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评“党内合作”的形式

关于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党内合作”策略的形成。发展、失误到最后失败的过程，本人曾有专文论述。现在，试对“党内合作”的形式作一个总的评价，以求教于学术界。几十年来，学术界对于党内合作的形式，是充分肯定的。他们强调“共产国际关于国共合作的决定是正确的”，是“当时能够为孙中山和国民党所接受的唯一合作形式”。只有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就能够在孙中山这面颇有号召力的革命旗帜下，通过国共两党的共同努力，广泛发动群众，发展革命力量，加速推进民主革命”。对这些肯定性的意见，我认为可以商榷。我…     

国共"党内合作"形式"最好说"的多维质疑

依据若干重要历史资料,多维审视国共"党内合作"的形式问题,可以得出以下新的结论:国共"党内合作"关键是外力作用的结果,它是国共合作的"惟一"形式;国共"党内合作"形式存在着内在弊端和历史局限性;在共产国际的坚持下,国共"党内合作"才得以在"病态"中维持.因此,它不是国共第一次合作的"最好"形式.     

共产国际“重国轻共”与国共党内合作的形成

共产国际“重国轻共”与国共党内合作的形成刘忠义，田相林在第一次国共合作的酝酿和创建时期，共产国际犯了严重的右倾错误。从一开始，共产国际就轻视中国无产阶级及其先锋队的力量和作用，根本没有指望中共谋求统一战线的领导权，反而对国民党不加深入仔细的分析而全盘...     

论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暨领导权问题

９２４—１９２７年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就其实质而言,体现着大革命的领导权问题。历史事实表明,大革命时期的国共关系,是国共党内合作、党外联合的关系。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共产党人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国民党内以国民党的名义领导大革命;同时,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外联合,在国民党外独立自主地领导大革命。无论从国民党党内党外而论,都表明中国共产党是大革命的领导者     

孙中山晚年"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 的战略思想刍议

"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是孙中山晚年在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对辛亥革命失败教训做了深刻反思之后所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是孙中山晚年革命战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把国民党的改组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紧密结合起来的战略思想,成为国共建立"党内合作"的思想基础,对国民党和中国革命都产生了重要影响.     

略论孙中山的历史经验与国共合作

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为什么采取党内合作的形式?有一种传统的观点,认为完全是共产国际代表马林把他去印尼的经验运用到中国的结果。这是不全面的。实际上,孙中山之所以能接受马林的意见,是有他的思想基础的,这除了孙中山对中国社会的发展,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因素,就是从他和美州洪门致公堂的合作与对其改造的自身经验中所得出的启示。     

从同盟会到国民党改组的政治学检讨

从同盟会到中国国民党成立初期,政党的“结构”与“功能”其实没有实质改变。组织松散是各个时期的通病,内部联络与控制方面的局限一直存在,政党上层精英人物的构成主体未有大的变化,孙中山等人重军事、重行政而轻党务的倾向明显抑制了党权的彰显。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为标志的中国国民党改组使该党在政治理念与党员结构方面发生重大变化,内部沟通、政治渗透与党势扩张得到显著加强,党的功能与作用发生根本变化。不过,国民党改组后的一些遗留问题,诸如党魁集权制、国共党内合作等,又导致了此后该党的结构动荡。     

国共党内合作形式的确立及其评析

党内合作,对于国共两党都不是无条件的。孙中山之所以坚持党内合作是惟一的合作形式,前提就是共产党必须服从国民党的领导。中国共产党最终接受这一形式,其原因不仅在于共产国际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更重要的是在三大前后从理论上也认同国民党的领导地位。在此前提下,中共提出国民党必须是各革命阶级的政治联盟、中共在国民党中必须具有独立性作为党内合作的两个条件。然而,这两个条件并没有得到国民党方面的认可。在苏俄、共产国际的作用下,两党的党内合作是在分歧并不明显的情况下确立的,从一开始便呈现出不稳定性、暂时性的特点。限于当时的历史条件,对党内合作形式不能简单否定。同时,考虑到中共实现其独立性的困难程度,对这一合作形式的肯定不应该绝对化。随着上述合作条件的相继变化,对这一合作形式的肯定评价也不能贯通整个国民革命时期,而只能限于两党合作伊始。     

对"党内合作"形式的再认识

本文就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合作的“党内合作”形式作了分析探讨,认为这种合作形式是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     

略论孙中山的旧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

在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以前,孙中山所形成的思想体系是所谓旧三民主义,即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也正是在此思想基础上才形成了后来的新三民主义以及“五权宪法”。旧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是孙中山思想的重要组成     

