君臣冲突与晚明士大夫政治——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中心

在万历朝"国本之争"中,士大夫群体始终反对神宗将个人意愿凌驾于礼法之上,主张大臣持守原则以及君臣公议天下事,并以这种政治价值观主导了舆论的走势。神宗采取多种严厉措施打压士大夫之谏诤,然在国本之争中,士气不弱反强,对皇权构成持续性的政治约束。以万历朝"国本之争"为视角,可以体察晚明士大夫政治之张扬气象,士大夫从争国本,已然走到了诉求限制君权一节。但君臣争之激烈,又事实上引发了诸多问题。究其本质,"国本之争"反映了帝制框架内士大夫政治与皇权专制极端化的冲突,也构成晚明士大夫政治演进过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明万历朝官员“乞休”现象分析

明万历朝中后期,官员多言"乞休",甚或"杜门"、"挂冠"径去,成为万历朝凸显的政治现象.导致这一现象出现并愈演愈烈的因素主要在于明代政治制度嬗变衍生的权责架构失序,"以道事君,不可则止"思想的现实投射以及士大夫群体内部过度张力引发的非理性内耗等."乞休"现象表达了近于晚明国家对士人控制力趋弱的实际态势以及士大夫政治文化有关退隐哲学的伦理困境."乞休"作为传统政治文化的特殊脉动形式,展现了士大夫群体于困顿情境中消解国家制度体系的抗愤情绪与举措,同时反映出他们在认定自我价值时回归传统政治伦理秩序的倾向.     

话语与制度:洪武君臣关系的重塑与评论

君臣关系是中国古代政治史的核心问题之一,主要指向君主与臣僚间的权力分配与运作状态,双方互动方式及其牵涉的道德伦理观念。洪武一朝是明代君臣关系的生成期,关于君主身份合法性、君臣权力关系格局,以及君臣相处之道的形成过程深刻影响了后来的国家政治与政治文化,且与元明易代、明初封建诸王、废相等重大事件密切关联。梳理洪武君臣关系形成过程中的话语形态与制度推演,可见该过程主要指向两个维度:君主身份合法性的文化确认和君主集权制度框架的构建。此外,洪武君臣关系作为一种王朝早期历史记忆,在此后二百余年间,被士人群体反复评说,构成以君臣在国家体制中权力与角色为中心的不断反思,甚至发生对皇权专制极端化倾向批判的思潮。     

明代官员“乞休”中的家国观念与自我认同

士大夫乞休现象自古有之,见诸史册始于唐武宗会昌六年,有唐一代并不多见,宋元仍不明显。依据《明实录》等史料统计,明代从正统年间开始士大夫乞休现象逐渐勃发,明代中晚期以后呈逐渐增长态势。依据政治情态分析,士大夫乞休分为个体乞休与群体乞休、主动乞休与被动乞休、文官乞休与武官乞休等几大类别。三品以上中央文官是乞休士大夫的主体。明代中期后,群体性乞休现象代表了士大夫群体政治主体意识的觉醒。士大夫家国观念中"家"与"族"的观念逐渐浓重,士大夫自我实现途径多元化,"家国同构"观开始进入分裂状态。"国"并非士大夫自我实现的唯一和最好的途径,士大夫开始在族群结构和家族结构中审视和寻找自我认同的渠道。明代后期士大夫家国观念的变迁最终促成中国地方社会士绅阶层的形成和稳定。     

从朋党到党社——明代党争之浅见

明代党争之盛行始自万历,其后才有东林、阉党之争,乃至复社运动。此前洪武、永乐所谓诸党,即以胡蓝之案、建文遗臣为“奸党”,乃是出于维护皇权专制需要的加罪之词,其实并无朋党之实。明代朋党之兴起,实因明中后期皇权专制之衰落,士大夫以结党而求发展势力以自固。弘治二年(1489年)两京御史案以治朋党为立案之本,当为明代党争之始,这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朋党的势力。万历时期党争勃兴,此后朋党政治渐成明廷政治主流。此时兴起的东林党之所以不同于中国历史上的传统朋党,在于其独具的政治主张而提出士大夫的社会责任,它虽未形成社会改革的政治主张,但反对政治腐败和宦官当政的立场还是得到民众的支持。东林党的意义不仅在于他们的政治主张,更在于其所形成的士大夫群体这一政治集团。这种情况到复社时期更加突出,复社的立场与东林党一脉相承,但复社异于东林党之处则在于他们的组织方法与规程,因此崇祯五年复社虎丘大会才会盛况空前。复社运动影响深远,中国近代党会实与明末的结社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易学与东汉政治初探

通过考察易学与东汉政治,本文认为易学对东汉政治的影响体现在四个方面:义理之学成为东汉士大夫参政议政的所依据的重要理论;同时对东汉士大夫的政治思想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象数易学对东汉基本政治理念和基本政治制度的影响,东汉以孝治天下与举孝廉制,即是源于象数易学理论;东汉士大夫运用象数易学理论,借灾异关说时君、批评弊政,以改良政治.     

