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族文化的复兴及其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分析

宗族文化在乡村社会中具有深刻而广泛的社会根源,在国家构建中曾受到一定程度的损害。本文论述了宗族文化在乡村治理中的具有的积极作用和消极作用,分析了在现代化进程中的乡村社会,宗族文化的复兴有其价值合理性,探讨了在推进乡村治理时,必须对宗族文化采取谨慎的态度。     

从客家宗族文化看现代社区治理的发展

客家宗族组织治理作为客家民系社会管理的重要方式,具有“崇祖、重教、自治”的特点,在客家地区社会管理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因此,我们有,必要正视客家宗族组织治理问题,努力挖掘客家宗族文化传统形态中的现代因子,进行积极的引导,使客家宗族组织治理在社会管理创新,特别是社区治理、居民自治过程中发挥积极的正向作用。     

基于“家文化”的视角看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

在“家文化”及其泛化背景影响下，我国家族企业打上了浓厚的家文化的烙印。本文试图通过对“家文化”其本质特征分析，着重探讨“家文化”对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影响，寻求在“家文化”的影响下构建中国家族企业现代公司治理模式以实现传统家文化与现代企业制度的有效结合。     

我国家族企业公司治理问题研究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民营企业的迅速崛起,企业治理机制的好坏以及治理效率的高低直接影响到企业的绩效和发展。而民营企业绝大多数以家族企业形式存在,这些家族企业在创造社会财富、增加政府税收、吸纳就业、促进社会稳定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但在实际发展中却面临着如产权模糊,股权结构不合理,家族企业公司内部制约机制软化,法律法规不健全,制度化程度低等问题。因此,研究家族企业的治理问题,对于促进家族企业健康发展,不断提升我国企业的竞争力,有着重大的意义。本文分析了我国家族企业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认为在我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发展中,应该明确产权的分配,避免家族企业之间的纠纷,规范内部制约机制,避免人才资源流失的危机。     

基于不同生命周期下的家族企业契约治理研究

本文从不同周期的家族企业界定出发,分别分析各周期家族企业的主导治理模式,尤其在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方面进行了问卷调查,对调查有效性进行了分析,期望归纳出一种适应与平衡家族企业各方利益的契约治理模式,试图为我国家族契约治理提供理论指导和科学参考。     

中国家族企业治理模式的路径选择

目前,中国家族企业通常采用泛家族化治理模式,但是家族企业未来必然还是向现代企业演进,这一过程由于缺乏社会信用制度的支持而陷阱重重,因此建立健全的职业经理规范制度是目前亟需解决的问题。     

家族企业与诚信文化的界定

家族企业是通过一种血缘和地缘关系来维持企业运作的组织,它更多地运用非正式规则来管理企业。在这种组织里,企业的管理在很大程度上靠个人威望来推行。因此,相对正式组织来说,家族式企业是一种较松散的、不稳定的非正式组织。以家族企业为主要组织形式的中国私营经济是在特定的社会伦理、文化传统、国家政策和市场因素的共同作用下形成并发展起来的。从现实的经济形态来看,家族控股企业仍是世界最普遍的企业形态,提升一个家族企业的诚信文化,对于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家族企业控制权转移后治理结构的优化

家族企业大多表现为家族化管理,而家族化管理的典型特征就是所有权与控制权的重合。由于具有血缘关系的家族大股东与家族高管人员之间的关系是多维的、长期的,利他行为和相互信任使家族成员具有自我约束能力,因此家族高管人员与股东之间的代理冲突较少。     

中国家族企业生命周期与治理结构演进

以家族企业的生命周期为基础,分析了两种不同周期模式下企业的发展路径,并对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进行了详细的探讨。首先在对企业资源、市场及人力需求进行各方面的分析后,总结出符合一般特性的中国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演进过程,对于中国现有家族企业有了更为清晰的认识;此外,针对不同生命周期阶段家族企业的治理结构存在的差异,强调必须结合企业自身情况进行判断,选择合适的治理模式,延长企业寿命,使其不断焕发新的活力。     

