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及空间溢出效应分析

使用2009-2020年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静态空间杜宾模型和动态空间杜宾模型,考察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影响的空间溢出效应、长短期效应差别以及市场化水平作用。结果表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经济韧性之间具有显著“U”型影响关系。高新技术产业集聚、经济韧性均存在显著正向空间自相关;当前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尚处于初期阶段,其对经济韧性的影响存在显著负向空间溢出效应;高新技术产业集聚对经济韧性的空间溢出效应以短期效应为主;高新技术产业集聚与市场化水平的交互项并不显著。对此,应推动区域集中布局,实现高新技术企业错位发展;破除体制机制障碍,改善跨区域负向空间溢出格局;发挥市场主导作用,降低高新技术产业集聚负向影响。     

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如何影响制造业结构升级?——一个集聚经济与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的综合框架

本文在集聚经济和熊彼特内生增长理论基础上构建理论分析框架,并采用动态空间杜宾模型探讨了生产性服务业集聚对制造业结构升级的影响机制。结果显示,生产性服务业专业化集聚通过发挥规模经济效应和技术外溢效应,对本地和周边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均产生了显著促进作用,而多样化集聚仅通过规模经济效应促进了本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且长期效应大于短期。进一步研究发现,地方政府盲目跟进中央的相似产业政策是导致生产性服务业低质量多样化集聚,进而未对周边地区产生空间外溢效应的重要原因;生产性服务业在东部地区的专业化集聚和多样化集聚以及在中西部地区的专业化集聚,均显著促进了本地和周边地区制造业结构升级,而在中西部地区的多样化集聚则产生了极为有限,甚至不利的影响。在制造业结构升级过程中,金融、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等高端生产性服务业更适合选择专业化集聚模式,而交通运输、商务服务、批发零售等中低端生产性服务业则在多样化集聚环境中更易于发挥结构升级效应。不同的是,金融业专业化集聚、批发零售业多样化集聚仅有短期影响,而无长期效应;而交通运输、租赁和商务服务业多样化集聚则仅有本地效应,无空间外溢效应。     

政府干预、经济集聚与能源效率

本文在政府干预背景下经验分析企业、产业和区域3个层面经济集聚对能源效率的影响与作用机制。实证结果显示,市场机制主导的企业集聚能够显著提高能源效率,由于政府干预和环境治理的"搭便车"倾向导致产业集聚无法对能源效率产生预期效果,能源效率与表征区域聚集的城市密度呈U型变动特征。此外,相机抉择使得政府节能减排战略对改善能源效率未能发挥应有效果。控制政府干预的核心因素金融发展变量后发现,金融发展规模扩张、地方政府干预增强导致的资源配置扭曲以及中央政府信贷干预的道德风险,均会抑制产业集聚对能源效率的改进,金融发展效率提高则有助于产业集聚提升能源效率。然而由于存在环境质量治理的市场失灵,借助市场力量和政府适度干预更有利于节能减排目标的实现。     

经济结构调整、绿色技术进步与中国低碳转型发展——基于总体技术前沿和空间溢出效应视角的经验考察

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明确了推进绿色发展、加强生态文明建设、实现美丽中国的伟大发展目标,低碳转型发展无疑是实现这一伟大目标的必由之路.而通过经济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这对"双引擎"有效驱动碳排放绩效改善,已经成为实现中国经济低碳转型发展的必然选择.本文首先针对现有文献在碳排放绩效测算上存在的有偏测度问题,将总体技术前沿的概念与非角度、非径向方向性距离函数相结合,提出基于数据包络分析(DEA)方法的新型效率测算模型,对1996～2018年我国30个省份的碳排放绩效进行了更加准确的测度及分解:进而,采用空间杜宾模型,全面考察了反映经济结构调整和绿色技术进步的多维因素对碳排放绩效的直接效应和间接效应.结果 表明:我国的碳排放绩效在"九五"期间处于较高水平,随后出现较大幅度的下滑,进入"十一五"时期后又开始回升;在各投入和产出要素中,碳减排效应和要素节约效应对碳排放绩效的改善发挥了关键作用;由于省份间竞争效应、示范效应及经济关联效应的存在,碳排放绩效表现出显著的正向空间溢出效应,即本地碳排放绩效的提高会对空间关联地区的碳排放绩效产生积极影响;包括产业结构、要素结构和能源结构在内的经济结构优化调整对本地及空间关联地区的碳排放绩效总体上产生了"结构红利";城市化与本地和空间关联地区的碳排放绩效则分别呈"U型"和"倒U型"曲线关系;归咎于市场失灵和命令控制型政策工具的缺陷,所有制结构的调整并未对碳排放绩效产生积极影响;以绿色技术创新能力和能源效率表征的绿色技术进步表现出"技术红利"效应,促进了本地和空间关联地区碳排放绩效的改善,但其间接效应的稳健性较弱.最后,本文指出我国需要在产业结构升级、能源结构优化、要素市场完善、绿色创新突破、城市化集约推进、区域间协调合作等经济结构、技术和政策领域做出协同努力,才可能有效推动低碳转型发展这一世纪工程的最终实现.     