李贤与天顺政局——兼论李贤的理学及经世思想

李贤与天顺政局——兼论李贤的理学及经世思想暴鸿昌明英宗时期是明代历史上的重要阶段。学界一般认为，这一时期是明代进入中期的转折点。英宗复辟后的天顺一朝，更是危机四伏、国家忧恤，已见衰靡之端倪。然终使朝野处于安定，祸患迭息，且在诸多方面嘉惠宪、孝之世，乃...     

当代政治发展中利益群体的双重效应及其制度对策

体制转轨时期 ,随着社会利益格局的重新分化、组合 ,利益群体逐渐成为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参与主体 ,对政治发展的影响日益深刻。一方面 ,其成长、成熟及其对政治过程的参与促进了政治发展的民主化进程和实现程度 ;另一方面 ,其发展过程中的某些非正常现象和行为也有可能诱发转型时期社会政治的不稳定 ,造成社会对国家政权合法性认同的流失 ,阻碍政治的一体化进程 ,成为政治发展的障碍。因此 ,在政治发展中应积极构建健全的利益表达制度、利益群体的整合协调机制和利益制衡原则 ,并辅之以行政和道德的手段 ,以促进利益群体在政治的民主化、现代化进程中良性发展     

邸报与中晚明的公开议政

作为处理公共事务的政治治理,政治的生命与活力在于公开,公开方可赋予政治治理以理性精神。以儒家传统话语而言,则为决之“公论”,“公是非于天下”。然而这一点的实现,则需要相应的媒介作为载体。本文所探讨的邸报,就是“公论”与“公是非”的介质。中晚明的邸报,其承载内容之全面,覆盖范围之广,传播速度之快,不仅使明代政治呈现高度的公开透明性,而且有效促进了儒家士大夫的议政热情。晚明的“清议”风行,也与此有很大的关联。以明代历史沿革而言,邸报之从无到有,至万历臻于极致,进而延续至明亡,体现了儒家士大夫为实现自身的政治理想于政治制度建置上的努力。     

万历初政格局探析

万历初政上起隆庆六年(1572年)六月明神宗即位,下迄万历十年(1582年)六月张居正病逝,历时十载。这一时期的政治格局与前后迥然有别,且在这一特定的历史时期中发挥着巨大作用。本文拟对万历初政格局的形成、作用以及遭到破坏和影响等进行分析,以就教于方家。　　一、权臣的争斗与万历初政格局的形成明朝自英宗正统年间“土木之变”后,元气大伤,走下坡路的迹象日益明显,至世宗嘉靖之世,更是江河日下,内阁中枢争斗无暇日,内阁首辅也像走马灯似的更迭。这种内阁大僚争斗的风气,至隆庆时不仅没有被扼制,反而愈演愈烈。隆庆朝的内阁大学士高拱凭借…     

明代前中期武官“文教化”现象初探

随着明代"文武兼才"国家教育制度的推行及"偃武兴文"社会风气的兴起,明初武职的文化教育活动业已发展,至明中叶呈蓬勃之势。自勋贵到千百户的各级武臣及其子弟迅速摆脱短文少礼的尴尬处境,与此同时,具备高级文化素养的武官亦不断涌现,武职的"文教化"成为显著的社会现象。明中叶以降"以文统武"机制形成,进一步刺激武职文教进程,武臣们积极参与举荐、武举甚至科举,谋求家族的多元化发展,并努力渐染文雅,通过融入士大夫文化圈来维护自身社会地位。在这一过程中,明代武职世袭禁锢有所松动,而武官群体身份认同的矛盾与多元化倾向渐趋明显。     

明代官员“忠”谥考论

在明洪武至崇祯朝,可得确证谥"忠"官员共计121人。赞襄军务,以至殁于战阵,敢于谏诤,甚至不惜以死感动君心,这构成官员获"忠"谥的最主要缘由,亦为"忠"之精神的主要表现形式。愈近晚明,明人以谏为忠的观念愈发清晰。同时,亦有部分官员因君臣关系相得而获"忠"谥,相对战与谏而言,其谥"忠"缘由较为模糊,君主的个人意愿在其中发挥了较为重要的作用。在明人的观念中,"忠"指向官员不惜牺牲生命以坚守政治原则的行为取向,臣这一政治角色确有忠君之内涵,然其旨归不限于对君主个人意愿的服从。"忠"被视为臣道的一种理想境界,构成官员在政治道德层面的自励目标。"忠"谥则将这种境界聚焦于可供效仿之典范人物的言行,既是"忠"之精神的表征,又构成一种促动官员尽忠的外部激励手段。     