基于BP神经网络的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识别与选择研究

企业契约分为显性契约与隐性契约,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按其强度可分为9种模式。本研究按误差逆传播多层前馈方法构建的25-13-3型BP神经网络模型,能有效地识别家族企业契约治理模式。由此可推知,成长期、发展期和成熟期家族企业通常会分别选择弱显强隐、中显中隐和强显强隐的契约治理模式。而家族企业经营绩效的分类分析表明,强显强隐是家族企业最有效率的契约治理模式。     

中国民营上市公司的家族治理与企业价值

本文以最终控制者可以追溯到家族或自然人的民营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将广义家族上市公司区分为真正或狭义家族上市公司(FB)和自然人上市公司(PB)两类,从家族所有、家族控制和家族管理三个维度考察了民营上市公司的家族治理对企业价值的影响。实证结果表明:总体上,家族治理降低了民营上市公司的价值,但家族所有、控制、管理三个维度的影响各不相同,家族治理的绩效最终取决于不同维度之间的组合。鉴于不同类型家族上市公司的主要回归结果皆不相同,本文认为家族企业的不同界定标准会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到相关实证研究的结论。     

家族治理、所有权变更与企业创新——基于中国家族企业的实证研究

 家族企业有非常普遍的家族股权一股独大、存在家族传承意愿等特点,这可能使家族企业更看重中长期发展从而支持技术创新活动,也可能为了保护家族社会情感财富而抵制需要大量投入并具有较高风险的技术创新行为,因此需要实证证据检验。同时,一部分家族企业由国有股权转换而来,“国退民进”的所有权变更对于企业创新的影响鲜有研究进行讨论。        运用2004年至2015年中国非金融类家族企业面板数据,基于Tobit模型和负二项回归方法,从研发投入、研发产出和研发产出影响力3个维度实证检验两权合一的治理模式对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的影响,同时检验管家理论是否存在于中国家族企业公司治理和所有权变更对企业研发的影响中。        研究结果表明,中国家族企业两权合一的治理模式显著降低了家族企业委托代理问题,对企业研发投入、研发产出和研发产出影响力形成支持效应;所有权由国有企业变为家族的企业,其研发产出和研发产出影响力明显低于其他企业,表明承接国有股份的家族企业创新效率更低。研究结论支持管家理论,即由于家族企业的两权合一治理模式以及高管与控股股东更紧密的私人联系,家族企业高管能更忠于家族企业长期利益,从而降低代理成本,提高企业创新水平。但是“国退民进”所有权变更之后企业的公司治理模式的变化并没有显著提高这些企业的创新水平。        研究结论支持家族企业两权合一治理模式对创新的正面影响,丰富了家族企业管家理论的内涵。实证结果表明“国退民进”的所有权属性变化不能促进企业创新,建议家族企业在承接国有股权时仔细甄别,并合理调整股权结构,以促进企业创新和发展。     

公司治理视角下的多元化经营与公司绩效

以中国沪、深两市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实证分析中国上市公司内、外部治理机制与多元化经营和价值效应之间的关系.结果表明,董事会特别是公司董事长和总经理两职合一以及独立董事比例是影响公司多元化经营决策的重要内部治理机制变量,外部治理机制对公司的多元化经营决策没有显著影响;多元化经营会导致价值溢价,但这种溢价不显著;内部治理机制中的资产负债率、外部治理机制中的审计意见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是影响多元化经营公司业绩的重要因素,第一大股东的实际控制人身份、审计意见和产品市场竞争程度会显著影响专业化经营公司的经营业绩.     

Governance Structures,Multidimensional Efficiency and Firm Profitability

Using a panel data set of 361 German corporations for the period 1991–1996 we test the hypothesis that firms with more efficient governance structures have higher profitability. To determine efficiency we compare firms with respect to ownership concentration, the identity of owners, capital structure, investment and firm growth by a multi-input/multi-output 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 This non-parametric linear programming technique considers both multiple in- and out- put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pareto efficiency, it computes an efficiency score where the associated weights of the inputs and outputs are determined endogenously. The DEA efficiency scores are then used as explanatory variables in panel data regressions of profitability. Our main finding is that the efficiency scores indeed contribute significantly to explaining profitability differences between firms, even after controlling for industry effects and unobserved systematic firm effects.     

