收入差距、习惯形成与城镇居民消费行为

近年来,中国城镇居民的收入差距持续扩大,消费需求严重不足,在一定程度上已经影响了人们的经济生活和社会稳定,这也成为目前经济学研究的热点和焦点问题之一。本文利用2000~2009年中国26个省的不同收入等级城镇住户调查数据,在构建省级动态面板数据模型的基础上,运用系统广义矩方法对收入差距、习惯形成与不同收入等级城镇居民消费行为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1)城镇居民收入差距对低收入等级和中等收入等级家庭消费的影响显著,而对高收入等级家庭的消费没有显著性的影响。(2)低收入等级和中等收入等级的城镇居民消费行为具有显著的习惯形成,但低收入等级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较强,中等收入等级城镇居民的消费习惯较弱;高收入等级城镇居民的消费行为表现出耐久性。     

中国农村居民不同类型的收入对消费支出影响研究

我国,农村居民消费结构不论现状还是变化趋势都与收入水平相适应的,从凯恩斯绝对收入假设消费函数来看,消费是由收入唯一决定的。农民收入增长缓慢,但消费与收入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函数关系,随着各种收入(如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财产性收入、转移性收入)的增加,消费也在增加。本次实验通过运用中国各省份2010年农村居民消费与四种收入数据,建立模型研究消费和收入之间的关系。     

省情速递

日前,江苏省下发《关于实施城乡住户调查一体化改革的通知》,首次在居民收入和消费的统计上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实施统一调查。新标准的样本根据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选择,不事先区别户籍,全部随机抽取,用以统计全体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     

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与收入不平等:1989～2009

基于1989～2009年进行的8次全国性城镇住户抽样调查数据,本文利用新近发展的夏普里值分解方法,定量考察了城镇劳动力市场结构变迁如何导致劳动收入不平等的变化。研究结果显示了过去20年里中国城镇劳动收入不平等扩大一方面是市场化改革的必然结果,尤其是在经济转型过程中,教育收益率上升引起社会收入分配机制的变化;但与此同时也存在一些不合理因素,特别是由户籍制度壁垒造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依然存在。夏普里值分解进一步揭示出,所有制、户籍、性别、经验和地区因素对收入不平等的相对贡献率趋于下降,教育和职业对收入不平等的贡献总体上呈上升趋势。其基本政策含义是,减少收入不平等的关键在于降低受教育机会不均等,着重增加人力资本投资,继续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进而加快劳动力市场结构性调整。     

区域差异与结构变迁:中国1978～2016

本文从理论模型、实证方法和中国案例3个角度解析经济结构变迁与收入分配之间的关系。本文构建的一般均衡理论模型显示,结构变迁会导致不均等的上升,但随着结构变迁的完成,不均等趋于下降至消失,二者之间呈现倒U型的关系。论文接着推导出一种基于基尼系数的分解方法,将不均等的变化分解为由结构变迁引起的结构性成分和其他因素引起的集中性成分。这些理论和方法可以用于探讨任何国家地区任何时期任何性质的结构变化与收入分配的关系。将该理论和方法运用于中国省级的产业人均增加值数据,结果表明,以工业化为特征的结构变迁带来了中国区域差异的上升,但结构性成分呈减弱的趋势,近年已经基本消失。这验证了本文的理论推断,也与中国从农业到制造业,再到服务业的结构变迁顺序及时点相吻合,同时意味着中国目前正在开始的服务业化转型,有可能再次带来收入分配的恶化。就实证发现而言,中国的区域不均等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短暂下降,接着呈现明显上升的趋势,且结构变迁的作用先扩大后减弱。有意思的是,结构性成分与集中性成分在大部分年份里相互抵消,且结构性成分在不均等上升的年份里起到主导作用。从3个产业分别看,农业发展一直对不均等起到减缓作用;制造业发展虽然多年引起收入分配的恶化,但其影响一直在下降,近年来已经成为减少不均等的行业;服务业发展一直带来区域差异的上升,其影响从20世纪90年代后期起不断强化,近年已经超过其他两个产业。特别值得指出的是,近年中国收入分配的改善不是结构性的,所以不一定能持续。综合这些发现,本文建议政府高度重视服务业的发展不均衡问题,以防止不均等的恶化或反弹。     

