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斯年对文学革命的理论贡献

五四时期傅斯年在胡适、陈独秀文学革命主张的基础上，对文学革命理论作了进一步的充实和发展。他的见解更具理论性和说服力。胡适从进化论的观点出发阐述问题，而傅斯年更多地从不同时代文学现象的比较中来说明问题。在对封建文学的揭露批判上，傅斯年与文学革命发难者和一些响应者不同，没有停留在一般的愤激怒骂之中，而是作具体的深入的分析论述。傅斯年有关文学教育作用的认识，是对陈独秀认为文学“除达意状物外”不能“加以他种作用”的观点的明显纠正。在向现实学习语言的问题上，傅斯年的见解，得到胡适的首肯，认为是对他（胡适）的主张的“最中肯的修正”。     

“大炮学人”傅斯年

当年，胡适海外学成归来，二十七八岁就被聘为北大教授，而且他的课大受欢迎。那时，傅斯年20岁出头，师从黄侃、刘师培这样的国学大师。傅斯年等一伙高才生对于胡适的本领抱有怀疑，于是推荐傅斯年去一探虚实。傅斯年不只是听，还频频发问，弄得台上的胡适心里直发毛。后来，胡适回忆说，当时傅斯年这类学生的国学功底跟自己难分伯仲，弄得他每次上课都提心吊胆。在这种压力下，他只好加倍用功，而傅斯年从此就成了胡适的学生，并保持了终身的师友关系。     

从哲学史到思想史——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草稿

台北中研院胡适纪念馆收藏了一份胡适的英文《中国思想史大纲》。从《中国哲学史大纲》到《中国思想史大纲》,反映了胡适的两种重要转变。第一是"去哲学化",胡适中年后疏离"哲学",逐渐由"哲学史"转向"思想史"。除了受到傅斯年的某些影响外,与时代思潮恐怕也有关联。这个转变使他与哲学这一重要的学术领域日渐分道扬镳,似乎也因此不能在思想、哲学的战场上与当时的左派思潮作一对抗。第二是胡适在若干重要学术论旨上的巨大改变,如史料批判、疑古精神、东西方哲学互证等等。以胡适在近代思想史上的枢纽地位,他上述两方面转变所带来的影响是非常重大的,值得我们注意。     

学术社群中的两种角色类型——顾颉刚与傅斯年关系发覆

顾颉刚与傅斯年是20世纪中国学术史上两位杰出的学术领袖。两人同为胡适高足,都在中国现代史学的确立和发展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两人间的歧异也素为学界所关注。实际上,顾、傅二人各自的学术事业,代表的是同一路向上的两种不同分工,学术观点的区别并非是造成两人矛盾的主导性因素,冲突主要起源于个性的不同;他们的学术活动则可能从整体上体现了学术组织中"官方"和"民间"这两种基本模式。     

李大钊与傅斯年的相互影响和交往述论

李大钊和傅斯年,都是中国著名的思想家、史学家和教育家,二人还具有一定意义上的师生关系。李大钊对傅斯年曾经在思想上、特别是在对十月革命的看法上产生过重要影响,对傅斯年等人办《新潮》杂志也曾积极支持;当傅斯年等人受到诬陷时,李大钊和胡适等为他们辩白,1927年李大钊被捕、牺牲后,傅斯年曾用不同的形式为其平反与正名。     

傅斯年的“当头炮”

傅斯年,外号"傅大炮",是民国年间和胡适齐名的学界领袖,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被湮没数十载。直到最近十几年,才被重新挖掘出来,逐渐还原了本来面目。傅斯年是山东聊城人,身上渗透齐鲁大地固有的倔强。他旧学功底深厚,在北大读书时师从著名国学大师黄侃,偶尔听了胡适的课,非常佩服,从此心向文学革新。陈独秀和胡适等人办《新青年》的时候,傅斯年和同学顾颉刚等人创办《新潮》杂志,与《新青年》遥相呼应,备受各地学子欢迎。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他被推举为20名学生代表之一,示威时扛着大旗走在前面。     