投资者关系管理、公司治理与企业业绩

本文将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管理因素引入法与金融学理论模型分析得出,由于投资者关系管理起到了提高投资者知情权的作用,有助于对投资者权益的保障,故应促进公司治理水平与业绩提高.然而,实证检验结果发现,上市公司投资者关系对公司市场价值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但对公司治理水平、会计业绩均无显著影响.本文认为以下两个因素造成了理论与实证结果的差异:第一,我国上市公司从事投资者关系的主要目的在于融资,对流通股股东利益并不太关心.第二,由于我国资本市场股权结构的特殊性、法律机制的缺陷,造成了流通股股东"以脚投票"的决策无法有效地影响上市公司"以手投票"的机制.故要发挥投资者关系的作用,唯有协调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利益,引入"辩方举证"、"集体诉讼"等机制切实保障中小投资者权益.     

政府失业治理、劳动力成本与企业盈余管理

劳动力成本上升带来的失业增加和企业盈利下降是中国当前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中亟待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也为盈余管理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考察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并结合中国政府失业治理的制度背景分析其影响机理,可以拓展关于劳动力成本上升经济后果的研究,还可为研究盈余管理的新动机和新特征提供新兴市场国家的经验证据。利用2003年至2013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样本,以职工平均工资作为劳动力成本的衡量指标,利用修正的Jones模型对盈余管理水平进行估计,并分别采用普通最小二乘法、面板固定效应回归和两阶段最小二乘回归检验劳动力成本上升对企业盈余管理行为的影响。同时,采用一系列稳健性检验以保证研究结论的可靠性。为了刻画劳动力成本上升背景下政府失业治理与企业财务政策选择交互作用的完整过程逻辑,对因果关系的机制进行系统的探索。研究结果表明,劳动力成本上升时,企业更倾向选择负向盈余管理隐瞒利润或报告亏损,这种影响在国有企业、劳动密集型企业、高失业率地区的企业中更为显著。进一步研究发现,劳动力成本上升导致就业减少和失业增加,在政府承担失业治理任务的背景下,企业通过负向盈余管理可以获得更多政府就业补贴、税收优惠或减少政府转移的就业负担,这在一定程度上弱化了政府失业治理的政策效应。研究结果对于改革政府失业治理模式、规范企业盈余管理行为、完善政府补贴政策、提高政府公共资源配置效率具有重要意义。建议改革行政干预导向下的政府失业治理模式,改变政府就业补助资金的投向和分配方式,优化政府补贴和税收优惠政策,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在公共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从而缓解地方政府行为对于企业财务会计政策的扭曲。     

创业型家族企业中的亲缘关系与代理成本

运用2004~2011年的非平衡面板数据,对创业型家族企业中的亲缘关系如何影响代理成本进行实证研究。结论如下:1家族成员卷入企业经营管理的可能性和程度可以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2家族成员担任董事或者CEO可以有效地降低与在职消费关联的代理成本,但在降低与管理效率关联的代理成本方面作用并不显著。此外,研究表明董事会规模和独立性不能有效地降低代理成本。     

董事会治理评价、治理指数与公司绩效实证研究

在优化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评价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对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状况进行指数化评价,并对董事会治理评价指数及其与公司绩效的关系进行实证分析.实证结果显示,董事会治理质量趋于改善,独立性有所增强,但整体治理指数仍然较低;行业因素、控股股东性质对董事会治理产生重要影响,即行业的竞争性越强董事会治理质量越高,当控股股东为职工持股会和民营企业时董事会治理指数较高;不同董事会治理机制间存在替代效应,董事会治理水平的提高对公司绩效产生显著的正向效应,由于替代效应的存在,单一董事会治理机制与公司绩效间的关系缺乏显著性和一致性,但作为一个整体,董事会治理质量的改善显著地提高公司绩效.据此提出改善中国上市公司董事会治理的政策建议.     

聚焦活动与企业价值之关系——从公司治理机制探讨

本研究系探讨企业聚焦活动宣告对股票报酬之影响,采用1993年至2002年间33家台湾上市上柜公司宣告聚焦活动为研究对象,并以事件研究法市场模型为分析工具,同时以复回归方法从公司治理角度去探讨影响累积异常报酬之因素。研究结果发现,企业聚焦之宣告可获得显著且正向累积异常报酬;而董事会规模、上一年多角化程度以及研究发展费用等因素与累积异常报酬呈正相关。然而,大股东持股比率与累积异常报酬呈负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