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中国的经验研究

教育对收入不平等有着重要的影响。多数研究认为,教育水平的提高会降低收入不平等程度,教育不平等会加剧收入不平等程度。本文利用中国1982～2000年的数据对中国的经验研究表明,教育与收入不平等之间不仅存在密切关系,且这种关系比较稳定;教育的不平等会加剧收入的不平等;尽管不能拒绝平均受教育年限和收入不平等程度之间的倒U型关系,但现阶段中国正处于倒U型曲线顶点左侧,平均受教育年限的增加不是降低而是提高了收入的不平等程度。这个结果与中国劳动力市场两重属性下工资压缩效应表现较弱有关。上述结论对收入分配政策和教育政策的制定和调整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中国炫耀性消费情况的实证研究

本文所要研究的是在目前中国的城市中,哪些人是炫耀性消费的主导,炫耀性消费在不同人群中的数目存在着怎样的差异,其影响因素又是什么,这些事实都尚缺乏相关的实证分析来支持。本文利用对中国城市家庭2002年的调查数据,使用一定的收入标准把城市家庭分为中产阶层和工薪阶层,从而研究这两个不同阶层中炫耀性消费的差异,并试图对结果进行解释。与之前进行的推测不同,我们会发现相比于中产阶层,炫耀性消费在工薪阶层的总支出所占的比例更大。     

经济转型、非正规就业与城镇增长的穷人受益性

本文在住户调查数据的基础上,基于穷人受益型经济增长的分析思路,讨论了1988～1995年和1995～2002年期间,经济增长和收入差距扩大对我国城镇贫困状况变动的影响。本文的基本结论表明,两个时期的经济增长都以扩散效应的形式惠及穷人,富裕人群从经济增长中的获益要高于穷人;并且在后一个时期中,穷人受益的程度更加高于前一个时期。在Sharpley分解的基础上,本文还根据收入构成对分项收入惠及穷人的程度进行了分解分析,发现在1995～2002年期间,来自非正规就业的收入的穷人受益程度相对较高,并且成为这一时期穷人受益总指数高于前一时期的主要原因。     

中国农村公共支出及其绩效分析——基于农民收入增长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经验研究

本文运用1978～2004年的数据,采用多变量回归和Granger因果检验方法对农村公共支出、农民收入增长以及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国家财政的农村支出对农民收入增长起到了一定的促进作用,但由于公共支出的管理、运用效率低下,其作用在统计上并不十分显著;从支出结构看,与农业生产直接相关的生产性支出和基本建设支出占比过高,而农业科研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过低,而且,由于政府重视程度不够和目标偏差,使得政府公共支出在降低城乡收入差距上的作用不甚明显,从而限制了政府增进社会福利功能的发挥,进而不利于公平增长的实现。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讨论了如何改变农村公共支出结构以及如何将公共支出政策与农村金融政策相结合等问题。     

个人所得税改革的宏观福利分析

本文结合中国收入分布数据,构建了一个异质收入的一般均衡模型,定量地评估了2011年个人工薪所得税7级新税制的福利效应。理论分析表明,税制改革不仅直接改变税后收入从而影响消费储蓄行为(局部均衡效应),同时还会通过改变资本市场均衡(资本回报率)来间接影响个体决策(一般均衡效应)。基于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模型的数值分析显示,以上两种效应使得在新税制下,中间收入人群(税前月收入0.2万~2.2万元)的福利有所上升,增幅为0.29%~6.88%不等;而高端收入人群(税前月收入高于2.2万元)的福利则普遍下降,降幅为0.65%~4.82%;余下的最低收入人群影响不大;整个经济的总福利提高约0.74个百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