清代学术称谓考——从近代学者的论述谈起

近代学者对清代学术的研究首推章太炎,但是真正开始关注清代学术称谓问题的则是刘师培,他的《近代汉学变迁论》对"汉学"释名,开启了近代学者对清代学术称谓的大讨论。胡适、柳诒徵、傅斯年、钱穆等学者纷纷阐释"汉学"、"考据学"、"朴学"之名来称呼清代学术的不合适性。而梁启超以"清学"来代称清代学术被后来诸多学者所采纳,并且为我们今天讨论清代学术称谓问题提供了借鉴。     

研究范式与学科意识的自觉

王国维、胡适、陈寅恪等学术大师留给我们最重要的遗产是什么?葛兆光:过去有一段时间,对于学术史研究所推崇的学术大师,常常偏向于表彰他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实这应该属于思想史的领域,换句话说,就是过多地谈论他们学术之外的东西,学术史常常绕过了学术本身,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感觉。我们过去谈论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胡适、傅斯年这些人,常常不大去谈他们本身的研究,为什么呢?因为一些研究学术史的学者对他们那些专门领域并没有太多的研究,所以呢,我一直觉得,重新来谈论学术史的时候,更多的是要谈论学术研究本身。这些我…     

从革命语境到学术语境:近七十年大陆学界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研究的脉络与走向

在大陆史学风气转换中,近七十年来关于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的研究,经历了一个从革命语境回归学术语境的过程。1949年至"文革"时期,受制于阶级斗争思维,对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以政治批判为主。改革开放后教条化学风终结,开始以学术立场研究评价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并蔚为学术史领域的热点。1949年后至1990年代的傅斯年及史语所史学研究,以主要作品的分析解读为主,焦点是对傅斯年史学思想的重新评判;21世纪以来,受当下学术思想史研究新趋向的影响,日益走向纵深和多元化,注重新材料的运用,出现新的关注角度,越来越聚焦于傅斯年及史语所与中国现代学术的建构问题。     

疑古与重建的纠葛——从顾颉刚、傅斯年等对三代以前古史的态度看上古史重建

顾颉刚和傅斯年是近代学术史上的两个重要人物,彼此之间的分合固然饶有趣味,学术上的纠葛更值得玩味。近代学者对于三代及三代以前古史的怀疑或重建态度,多受到时势、个人学养及研究方法的影响,但是像顾颉刚与傅斯年这样相反相存则比较少见。通过考察研究上古史的时间、空间两个基本视角,可以发现二人在论证方法、对于史料的真伪与时代判定以及对于出土史料价值认识上的不同,更可以看出顾颉刚疑古背后的建设意向和傅斯年重建背后的怀疑态度,从而揭示出顾颉刚的疑古和傅斯年的重建之间的张力。而伴随着这种学术史回顾,也可以发现真正的怀疑精神尤其是证明对于重建上古史的作用。     

胡适范式的解释学意义与效应

胡适融通传统治学方法和杜威的科学方法 ,确立现代学术研究的新范式 ,对中国学术的现代转型起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从学术史上看 ,胡适新范式开启学术研究的新路径 ,预示一种解释学的转向 ;从思想文化层面看 ,胡适新范式又具有思想解放的深远意义。     

二三十年代清学史整理中钱穆与梁启超胡适的学术思想交涉──以戴震研究为例

本文以二三十年代钱穆与梁启超、胡适对清学史中心人物戴震的研究的比较为基础,考察了在当时存在于他们之间的思想学术交涉。认为,与梁启超、胡适对戴震思想学术的一致肯定和褒扬不同,钱穆针锋相对地对戴震为加贬抑。其“崇宋抑汉”的思路,从学术观的角度看,是对胡适、梁启超倡导基于汉学的学术方法和学术精神而造成琐碎偏枯的学风的批评;从文化观的角度看,是本着一种以文化民族主义为内容的后五四的文化反省意识,对胡适等人所持的“全盘西化”主张的匡正。     

批判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

文化买办胡适是美国实用主义哲学在中国的代理人。实用主义一开始出现,它的政治任务就在于反对马克思主义。实用生义往中国的传播,一开始就带着反苏、反共的反动政治目的。这是几年来广大学者在批判胡适的文章中早已指出过的。胡适这个文化买办的特点之一是通过学术问题来宣传实用主义,他讲的所谓学术问题,当然不是学术问题。由于胡适手法比较陷蔽、狡猾,有进一步揭露和批判的必要。实用主义忠实于美国大资产阶级及其国外的代理人,并不忠实于学术,所以胡适的中国哲学史研究从他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开始到最近在台湾发表的反动学术论文,没有一篇文章不是为他的反动买办立场服务的。由于胡适在政治上和中国的官僚资产阶级,买办、地主阶级共同走着没落的道路,在学术上的见解也必然越来越反动得露骨。     

