毒草怎能吐芬芳——从《早春二月》的主要人物看影片的思想倾向

《早春二月》放映以后,受到了广大观众和革命文艺工作者的严正批判,它那件声光夺人的外衣正在被剥落,它所散发的资产阶级思想腐臭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所嗅觉。但是要彻底清除这部影片引起的种种有害影响,也还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现在还有一些人为《早春二月》辩护,为萧涧秋、陶岚叫屈。他们说什么“《早春二月》为我国电影界别树了一帜”;说什么“萧涧秋是进步的青年”,“心灵纯洁,人格伟大”,他“帮助”文嫂完全是“正大光明”的,“无私的”;说什么“陶岚是个要求进步追求个性解放的新女性”,等等,等等。不难看出,对如何评价《早春二月》是有着原则分歧的,特别是:萧涧秋究竟是个革命者,还是个保命者?是个利他主义者,还是利己主义者?陶岚究竟是个追求“解放”的“勇士”,还是玩世不恭的极端个人主义人物?本文准备就上述问题作进一步的剖析。     

一个执着的理想追求者——萧涧秋

文学作品中有许多费解的“斯芬克思”谜,柔石的中篇小说《二月》即其中之一。小说主人公萧涧秋为什么中断与他挚爱的姑娘陶岚的爱情,出走女佛山?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这个问题影响着对萧涧秋性格的基本评价。 《二月》写了两条线索:萧涧秋对文嫂的救助和陶岚的爱情。青年寡妇文嫂是北伐革命烈士的遗孀,丈夫是萧涧秋师范时的同学。文嫂一家贫病交加生活难以为继的悲惨遭遇,引起萧涧秋强烈同情,出于友爱和人道主义,他向文嫂伸出了援助之手,表示将自己收入的一半资助他们,并要带女孩采莲上学。萧涧秋不仅在物质上给文嫂一家以关怀和帮助,还在精神上给她们以巨大的启发和感召,鼓励她们坚强地活下去。但被称为“世外桃园”的芙蓉     

沉渣的浮泛——批判影片《林家铺子》的人性论思想

从影片《北国江南》、《早春二月》和《林家铺子》的创作中,我们可以看到有一个共同的思想在起作用:这就是资产阶级的人性论。在《北国江南》中,解决矛盾的基本动力是资产阶级的“人情”。影片中的“正面人物”银花,就是用无限的溫情,用哭鼻子揩眼泪的办法感化人教育人的。在《早春二月》中出现的是“君子”与“小人”的纠葛,“善”与“恶”的矛盾,以此来掩盖阶级     

郑州大学广大师生举行了各种学术讨论会

自1964年10月以来,郑州大学中文、历史、政治等系广大师生,先后对《早春二月》、李秀成的评价问题,和冯定同志在《共产主义人生观》等书中所散布的错误观点,进行了讨论和批判。中文系师生在讨论《早春二月》时,一致认为:这部影片把二十年代的一个资产阶级个人主义和人道主义者,当作一个“革命英雄”在六十年代加以美化,向观众推销兜售,这是阶级斗争在文艺领域内的反映,是资产阶级和我们争夺青年一代的严重问题,必须彻底批判。     

“两次否定三个阶段”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

王满同志的《“两次否定三个阶段”不符合否定之否定规律》一文(《东岳论丛》1990年6期,以下简称《两》文),展读再三,不敢苟同。确实,正如《两》文所言,我国哲学界一般地都把否定之否定规律概括为“两次否定三个阶段”,即事物的发展由肯定到否定再到否定之否定形成一个周期。但与《两》文截然不同的是,我们认为,这种概括是关于否定之否定规律的正确表述。     

柔石《二月》的重新解读——兼与蓝棣之先生商榷

文章对柔石的《二月》文本进行重新解读 ,认为《二月》所叙述的不是一个爱情故事 ,主人公萧涧秋和文嫂、陶岚之间的感情不是以往研究者认定的男女之情 ;采莲则是萧涧秋追求的一种人生的终极信仰和一切美好事物的象征性意象 ,亦非萧涧秋的爱情对象     

同革命路线针锋相对,与艺术法则背道而驰——论《早春二月》政治上的反动和艺术上的低劣

毛主席说:“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评价文学艺术作品,“任何阶级社会中的任何阶级,总是以政治标准放在第一位,以艺术标准放在第二位。”根据毛主席的教导,我们就首先以“政治标准”剖析一下《早春二月》,看它在思想上究竟表现了那个阶级的观点,属于什么样的“政治路线”;再用“艺术标准”,对它所描绘的社会生活图画,塑造的人物形象,以及它所表现的艺术技巧,进行一些分析。     

