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区代际流动性对企业管理家族化的影响研究

考察了地区代际流动性水平这一非正式制度因素对企业管理家族化的影响。 结果发现，一个地区代际流动性水平越高，当地企业实际控制人越少吸纳亲属参与公司管理。机制分析表明，高代际流动性水平会通过强化一般信任、弱化有限信任、加强企业实际控制人的公平感知等，降低企业控制人对选用家族成员进入管理层的需求，同时代际流动性水平越高的地区劳动力市场配置效卒也越高，进而提供更多的市场化管理人才，这两方面影响均会抑制企业管 理的家族化。进一步分析发现，平均而言，家族成员参与公司管理有助于缓解企业的代理成本，但这一效应在代际流动性水平较低的地区并不存在，表明带固的社代际流动导致企业管理模式选择的 “非理性＂偏移。将代际流动性这一非正式制度因素引入企业家族管理模式的成因分析，为此项研究领域提供了新的视角和证据。     

阶层再生产与代际资源传递

从宏观过程上看，阶层再生产容易形成阶层凝固化，地位的代际继承增强，资源在代际之间的继承性也随之加强，从而资源将集中在“二代”手中：从微观机制上看，教育资源作为影响代际流动的关键因素，也受到了父代地位的影响，“二代”在教育资源的数量和质量上都会优于非“二代”，从而进一步加剧了阶层结构与资源的固化。     

婚姻匹配、代际流动与家庭模式的个税改革

从微观机理上分析婚姻匹配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可以为我国个人所得税的改革提供理论依据。本文通过建立婚姻匹配模型,利用2010~2014年CFPS数据,研究了婚姻匹配对代际流动性的影响。研究表明:2014年我国的代际收入弹性约为0.42,儿子和女儿代际收入弹性分别约为0.45和0.40,代际流动性偏低;父代收入对子女配偶的收入影响十分显著,2014年父媳和父婿收入弹性分别约为0.25和0.36,且后者高于前者,表明婚姻匹配,尤其是对女性而言,是形成代际传递的重要机制。研究还表明,父代收入对子代配偶的受教育程度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说明婚姻市场的教育匹配机制是形成代际传递的重要渠道。本文的政策含义表明,婚姻匹配使得家庭收入分配不平等,需要在个税改革中考虑家庭收入差异,采用以家庭为单位的个税征收模式,缩小家庭收入差距,从而降低社会收入不平等程度;另外,应采用居住地税收分享原则,有效匹配居民的纳税义务与公共服务供给,增加公共教育支出,提高低收入家庭的受教育机会,缩小家庭收入能力差距。     

政府效率、社会决策机制和再分配偏好——基于中国被试的实验经济学研究

微观个体的再分配偏好是再分配政策制定以及实施的核心环节。本文利用实验方法,参照我国社会居民收入分配的情况,设计了一个包含不同收入阶层的实验室社会,要求被试在未知和已知自身收入这两种情况下就社会税率水平进行表决。实验设定了不同的政府效率水平,引入了多数原则、随机选择社会决策者以及有中国背景的"民主集中制"这3种社会决策机制,检验其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实验结果显示,随着政府效率的提高,税收带来社会净福利的增加,个体的再分配偏好随之提高;与多数原则相比,随机选择社会决策者和民主集中制这两种机制能诱发个体更高的再分配偏好。实验结果还表明,在个体收入揭示之后,个体的再分配偏好强烈依赖于其所处的收入等级,呈现明显的自利动机;政府效率和社会决策机制对再分配偏好的影响在高收入群体和低收入群体中也存在显著的差异。实验发现,除了自利动机之外,高收入的被试体现出不平等厌恶,低收入被试则体现出对初始收入不平等的容忍。本文结论为了解中国个体的再分配偏好特征提供了依据。     

企业家隐性知识、交接班意愿与家族企业代际传承

企业家隐性知识在代际之间有效转移是家族企业成功传承的关键。通过对企业家深入访谈和大量问卷,调查数据统计分析发现:诚信好学、企业家精神以及个体社会网络是需要转移的企业家隐性知识的3个主要内涵。其中企业家诚信好学和个体社会网络要素的代际转移对家族企业成功传承具有非常显著地正向影响;企业家诚信好学的转移对两代企业家交接班意愿都具有显著地正向影响。当两代企业家交接班意愿同时发生作用时,在任企业家的交班意愿会极为显著地影响成功传承,同时在任企业家交班意愿对诚信好学要素转移和成功传承之间存在完全中介效应,从而推动家族企业"家业长青"。     