傅斯年高等教育观及其历史地位探论

傅斯年高等教育观是一个内涵丰富的集合体,其中所显现的学术本位、研究与教学并重,以及大学自主与教育独立等理念,是傅斯年高等教育观的核心内容。其出发点是改革和发展中国的教育事业,以使中国教育步入现代化的发展道路。傅斯年高等教育观不仅对当前大学精神的迷失能在一定程度上起到补偏救失的作用,而且对当代我国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具有重要的借鉴价值。     

史家与史学──20世纪三位学人治史门径蠡测──傅斯年：作为学派的领袖与作为个体的史家

史家与史学──２０世纪三位学人治史门径蠡测──傅斯年：作为学派的领袖与作为个体的史家狄笙北大历史系博士生与同时代其他史家相比，显然傅斯年更具有领袖气质。作为傅氏终生师友的胡适曾对他如此评价：“他是最能做学问的学人，同时他又是最能办事、最有组织才干的天...     

学、政两界人的交往和友谊--傅斯年与王世杰

傅斯年与王世杰之间的交往是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与曾经有过自由主义倾向的国民党政府官员间的交往。王世杰是胡适派文人与国民党高层联系的桥梁纽带。他们的交往涉及三、四十年代社会文化史上某些较有影响的事件。因政治立场、人生追求、精神境界不同,对于某些事件的态度也不相同     

经史嬗递:傅斯年史料学思想的学术史考察

傅斯年所提出的近代史料学思想的形成经历了从传统经学向现代史学转变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传统金石学向近代考古学转化,经学考证目的由求道向求真转化,载道之经传向切人事之史料转化。史料学的特征其实已经暗含在近三百年中国学术之中,只不过是其哲学、心理学等西方学术背景促使他把实物资料和"科学研究之学术工具"提出来。把傅斯年史料学思想和其史学作品对勘,发现"证而不疏"并不一定准确,傅斯年的史料学是用比较的方法而求得通识,"证与疏"是其史学思想的两面,而陈寅恪更深入地实现了这个梦想,为后人开辟了一条史学求真与求识结合的道路。     

启蒙者的不同走向——从鲁迅与傅斯年的通信说起

《新潮》是斯文化运动时期学生自办的启蒙杂志.鲁迅对《新潮》曾给予很大的关注,在与《新潮》主编傅斯年的一次通信中,鲁迅和傅斯年在科学的认识、学生自我定位问题上表达了不同的看法,这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两者此后在启蒙道路上的不同选择,鲁迅走上了社会批判的道路,而《新潮》同人们大都走上了学术救国的道路.     

论五四时期傅斯年的"欧化的文学"观

五四时期,傅斯年在胡适、陈独秀、周作人等的文学革命理论的基础上,对新文学的建设做了很多具体切实的论述.他大胆而系统的提出了"欧化的文学"的文学革新观,极大的丰富了五四文学革命理论研究.傅斯年这种在世界文化的格局范围内审查中国文学文化的现代化,并试图将中国文学融入世界文学的现代意识,推动了五四文学革命的深入开展,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给胡适在“红学”史上以应有的地位

二十多年来,由于极左思潮的泛滥成灾,因人废文或因文废人,已经成为一条不成文的法规了。胡适在“红学”史上的遭遇就是这样。自从一九五四年从批判俞平伯同志的《<红楼梦>简论》开始,开展了对胡适的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批判以来,胡适的名字就紧紧地和“反面教员”连在一起,著述无人问津了。其实这是不公正的。胡适其人,无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学术上,都是应该一分为二的。五四运动时期,作为民族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代表人物,他的进步作用是应该肯定的。后来堕落成为买办资产阶级反动文人甚至成为战犯,是一个千古罪人。在学术上,尤其是在对《红楼梦》的研究上,胡适是有功有过;而且单就对《红楼梦》的考证而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