《钦定四书文》编纂的立意及反响

作为明清最重要的科举文体,四书文的趋向是国家政令与士林风气离合的突出表征。乾隆元年《钦定四书文》的编纂,不仅致力于确立清朝科举考试的衡文标准,而且取代了此前礼部、翰林院定期选刻闱墨的制度,以及促成“坊选之禁”的解禁。由于方苞、周日藻等编选者为江南士人,因此《钦定四书文》主要反映了江南士林的文章观念,并且宣扬了“以古文为时文”的创作手法。虽然该书迅速颁发到全国各地的学宫,定为四书文的程式,但是随着“坊选之禁”的弛禁,大量出现的坊选闱墨更能反映不断变化的科场风气,而且卷帙较小,易于揣摩,反而取代《钦定四书文》成为“士子之矩矱”。这不仅违背了乾隆帝设制的本意,而且对四书文的流变与国家的选才用人均有深远的影响。     

“卯”字是远古女阴生殖崇拜的偶象

一、对甲骨文“卯”字的诸种解释在甲骨文字未发现以前,人们对“卯”字本义的解释多从许慎于《说文》之说解,认为“卯”就是“冒”,是“二月万物冒地而出”之“冒”。其字形“象开门之形”（见《说文》冒字说）。唯朱骏声稍有异议,朱氏在其所著《说文通训定声》中云：“卯,两扉开也,从二户,象开门之形,门从二户相向。”而古文“卯,从二户相背”,且“象柴门桑门。”这便是古人对“卯”的本义的解释。其后,人们便将其引入一切重要字书之中,从来没有人对之加以怀疑。自从甲骨文被发现之后,因其“卯”之形体与小篆稍有差异,因而引…     

“东海曾经孝妇冤”注释辨正

关汉卿的《窦娥冤》第三折,窦娥临刑前发的三大誓愿中有一句“(也只为)东海曾经孝妇冤”。朱东润主编的《中国历代文学作品选》在注释此句时说:“汉东海有寡妇周青,为侍奉婆婆矢志不嫁,婆婆遂自缢而死。其小姑告官,诬嫂以杀人之罪;问官不察,竟判处死。     

“越铎日报”署名“独立”的四篇“古文”为鲁迅佚文考

我们在大连图书馆所藏部分《越铎日报》中,发现四篇“古文”,分别署名“独应”或“独”,它们是:在社论栏发表的《望越篇》(载一九一二年一月十八日)和《望华国篇》(载一九一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在“禹域秋阳”专栏发表的《尔越人毋忘先民之训》(载一九一二年二月一日)和在“黄钟”专栏发表的《民国之征何在》(载一九一二年二月二日),我们认为这四篇文章都是鲁迅佚文。现将全文试加标点抄录如下,并谨从几个方面做一考证。     

关于“白马非马”的推证方法

“白马非马”是先秦时代的著名“辩者”公孙龙主张的命题,为论证这一命题,公孙龙专著了一篇《白马论》。古来学者大都指斥它是“诡辞”,而对它称许者寥寥。只是到了近现代,才有学者开始说“白马非马”原本是逻辑的,甚至是辩证的。我们决不能单以先人的评论为据,本文只想从《白马论》的分析中找一找公孙龙“诡”的巧处。 《白马论》的中心命题是“白马非马”,目前人们主要有两种理解:一是认为它讲的是“白马不是(不属于)马”,故意将两个种属概念说成全异概念,并且在论证中发挥其诡辩的逻辑技巧;另一是认为它讲的是“白马异于(不等于)马”,是讲两个种属概念的不完全等同,因此“白马非马”并不诡辩。我们是赞同前者的意见,这里关键是涉及到对“非”和     

《桑怿传》及其文史意义探析

《桑怿传》以“捕盗”为叙事主轴,行文策略、写作手法与传统人物传记同中有异。糅合正史人物传记与传奇小说笔法,刻意不完整撰写传主生平,以与正史“互见”之法,不仅超越前代的传记、小说,开创史笔入文集之新例,也体现了欧阳修跨越文史,以及“事信言文”“纪次而传”的文道观,对宋代人物传记与古文发展影响深远。     

