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序氛围感知对研发人员创新行为的影响——工作敬业度的中介作用

在“中国智造”的背景下,企业创新成果与产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越来越紧密。研发人员作为企业创新的实践者,探究影响其创新行为发生频率和质量的因素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构建“差序氛围感知-工作敬业度-创新行为”的中介模型,通过对552名研发人员进行问卷调查得出结论：组织支持感正向影响研发人员主动和被动创新行为,差序氛围感知负向影响研发人员主动创新和被动创新行为,工作敬业度在两者之间起到中介作用。     

企业家灵性资本对组织即兴能力的影响机制——基于双元创新的中介与差序氛围感知的调节

基于社会认知理论对长三角地区的“专、精、特、新”型“小巨人”企业开展问卷调查,分析企业家灵性资本对组织即兴能力的影响,并探讨双元创新的中介作用和差序氛围的调节作用,结果发现：企业家灵性资本对组织即兴能力有正向影响;双元创新在企业家灵性资本和组织即兴能力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差序氛围感知负向调节企业家灵性资本对双元创新的影响,且负向调节双元创新在企业家灵性资本和组织即兴能力之间的中介效应。     

战略型领导与高管团队成员创造力:基于高科技企业的实证分析

战略型领导对于高科技企业高管团队成员创造力具有重要的影响。本文以创造力组成理论为基础,结合中国文化典型性特征,构建了差序氛围背景下CEO战略型领导通过心理授权影响高管团队成员创造力的理论模型。利用来自57个高科技企业高管团队的57名CEO与176名团队成员的有效配对数据,实证检验了理论模型。研究结果表明:CEO实施战略型领导会有效提升高管团队成员的心理授权感知、继而促进创造力的发挥;心理授权在战略型领导与团队成员创造力之间起中介作用;团队成员的差序氛围感知在战略型领导的运营性维度与心理授权之间起调节作用,当团队成员感知到的差序氛围越浓厚,战略型领导的运营性维度越能强化其心理授权。     

差错管理氛围如何激发员工越轨创新——一个双中介模型的检验

基于三元交互理论、社会认知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探究差错管理氛围对员工越轨创新行为的影响机制,验证创新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安全感的中介效应。通过309份有效问卷,采用多元回归和Bootstrap等方法对模型进行实证检验。结果表明：差错管理氛围对员工越轨创新行为、创新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安全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创新自我效能感在差错管理氛围与越轨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员工心理安全感在差错管理氛围与越轨创新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组织应在内部建立良好的差错管理氛围,应重视提高员工的创新自我效能感,激发员工的创造力,应密切关注员工的心理状态,增强员工的心理安全感。     

安全基地型领导对员工建言行为的影响：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

安全基地型领导是一种新兴的领导风格,其在向员工提供安全感和关爱的同时,给人以寻求挑战、冒险和开拓进取的能量。基于依恋理论,以350名员工为对象,通过层级回归和Bootstrap法进行研究,结果发现：安全基地型领导能促进员工建言行为,安全基地型领导通过降低员工差序氛围感知来促进员工建言行为,安全基地型领导对员工差序氛围感知的作用受到员工焦虑型依恋风格的强化。这一发现既拓宽了安全基地型领导的实证研究,又为领导有效激发员工建言行为提供了新的视角。     

差序性领导对员工离职倾向的影响作用——一个被中介调节模型的构建

差序性领导作为根植于我国文化情境中的一种领导理论,对职场中员工工作态度和行为具有重要的现实解释意义。基于现有研究成果,将组织认同和内部人身份感知进行有机整合,探讨差序性领导对员工离职倾向的作用机制。研究发现,差序性领导对员工离职倾向具有负向的预测作用,组织认同在差序性领导和员工离职倾向关系间起中介作用,员工内部人身份感知调节了差序性领导与组织认同间关系。     

创业团队的领导模式与绩效:一个调节中介模型

创业初期的领导模式对团队绩效非常重要,但是很少有学者系统地研究创业团队的领导模式。本文认为创业团队的垂直和共享领导模式都通过团队创业承诺正向影响团队绩效。而此中介效应还被成员的领导欲望所调节,构成一个调节中介模型。     