论春秋时期的师保

在春秋时期,"师保"是"傅"和"师"的通称,从职位上分为傅、少傅,师、少师;从来源上分"君命"和"私属"两类。诸侯太子之外,庶子亦可有师保,但一般出身低微,甚至等同宾客。师保与所傅者,属君臣关系,命运休戚相关。诸公子争位带来杀戮,迫使师保开始反思旧有的君臣关系。管仲认为,师保当以社稷为重,不应为君主一人殉身。师保为社稷之臣,而非君主之奴仆。在礼崩乐坏之际,身为师保,当具刚正之气,谏诤违礼,又当谦柔礼让,以礼自防。叔向和晏婴为师保,大量引《诗》、赋《诗》,是礼乐文化的传承者。春秋时期的师保,是中国古代文学中最早的帝王师形象,对社稷百姓具有强烈的责任意识。     

唐宋时期地方社稷与城隍神之间纠葛探析

唐宋时期,随着国家祭祀制度的发展完善,朝廷努力将社稷祭祀礼仪推行于地方,但是在地方层面中州县社稷却遭遇窘境,其祭祀"多不如礼",呈现颓废之状,城隍神明显凌侵社稷尊位而备受地方重视。然州县社稷的现实窘境并不意味着其祭祀衰落,进入地方祭祀体制中的城隍神未能真正取代社稷的地位,而是被收编置于社稷位次之下。由唐至宋,地方社稷与城隍神之间的纠葛,不仅反映了国家祭祀体制在地方社会中的推行和影响,更透视出唐宋国家对地方社会日趋强化的统治和掌控。     

中国古代民本观浅析

中国古代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政治哲学中的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是古代君主治理天下和士大夫为官之道的基本意识,更是道德遗产的重要方面.民本思想有其积极进步的因素,但与今天的民主观相比仍有着质的区别,对其内涵要素合理的发掘则是我们目前的任务.     

道家思想与汉初政治

道家思想主导了汉初“过秦”的思想论争。陆贾、贾谊和司马迁等人提出用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来统领治国思想的主张。道家也在这一过程中逐渐取代了法家思想成为西汉初年主导的治国理念。汉初提倡把道家思想作为治国指导思想的代表人物对于道家思想如何运用到解决汉初的政治和经济问题这一理论创新进行了一系列的论述和解释,也体现了汉初道家所提倡的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与传统道家的一致性。在道家无为而治政治理念的指导下,与民休息政策的得以实践。但是,随着汉政权君主专制集权的发展,道家“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与君主专制集权的发展表现出诸多不适应性,表现出与君主专制集权的目的和方向、君主集天下权力于一身的个人特征相矛盾。最终,道家没有完成君权神化的历史使命,走下了政治舞台的中心。     

论泰州学派人物的出位之思

明代中叶产生的泰州学派在很多方面对传统儒学有所突破。作为平民思想家王艮没有一般士大夫在言行上的禁忌,不惮于作出位之思。泰州学派的后学秉承了这一传统,为明代中后期的思想解放打开一条通道。泰州学派的出位之思表现在以匹夫而存尧舜君民之心,热衷于建立宗族和学术共同体的社会试验,光大“处则为天下万世师”的师道自任精神,显示了他们普遍的宁为狂狷、不为乡愿的狂者胸次。在向知识界和士大夫阶层的扩展的过程中,泰州学派的出位之思出现一些变化,派内人物与官场的关系由融洽、疏离到冲突,平民色彩也渐趋淡化,启蒙的重点由平民变成了精英。出现上述变化的社会原因是明代中期以后社会矛盾激化“,道”与“身”由契合走向对立,而启蒙思想在士大夫中的传播也必然导致平民色彩的淡化。这是泰州学派学术发展的内在悖论。此外,泰州学派人物社会地位的分化也是重要原因。     

宋代文人士大夫占卜活动探析

宋代文人士大夫们在仕途、科举等活动中频繁利用占卜,一时占卜之风盛行.文人士大夫直接或间接地参与,影响了占卜的发展和流行,这也从侧面反映了宋朝当时社会的文化心理、文化观和特定的政治社会背景.     

政治的二分结构及其权力化与民主化博弈——政治法治化内在依据探求

对政治的分析不能从国家开始,而应该追溯其最基本的社会依据。从人以个体形式存在于社会这一事实所产生的社会问题来寻求政治的源起和实质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在这一过程中形成的政治活动包含两个不可分离的方面：一是权威机构确立和执行统一规则的活动;二是共同体的民众参与和影响权威机构确立与执行规则的活动。通过这两个过程实现不同利益诉求基础上的秩序与发展。人类政治活动中始终存在两种相互影响和制衡的力量,一是权力的力量;二是民众的力量;人类政治发展存在权力化与民主化的交替和博弈,从中生发出政治法治化诉求：     

利益群体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及其发展导向

利益群体作为政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组成要素之一,它的存在是一种由来已久的政治现象。而且,伴随着社会政治与经济的发展,以利益作为维系其纽带的利益群体也得到了极大的发展。由于社会制度与国情的不同,我国的利益群体与西方的利益群体存在着相对程度上的不同,本文拟从这一视角出发,分析我国的利益群体存在的现状和特征,重点考察我国利益群体在公共政策中的作用,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进一步发展与强化我国利益群体功能作用的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