论“党外合作”向 “党内合作”转变的转折点

一些高校中国革命史教科书及有关著述，在阐述１９２２年８月中共中央西湖特别会议主要内容后，在其结论中断言：“西湖会议是‘党外合作’向‘党内合作’转变的转折点。”①如此结论，笔者实在不敢苟同。因为，这次会议虽然决定“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的条件下，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但就全党来看，“直到一年以后，西湖会议的决定才得到贯彻执行”②，即西湖会议并没有实现这一转折。１９２３年６月举行的中共三大，确定党的中心工作是致力于国民革命，并实现了向“党内合作”的思想转变和“党内合作”形式的最终确定。会后，中…     

纪念党的“三大”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在广州举行

广东党史学会受中央有关部门委托于六月二十七日至七月一日,在广州举行纪念中国共产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就革命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党的“三大”决定同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实行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意义,实现第三次国共合作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等问题,进行认真的研究和探讨。讨论会收到了学术论文四十多篇,这些论文从各个侧面阐述党的“三太”以及确定实行国共第一次     

再论广州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的发源地

中共三大召开前的远东会议、广州会议、中共二大、西湖特别会议,不同程度地将国共合作探索推进了一步。中共二大虽然提出了民主联合战线的统战政策,但并未解决国共合作的形式问题,统一战线并未发端。广州有国共合作得天独厚的条件,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中共中央从上海迁往广州并在广州召开中共三大。中共三大成功解决了全体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非常纠结”的难题,正式作出国共党内合作的决策。国民党改组大会在广州召开,解决了国共合作亟待解决的共同纲领和组织形式问题。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国共合作统一战线由此发端。中国革命统一战线发源地是广州而不是上海。     

陈独秀为何不出席国民党"一大"?

陈独秀对国共合作始终抱有怀疑与排斥态度,虽然加入国民党,但对国民党的批评未曾停止.这些批评引起了孙中山及其他一些国民党员对陈独秀本人的强烈抵制,也一度造成两党关系紧张.加之1923年下半年,积极促进国共合作的马林被调回苏俄,魏金斯基来华对马林的政策"纠偏".这些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使得陈独秀没有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三十年代前后中国政治新格局中的宋庆龄

1927年4—7月,国民党蒋介石集团和汪精卫集团先后背叛革命,破坏了国共第一次合作,中国政治形势出现了新的格局,开始形成了代表三种不同阶级力量的政党。这年9月,宁、汉、沪三方合流,成立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改组南京国民政府。1930年8月,以邓演达为首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分化出来,在上海建立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又称第三党)。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继续高举反帝反封建反军阀的旗帜,坚持英勇的革命斗争。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汪蒋关系的对策

大革命时期中共对汪蒋关系的对策□邵政１９２４年，在共产国际的帮助下，国共两党开始了以“党内合作”为形式的合作。但是，在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中，占主要地位的始终是资产队阶级各派的代表人物，汪精卫、蒋介石是两个主要的代表。孙中山逝世后，汪蒋围绕着争夺国民党...     

论国民党右派与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

第一次国共合作是中国革命史的一个重要研究课题,国共两党由合作走向破裂,其主要原因是国民党内的右派刻意造成的,国民党右派利用孙中山理论体系中的缺陷蓄意歪曲放大制造反共理论依据,借用国民党"以党治国"政治体制排斥中共和国民党中右派势力逐步集聚形成反共强势等等原因才是导致合作破裂的关键。     

试论抗战时期中共关于新三民主义的理论与实践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关于新三民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内容，长期以来，我们的史学论著对此论述语焉不详。本文试图对这一问题作粗浅探讨，以就教于学术界。一、抗战时期中共重提新三民主义的历史原因1924年1月，国民党一大召开，大会根据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宣言对三民主义作了新的解释，即以“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为其核心，它摆脱了旧三民主义的局限性和不彻底性，成为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一面旗帜。由于有了三大政策，便产生了国共第一次合作…     

也谈孙中山关于国共关系的主张——兼与吴时起、郑晓青二同志商榷

1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伟大的先行者。在其晚年,他力排众议,毅然改组国民党,通过容纳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方式,建立了国共合作的民族民主革命统一战线。长期以来,海峡两岸史学界不仅在如何趣解、就是在如何表述孙中山关于国共关系主张的问题上,一直存在着分歧。台湾出版的著作,把孙中山关于国共关系的     

廖仲恺与首次国共合作

廖仲恺作为孙中山的忠实助手,鼎力协助孙改组国民党并建立了首次国共合作联合战线;他作为国民党左派领袖,在国共合作后的新形势下,忠诚地执行孙中山的三大革命政策,与共产党人携手进行革命;他作为国民党左派领袖,为巩固与捍卫两党联合战线努力奋斗,直至为此最后献出生命。廖的言行表明他是献身于首次国共联合战线及其事业的第一功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