领导者情绪智力、团队宽容氛围对边界管理的影响——一个有中介的交互效应模型构建

边界管理是团队绩效研究中的一个热点话题,本研究构建了基于团队层面的领导者情绪智力与团队宽容氛围影响边界管理的理论模型。通过对以往文献的回顾及理论推演发现:领导者情绪智力与团队宽容氛围分别对团队绩效具有正向影响;领导者情绪智力与团队宽容氛围不仅分别对团队边界管理具有正向影响,而且这两者的交互作用也正向影响边界管理;边界管理不仅在领导者情绪智力与团队绩效之间起到中介作用,而且在团队宽容氛围与团队绩效之间也起到中介作用。     

职场排斥对工作退缩行为的影响：一个有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工作退缩行为是具有隐蔽性和报复性的一种消极怠工行为,而心理安全感和领导风格则有可能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工作退缩行为不仅会扰乱组织氛围,还会严重降低组织绩效。虽然有研究发现阻碍性压力源会引致工作退缩行为,但关于作为人际压力源的职场排斥如何影响工作退缩行为的研究还十分缺乏。为此,以社会信息加工理论为基础,通过领导—员工配对调查问卷,构建职场排斥通过心理安全感作用于工作退缩行为的中介模型,并探讨情感型领导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心理安全感起到了部分中介作用,且情感型领导具有调节效应。这揭示了职场排斥影响工作退缩行为的内在机理及边界条件,为领导者采取有效措施消除或减弱工作退缩行为提供了参考。     

工作幸福感对员工创新绩效的影响机制——一个多层次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本研究通过问卷调查我国企业73个工作团队的主管及其355个下属,从个体自我表征理论和情境力量理论相整合的视角,构建了一个多层次被调节的中介模型,以探讨员工的工作幸福感与创新绩效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组织自尊在工作幸福感和创新绩效之间起中介作用,但内部人身份感知在工作幸福感和创新绩效之间没有起中介作用;交易型领导对员工的组织自尊与创新绩效关系以及对员工的工作幸福感通过组织自尊影响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均具有跨层次的负向调节作用,但它对员工的内部人身份感知与创新绩效关系,以及对员工的工作幸福感通过内部人身份感知影响创新绩效的间接效应均没有显著的跨层次调节作用。这些结论对于我国企业提升员工创新绩效的管理实践具有重要启示。     

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创造力：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模型

 在当前复杂和快速变革的环境中,创造力对组织获取竞争优势至关重要。作为与创造力相关联的重要因素,研究者们对于领导行为对创造力的作用保持了长期的关注。反馈不仅是领导者日常行为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也是组织中常用的激励和行为矫正工具。        以自我效能理论和关系认同理论为基础,从领导和组织成员互动视角,探讨上级发展性反馈对组织成员创造力的影响及其内在机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通过3阶段分时序方式,收集来自某综合性重点大学所属科研团队的442位科研人员及其领导的配对数据,运用层次回归和Bootstrap方法进行数据分析和假设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①上级发展性反馈正向影响组织成员创造力;②创新自我效能部分中介上级发展性反馈与组织成员创造力之间的关系;③组织成员对领导的关系认同感调节上级发展性反馈与创新自我效能之间的关系,并进一步调节创新自我效能在上级发展性反馈与组织成员创造力之间的中介作用,即当组织成员对领导的关系认同感高时创新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显著,而当关系认同感低时创新自我效能的中介作用不显著。        研究结果在一定程度上扩展了对于领导反馈与创造力间关系的理解,丰富了上级发展性反馈影响创造力的内在机制的探索,发现了上级发展性反馈影响组织成员创造力的重要边界之一,也一定程度上丰富了关系认同理论的运用范围,领导者可以通过提供发展性反馈以及与组织成员建立良好的关系来促进其创造力。     

