原因,由此产生的非法治化竞争现象在宏观上表现为区域性市场分割与地方间的恶性竞争,微观上表现为执法腐败下企业的违法竞争与非制度化生存。     

辽宁“五点一线”战略下的区域公共管理

区域经济发展的过程中，不可避免要涉及各级地方政府之间、政府与企业之间、政府与私人之间、政府与非营利组织之间的协调和管理问题。但多元主体之间如何协调，如何参与公共管理有待深入研究。基于辽宁沿海经济带与腹地经济面的视角，提出在政府主导下，多元主体共同参与区域政治协调与公共管理的路径，以此达到“区域治理”和“区域经济一体化”的目的。     

政府在科技型中小企业发展中的角色定位比较研究

科技型中小企业在世界各国经济发展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各国政府对中小科技型企业的扶持力度和扶持角度各不相同。中国的中小型科技企业起步较晚,存在着诸多问题,政府在扶持中小企业发展中如何定位是很关键的。我国政府在对科技型中小企业的管理上应当调整好自身的角色,力求做到:第一,正确处理好与产业界的关系;第二,着力为企业打造创新的平台,优化创新环境;第三,为中小科技企业孵化器的建立创造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