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品内分工、产业转移与中国产业结构升级

本文认为,产品内分工的出现和全球价值链的分解,使得嵌入其中的国家和地区产业结构升级方式演变为从低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向高附加值的价值链环节攀升。因此,中国的产业结构升级,要在战略层上要充分重视国际产业转移的机遇,力求突破跨国公司的结构性封锁以及价值链的低端锁定,实现全球—国内价值链的协调发展。     

产业集聚与供应链管理——基于转型升级视角的分析

本文分析了产业集聚和供应链管理对经济增长的积极作用和弊端,结合当前转型升级背景下的经济现状指出:一种可持续的发展方式是要融合二者的特征,互补所短,协调发展。并就产业集聚与供应链管理的协调发展进行了深入剖析,给出了一些实践中的建议与启示。     

信息资源促进绿色食品产业升级机制创新的路径选择——基于黑龙江省绿色食品产业升级的研究

绿色食品产业是黑龙江省主导产业之一,如何利用信息资源促进绿色食品产业升级和机制创新,在"十三五"期间使绿色食品产业成为全省第一大产业,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课题。本文从推进信息资源产业自身建设和推进信息资源与绿色食品产业融合两大方面,对信息资源促进绿色食品产业升级和机制创新的路径选择进行了有益的思考,提出了建设性的意见。     

产业升级与研发资本

对产业的划分是从产品上进行的,一种产品一般对应着一个产业。产业体系的进步不单纯表现为产业规模的扩大,产业升级主要表现在产生新的主导产业,产业体系能够提供新的产品,表现为产品创新。     

金融结构与中国产业升级的关联机制研究

金融结构如何更好地为经济增长和产业升级提供支持是中国金融业供给侧改革过程中的首要任务。本研究基于金融市场的资金资源配置功能,将金融市场供给体系按照"二分法"分为以银行体系为主的间接金融市场和以资本市场为主的直接金融市场;从银行、股票和债券3个维度设定指标,基于CHOW检验工具探讨金融结构和产业升级关联机制。实证结果显示,中国产业升级的时间转折点发生在2003年;高技术新兴产业升级与全社会固资产及研发投入相关性增强;资本市场等金融供给侧对中国产业升级尤其是新兴产业发展的作用还有待加强。     

全球产业升级与管理的探讨

公共网络普及、公共教育、公共卫生、公共文化、公共体育、公央安全、公共福利、公共保障等日益数字化,成为人们社会生活和个人以及家庭生活的共同需求。文明的发展在细化、量化和市场化进程中不断拓展着自己丰富的内涵,日益占据着更广阔的人类生活空间。数字产业无疑是推动社会事业发展的最强劲动力。经济社会的高速发展,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我们国家公共服务逐步全面凸现,日益催生着一个新型产业——数字产业,第四产业的诞生呼之欲出。     

基于消费者视角的产业集群品牌效应研究

产业集群品牌是中国学者提出的原创性概念术语,在中国理论界具有较高的关注度,是中国地方政府治理区域经济、推行产业集群升级的一个重要政策导向,从消费者视角检验产业集群品牌效应是构建产业集群品牌理论的核心主题.对目前的产业集群品牌进行重新分类,剖析每种产业集群品牌的特征,从消费者视角检验产业集群品牌效应存在的特性.在北京、山西和辽宁三地随机抽选472个有效样本单位,以假定性命名方式将8个产业集群品牌作为研究对象,运用实证的方式证明现在对产业集群品牌的看法需要慎重对待.通过数据分析发现,一般性产业集群的集群品牌对消费者存在负向效应,不适合发展集群品牌;特殊性集群品牌对消费者存在正向效应,适合发展集群品牌.     

改革开放四十年中国产业政策演进与发展——兼论中国产业政策体系的转型

改革开放之初,日本成功实施产业政策的经验在中国引起各界关注。随后,中国开始制定实施产业政策,并以此推动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型。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与经济快速发展,中国的产业政策经历了一个由计划管理与选择性产业政策混合的产业政策体系向以选择性产业政策为主体、以功能性政策为辅助的产业政策体系转变的过程。十八大以来,中国的产业政策开始重视功能性产业政策与创新政策的运用。总体上看,中国的产业政策越来越注重市场机制的作用,但仍保留了大量直接干预市场的措施,由此带来的不良政策效应日趋突出。当前,中国应转为实施以功能性政策为主体的产业政策体系,重在完善市场机制、维护公平竞争、促进创新、推动产业绿色与包容性发展。     

基于超网络视角的产业集群升级研究

依据创新能力对集群升级内涵进行了诠释。根据知识和社会关系水平将集群升级转化为由社会网络、显性知识网络和隐性知识网络互动的超网络。运用变分不等式理论和最优化问题的关系,求得网络的洽合流和超网络的均衡状态。探究了集群规模、数量等变动所导致的网络中流和超网络均衡状态的变化,直至最终实现集群升级。最后结合案例分析网络互动的现实意义及今后研究方向。     