变革型领导与创新行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作用模型

以认知机制和内在动机理论为基础,探究在科研团队中变革型领导对下属成员创新行为的影响及其内在作用机制。采用问卷调查方法,对中国科学院所属学部内科研团队中的领导者及其直属下属进行调研。由下属完成员工问卷(包括变革型领导、心理授权、工作复杂性),领导者对其下属的创新行为进行评价,共获得79名领导者和237名科研人员的配对数据,采用Mplus软件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在科研团队中,变革型领导对其下属的创新行为有显著正向影响;下属的心理授权在变革型领导和下属创新行为间起中介作用;下属所从事工作的复杂性对变革型领导→心理授权→下属创新行为这一中介作用有正向调节作用,即工作复杂性较高时,变革型领导通过心理授权影响下属创新行为的正向中介作用显著,而工作复杂性较低时该中介作用不显著。     

绩效薪酬对团队成员探索行为和利用行为的影响

基于期望理论和公平理论视角,从团队层面对绩效薪酬与团队成员探索性创新行为(简称探索行为)和利用性创新行为(简称利用行为)的关系进行跨层次研究,检验团队薪酬水平的调节效应.采用上下级问卷匹配的方式搜集调查数据,运用HLM 6.0对来自51名团队主管和329名团队成员的匹配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绩效薪酬与探索行为之间为倒U形关系,与利用行为之间为正相关关系.薪酬水平调节绩效薪酬与探索行为的关系,在高薪酬水平情境下,高强度绩效薪酬对探索行为的负向效应更弱;在低薪酬水平情境下,高强度绩效薪酬对探索行为的负向效应更强.薪酬水平正向调节绩效薪酬与利用行为之间的关系,团队薪酬水平越高,绩效薪酬与利用行为之间的正向关系越强.为绩效薪酬有效性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研究视角,研究结论对指导企业优化团队薪酬决策及改进创新管理具有重要的实践价值.     

技能员工的创新、承诺与离职：被中介的调节模型

 技能员工是中国制造业员工队伍的骨干,在创新压力下,有效管理这些员工,降低其离职意向,已成为中国制造业企业发展创新能力的重要基础。已有研究多聚焦于高科技或研发人才的创新绩效,较少关注如何激励基层技能员工进行创新,因此探索中国制造业基层技能员工的承诺、离职与创新工作行为之间的内在动力机制具有现实意义。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分析企业转型背景下技能员工的情感承诺、持续承诺以及二者的交互作用对创新工作行为和离职意向的作用机制。采取问卷调查的方法,调查adidas在中国的7家大型代工厂,共收集1 514份来自技能员工的有效问卷,运用Spss 21.0和Mplus 7.4构建结构方程进行数据分析,对提出的假设进行验证。        研究结果表明,转型升级背景下,技能员工的持续承诺与创新工作行为负相关,情感承诺与创新工作行为正相关,并且受到持续承诺的调节;根据态度-意向-行为的概念框架,离职意向会中介情感承诺与持续承诺交互作用对创新工作行为的影响;当技能员工感知到工作场所资源的动态变化,他们的持续承诺会增加其离职意向,影响其从事创新工作行为。        提出能深入分析技能员工创新、离职与承诺的内在动力机制,突显出持续承诺在组织转型期间的重要性。研究结果不但丰富了跨学科领域的相关知识,更为中国其他正在转型升级的企业提供了有参考价值的实证依据。     