数字技能使用偏好是否缓解了相对贫困？——基于2019CSS的量化分析

数字技能使用偏好是否能够缓解相对贫困，现有研究鲜有涉及。本文从人力资本与社会资本理论出发，利用2019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数据，探讨了偏好教育活动与偏好社交活动如何影响主客观相对贫困状况。研究发现，偏好教育活动有助于改善个体的主观相对贫困状况，但无益于摆脱客观相对贫困，而且这种正向效应在农村地区更加凸显；偏好社交活动与缓解相对贫困状况则不存在显著关系。这表明数字技能因使用偏好不同而产生了差异化的减贫效应，且体现了明显的城乡异质性，以上发现在经多种分析方法之后依然稳健可靠。从微观能动视角分析数字技能使用偏好与相对贫困的关系，丰富了数字能力减贫效应的研究，同时在实践层面为数字时代的贫困治理工作提供指导意义。     

成年女儿对老年父母代际转移的实证研究

基于中国健康与养老追踪调查2011年这一最新全国性数据,我们利用家庭固定效应计量经济学模型,研究了我国25岁以上成年女儿及受过高等教育(高中教育)的成年女儿对老年父母的代际转移问题。研究发现女儿相比儿子不愿向父母进行转移特别是不愿进行定期转移,但受过高等教育和高中教育的女儿则显著向父母进行代际转移和非定期转移,与此同时他们也不愿意进行定期转移。最后,提出了相应的政策建议。     

代际流动固化使社会走向封闭

<正>改革后一代长大成人,"二世代"问题逐渐成为社会焦点,甚至成了一种社会焦虑症。"富二代"、"贫二代"、"官二代"等说法和现象,转换成学术性表述,便是代际流动的问题。代际流动是社会流动的一种类型,相对于代内流动而言。代内流动是说某一代社会群体在阶层结构中的横向流动,而代际流动     

中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的变化趋势及影响机制研究

基于1989~2015年共计10轮CHNS数据,本文采用代际收入弹性和代际收入秩关联系数双重测度指标对我国居民代际收入流动性进行了测算,发现代际收入流动性在1991~2004年期间基本保持稳定,2004年以后呈现出不断上升的变化趋势。基于收入分组视角的研究发现,各收入组2004年以后代际收入阶层固化程度均有所降低,但高收入组和低收入组的固化程度远高于其他各组,中等收入群体是目前我国保持较高代际收入流动性的主要动力来源。从城乡差异视角看,受大规模农村劳动力向城镇流动的影响,2000年后农村家庭的代际流动性显著提升,且持续高于城市居民的代际流动性。进一步,基于人力资本分析框架对我国代际收入传递机制进行了探究,发现父亲的非教育因素在代际收入传递中起到主导作用。受整体社会制度环境不断改善的积极影响,2004年以后非教育传递机制不断减弱,对代际收入流动性的提升起到较大助推作用;而受高等教育扩张政策的影响,教育因素在2004年左右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代际收入流动性。     

员工代际差异对其工作场所乐趣与绩效关系的影响

以江苏280名企业员工为研究对象,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多元线性回归分析等统计方法,分析了员工代际差异在工作场所乐趣与个体绩效(工作满意度、任务绩效、组织公民行为)关系中的调节效应。研究结果发现,江苏企业员工各代际(社会主义巩固建设一代、文革一代、改革开放一代)对工作场所乐趣所持的态度存在差异。相对于文革一代,改革开放一代在工作场所乐趣同员工工作满意度、任务绩效的关系上展示出更强的正向关联性,说明组织管理者为改革开放一代营造工作场所乐趣有利于其完成角色内行为。但在向社会主义巩固建设一代和文革一代传递工作场所乐趣时则需要考虑更多的因素。研究结果通过员工代际差异这个新视角,从理论上丰富了以往研究的相关结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