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基于不完全契约的视角

国内学术界对产业政策的争论仍停留在"产业政策是否有效"的阶段,而真正的问题应该是"产业政策什么时候有效",即讨论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本文认为,产业政策本质上是政府与企业签订的一个不完全契约,由于剩余控制权分配既是缓解不完全契约环境下敲竹杠问题的方法,也是外部性内部化的途径,因此,本文构建了一个不完全契约模型来分析产业政策的有效性边界。本文发现,产业政策的有效性依赖于4个条件:第一,当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不一致时,政府对产出价值的评价足够高;第二,产业政策不应是"一刀切"的,要包含政府的专用性人力资本投资;第三,国家具备产权明晰化的微观基础;第四,政府不滥用谈判力。本文从不同方面对模型假设进行了讨论,发现结论是稳健的。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演进与创新

改革开放以来,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不断深化和我国经济发展阶段性变化,宏观经济政策表现出不同的阶段性特征。本文以此为线索,追索中国改革开放40年宏观政策的演进过程,并探讨在新的发展阶段创新和完善宏观政策的有关问题。     

中国市场化改革与货币政策有效性演变——基于DSGE的模型分析

中国正进行市场化改革,经济结构在缓慢改变,这意味着中国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可能随之变动。然而已有的货币政策理论大多基于完全市场经济,而未考虑到转型经济体中的非市场因素,从而难以解释中国的情形。本文基于DSGE模型,从要素配置市场化及行业准入限制逐步放开的角度,考察了中国市场化进程中的货币政策有效性。本文模型较好地拟合了中国的实际经济,根据模拟结果,我们发现在中国市场化进程中:(1)对于国企经济,贷款基准利率的作用将逐步减小,而存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会逐步提高;(2)对于民企经济,存、贷款基准利率,以及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都将逐渐减小;(3)对于总体经济,贷款基准利率的作用将逐步减少,而存款基准利率和存款准备金率的作用,将在改革前期不断上升,在改革后期逐步下降;(4)在市场化改革的不同阶段,针对不同的政策目标,最有效的货币政策工具将有所差异。因此,央行需要根据不同的市场化程度,对各政策目标实施相应的政策工具,以提高货币政策的针对性、有效性,并加强政策工具间的协调配合。     

产业升级路径:基于竞争假设的分析框架及其推论

随着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产业升级迫在眉睫。传统的产业升级路径通常是从劳动密集型到资本密集型,但第三次技术革命后,不少企业实现了从劳动密集型到技术密集型的跨越式升级。产业升级路径究竟如何选择?或者说产业升级的一般规律是什么?本文在梳理有关研究文献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基于竞争假设的分析框架,并根据此分析框架对产业升级路径作出了两个推论:受价企业由于成本竞争的推动将向资本密集型升级;而觅价企业由于觅价权竞争的推动则向技术密集型升级。围绕这两个推论,作者不仅给出了理论证明,同时也从证实与证伪两个角度进行了实证。     

VMI环境下库存竞争性产品的补货策略及最优货架空间的确定

本文在文献[1]的研究基础上,通过深入剖析FKO模型,运用动态规划方法,探讨了呈现特殊需求性质的库存竞争性产品在VMI环境下的多期动态补货策略,以及传统库存管理中不加考虑的库存空间优化问题。本文一方面是对FKO模型的补充与扩展,同时也证实了对于在特定的VMI补货环境下采用多期库存盘查模式的供应商来说,封顶式的补货策略是最优的,并且其关于最优补货水平的多期决策都是无远见的。因此收益分享合同下的单期最优库存水平可以作为设定最优货架展示空间的依据。     

企业集团如何引领产业创新升级:一个网络能力视角的解析

企业集团网络化创新背景下企业能力构建以及对产业创新升级的引领机制,是理论与实践中的热点问题。本文从网络能力的社会资本属性出发,在网络能力的认知和关系维度之外拓展了新的结构维度,建立了更为完整的网络能力概念内涵体系,弥补了现有研究对网络能力在结构属性和结构功能上认识的不足。同时,本文开发了测量产业创新升级的创新绩效、协同行为和高端嵌入三个构面,从传统的结果性测量维度拓展至更为复杂的过程性测量维度,并在此基础上以257家创新型企业的数据验证了企业集团网络能力与产业创新升级的关系。研究结果显示,技术吸收与技术整合在企业集团网络能力与产业创新升级关系中具有完全中介效应,技术吸收与技术整合对产业创新升级均有显著正效应,同时,企业集团网络能力各构面对产业创新升级有不同程度的间接正效应。由此得出,在开放式创新背景下,企业网络能力的提升将极大地促进以技术吸收和技术整合为目标的企业合作关系,通过不断培养和嵌入具有共同知识和共同愿景的创新网络,能够高效获得进入国际产业链高端的技术能力。文章最后给出了针对网络化创新背景下企业集团引领产业创新升级路径的管理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