联盟管理实践获取与联盟成功：被调节的中介效应

近年来,企业间战略联盟在全世界范围内越来越普遍。联盟的高失败率使企业界和理论界人士开始关注如何实现联盟成功。在长期的联盟活动中,联盟企业都积累了各自独特的一整套被称为联盟管理实践的方法、流程和技能,以提高联盟管理能力、实现联盟预期目标。依据组织学习和关系理论,联盟企业能够从合作伙伴那里获取有价值的联盟管理实践并将其应用于自身的联盟管理活动,这一过程必然有益于联盟管理。然而,鲜有研究探讨联盟管理实践获取行为对联盟成功的影响。 基于以上考虑,引入联盟管理能力和共同行动两个概念,分别作为中介变量和调节变量,构建一个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以更好地揭示联盟管理实践获取对联盟成功的作用机理。为了检验上述被调节的中介效应模型及相关的作用机理,利用从中国大陆收集的调研数据进行实证研究。最终的样本包含205家联盟企业,且每家企业有两位关键信息提供者,综合采用逐步线性回归和被调节的路径分析方法验证假设。 研究结果表明,联盟管理实践获取通过联盟管理能力这一中介机制最终促进联盟成功,共同行动正向调节联盟管理能力与联盟成功的关系,存在假设中的被调节的中介效应。也就是说,联盟管理实践获取对联盟成功的影响需要通过提升联盟管理能力来实现;同时,联盟双方共同行动水平越高,这一过程越容易实现。 联盟管理实践获取为解释联盟成功的作用机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拓展了联盟管理能力方面的研究,尤其表现为同时关注联盟管理能力的前因和结果,将组织学习理论和关系理论统一整合到联盟成功研究的框架下,这可视为两大理论的创新性应用。此外,研究结果为现实中联盟企业实现联盟成功指出一条新路,即从合作伙伴处获取有价值的联盟管理实践以促进联盟成功。     

基于跨层次被调节中介模型的新生代员工期望差距与离职意向研究

基于复合时空背景下28家企业的495名新生代员工和438名非新生代员工的调查问卷,考察新生代员工的期望差距对其离职意向的影响机制、职业承诺的中介作用以及环境自由的跨层调节作用,并运用多层次线性模型对跨层数据进行统计分析。研究结果表明:期望差距是“80后”和“90后”新生代员工离职意向的重要前因变量;职业承诺在“90后”新生代员工的期望差距与其离职意向之间起着部分中介作用,但是在“80后”新生代员工期望差距(现实工作与自我工作)与离职意向之间的中介作用不明显;组织环境自由对“90后”新生代员工的期望差距与离职意向的关系之间起到负向跨层调节作用,但在“80后”新生代员工的期望差距与离职意向的关系之间没有起到负向调节作用。     

团队成员目标取向与建言行为的关系:一个跨层分析

研究以国内某大型企业集团27个营销团队共201名团队成员为研究对象,采用多水平研究方法,通过构建多层数据模型(HLM),以自我激励和个体-情景互动理论为框架对团队成员个体目标导向、团队氛围和员工建言行为的关系进行了探讨.研究发现目标导向不同的个体,其建言行为也有差异,相对于发展导向,表现导向的个体更多地卷入建言行为.团队心理安全感不仅对员工建言行为有直接显著影响,而且在个体目标导向(表现导向)与建言行为的关系中有正向的跨层调节效应:团队心理安全感越高,表现导向的个体越倾向于建言行为,团队心理安全感越低,表现导向与建言行为的关系越不明显.团队氛围对于其他目标导向与建言行为关系的跨层调节效果不显著.     

The Effects of Knowledge Management on Team Members' Ratings of Project Success and Impact*

Many organizations are trying to improve the gener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knowledge. The activities associated with these efforts are identified as organizational knowledge management (KM). While much has been written about knowledge management from the organizational level, the success of such efforts over the long run will depend upon on how KM activities impact important outcomes as perceived by those at the employee level who actually implement the activities. This study used the input‐process‐output framework of team effectivenes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elected KM‐related activities on integrated product and process development team members' satisfaction with their project's success and the impact they expected it to have on the organization. The results indicate that team‐level leadership and support (i.e., inputs), along with knowledge gene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i.e., processes), are key drivers of member performance‐related ratings (i.e., outputs). Finally, and possibly most importantly, a number of interactions were evident suggesting that the KM processes moderate the effects of the KM inputs. These finding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are discussed.     

辱虐管理对工作绩效的影响及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

以资源保存理论和社会交换理论为视角,探讨中国情境下辱虐管理对工作绩效的影响机制。运用层次分析法,对来自中南地区企业员工的241份问卷调查数据进行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辱虐管理对任务绩效和周边绩效都有显著负向影响、自我效能感在辱虐管理对任务绩效的影响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在辱虐管理对周边绩效的影响中起完全中介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