文本的历史性与历史的文本性——论汤姆·斯托帕德《罗森克兰茨和吉尔德斯特恩已死》的互文性

从解构主义互文性理论的视角来看,汤姆?斯托帕德的代表作《罗森克兰茨和吉尔德斯特恩已死》与威廉?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和塞缪尔?贝克特的《等待戈多》存在互文关系。承文本《罗森克兰茨和吉尔德斯特恩已死》与蓝文本《哈姆雷特》和《等待戈多》之间的互文关系的实质是创造性的差异或他性,而不是同一性或相似性。《罗森克兰茨和吉尔德斯特恩已死》通过它与蓝文本的他性,以象征的手法反映了存在主义哲学思想,揭示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社会、历史与政治现实以及后现代社会人类的心理现实,具有鲜明的历史性与警世意义。     

浅议公孙龙的“白马非马”论

公孙龙(约公元前320年——公元前250年左右)公孙龙大力倡说“白马非马”论,从整体来看《白马论》的论证是诡辩式的,诡辩的成分大大超过逻辑的成分,但我们可以从反面学会运用正的确思维形式和逻辑规律,并汲取理论思维的经验与教训。下面谈谈我对公孙龙立“白马非马”论的一些肤浅的认识。 一、首先,公孙龙从他唯心主义世界观和形而上学方法论出发,从三个方面极力论证“白马非马”论。     

洪秀全“登极”时间和地点小考

洪秀全“登极”时间和地点小考吴善中姜涛同志《洪秀全“登极”史实辨正》（刊载于《历史研究》１９９３年第１期，以下简称《辨正》）一文，考订洪秀全是于道光三十年庚戌二月二一十一日（１８５０年４月３日）“登极”，地点在桂平之平在山；且认为“这一史实的辨正，打...     

萧涧秋能投身到时代洪流中去吗?

影片《早春二月》是根据柔石的小说《二月》改编的。在小说中,萧涧秋离开芙蓉镇后,是“或南或北,尚未一定”。他说:“我仍是两月前一个故我,孤零地徘徊在人间之中的人。”在电影剧本中,却改为他以后也许终止徘徊。在影片中,他竟然“找到了一条该走的道路”,决心“投身到时代洪流中去”了。对萧涧秋来说,这难道是可能的吗?不,决不可能!这不符合人物思想性格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不符合生活的真实。这完全是影片编导者对萧涧秋的美化,是附加的“光明的尾巴。”     

有生则有情 可节不可绝——向秀《难养生论》人生观探析

向秀《难养生论》一文是为了驳斥嵇康《养生论》一文而作。在这篇文章里,向秀肯定了人的自然情欲以及社会欲求如追求名利富贵的合理性,同时又认为必须“节之以礼”,“求之以道义”。向秀的这种人生观表明了他对作为个体的人的认可和尊重,是具有积极意义的,但也容易成为一些人纵欲的借口。     

晚年郭沫若人格分离的痛苦心灵

邵燕祥先生在《北京日报》(2004.9.6)撰文,披露了晚年郭沫若真实而痛苦的心灵。“过去我们总是从郭沫若一贯‘紧跟’这个大前提出发,由于毛泽东表示在诗中喜‘三李’(李白、李贺、李商隐),于是认定《李白与杜甫》是逢迎‘圣意’之作,看来有失于简单化。”文中引述郭沫若因“文革”连殇两子,其中郭世英是周国平要好的同学,1968年4月在北农大私设的牢房里受了三天三夜的轮番批斗后,反剪双手坠楼而死。郭沫若在1969年1月写给周国平的信里说:“我在看世英留下来的日记,刚才看到一九六六年二月十二日他在日记后大书特书的两句:‘全世界什么最干净…     

《墨经》选诂（之三）

本文是对两条《经》、《说》的校勘和诂释。文中，在考察前人成说并指明其正误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些自己的看法，主要有：（一）校“知”条《经》的“间”字并《说》文的“闻”宇作“问”，从而根除了前人从《说》校《经》作“闻”而与“身观焉”的“亲”纠缠不清之弊．（二）释“知”条《说》文“志行”的“志”、“行”即《小取》篇“以辞抒意”的“意”和“抒”，“志行”就是意志（对事物的断定）能够表达出来，也就是思想的沟通。又校本条《经》《说》为“知、问、说、亲”和“［辞］名、实、合、为”两条。这样，就解决了前人以《经》《说》所述为七种知识的种种格。（三）训两条《说》文的“观”字为“游”，即身临其地的“游历”、“交游”，略似今语的“实践”；并纠正了历来认为下条与上条直接有关之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