论节能减排与经济发展

本文通过分析节能减排的意义及节能减排与经济发展的关系，论述实施的节能减排的重要性及紧迫性和措施。     

空间集聚、市场拥挤与我国出口企业的过度扩张

中国出口贸易长时期的快速数量扩张不可避免地带来出口企业的过度集聚与恶性竞争,从而引发了出口拥挤现象。基于2000~2007年中国微观企业数据集,本文证实了存在过度集聚时,出口企业的地理集聚与行业集中事实上产生了倒U型的外溢效果,即当出口企业超过集聚临界点后,大量企业扎堆与恶性竞争反而导致了负的外溢效应。测算表明中国出口企业的过度集聚程度约在17%~34%区间,而且这一现象呈现随时间而加剧的趋势;与高技术出口相比,低技术出口部门更有可能发生过度集聚;企业生产率提高与规模扩大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出口拥挤。本文研究表明,过去较长时期内中国出口企业单纯的数量扩张型增长模式的确导致了严重的负面竞争效应,对出口贸易的可持续增长产生了消极影响。     

低碳经济下火力发电企业节能减排问题研究

随着经济的高速发展,企业粗放式的发展模式导致资源紧缺、环境恶化等问题日益凸显,自然环境的承载力逐渐成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瓶颈,节能减排作为企业节能降耗的主要渠道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火力发电企业作为能源消耗和污染物排放的“大户”,在寻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应更加注重节能减排、环保和绿色生产。文章从火力发电企业节能减排发展现状出发,全面分析低碳经济下火力发电企业节能减排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并深入探讨问题产生的原因,进而提出在低碳经济背景下解决火电企业节能减排问题的改进措施。     

节能减排关键词点击

今年是“十一五”的最后一年,也是实现节能减排目标的决战之年。5月5日,国务院召开全国节能减排工作电视电话会议。动员和部署加强节能减排工作。随后,国务院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大工作力度确保实现“十一五”节能减排目标的通知》。     

经济增长、城镇化及产业结构与碳排放——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经验分析

基于国际公认方法估算中国30个省1997-2011年CO2排放量,运用静态和动态面板模型分别研究经济增长、城镇化及第二产业结构与其影响关系。研究结果显示:CO2排放量与经济增长及城镇化存在倒U型关系,而第二产业结构对CO2排放量有着显著正相关影响;同时上一期CO2排放量与本期有着显著正相关。     

一般均衡理论视角下绿色金融的减排效应研究：从模型构建到实证检验

绿色金融是否能够有效促进碳减排？其内在机制是什么？在碳达峰与碳中和的时代目标下,科学、严谨地回答这一问题意义重大。本文将经典理论与最新前沿相结合,提出绿色金融能够通过促进绿色技术进步帮助碳减排的理论假说。构建带有碳排放约束并内生减排技术进步的一般均衡模型,解释了绿色金融通过支持技术进步实现碳减排的内在机制,并提供了基于中国省级面板数据的实证证据。本文的研究从理论和实证两个维度论证了绿色金融对碳减排的影响,指出支持技术创新是绿色金融发挥减排效应的重要机制。因而在发展绿色金融的过程中,注重金融资源的实际用途,有效支持减排技术更新,比单纯限制高排放行业的金融资源获取更加有效。同时,理论分析表明,绿色金融并非越多越好,而是存在最优规模。在积极推动绿色金融发展的同时,依然需要注重统筹规划,避免金融“过绿”带来不必要的损失。     

节能减排补贴政策下的企业与政府信号博弈模型

我国对节能减排实施了范围较广的补贴政策。本文在考虑政府节能减排补贴政策的情况下,构建了企业与政府补贴信号博弈模型以分析两方策略的选择机制及影响因素,研究表明: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性和不完全性,政企博弈将出现市场部分成功、完全成功、完全失败三种均衡,且市场均衡效率受到作假的伪装成本和期望风险成本的影响,故实现市场完全成功均衡的关键条件是提高企业造假的伪装成本和期望风险成本,由此得出相应的解决对策应聚焦于进一步细化政策、标准,并提高检查复查效率、设置较大的惩罚力度、建立基础性数据库等方面;通过对政府与企业合谋情形进行分析,认为建立更全面、多维度的考核指标,发挥社会公众、媒体第三方的质询和监督权可有效约束政企合谋行为。     

公司债务期限的战略效应——来自中国制造业上市公司的证据

本文以A股制造业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运用固定效应回归模型分析了市场集中度、产品差异化、产品需求波动、成本波动及季节性波动对公司债务期限决策的影响,得出结论:在市场集中度较高,产品差异化较大的行业,公司为了免受竞争对手掠夺行为的侵害,会增加长期债务的使用;当产品需求和成本出现未预期的增加时,公司会增加短期债务以进行古诺竞争.     

会计师事务所合并对审计质量之影响:来自中国资本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中国2005-2009年间的会计师事务所合并案为对象,利用参与合并的会计师事务所及其上市公司客户的数据,同时从横向和纵向的角度考察了事务所合并对审计质量(以操控性应计的绝对值度量)的影响.结果发现,从横向来看,在控制了其他影响审计质量的因素之后,近两年内参与合并的事务所的审计质量显著低于未发生合并的事务所;而从纵向来看,参与合并的事务所的审计质量也显著低于合并之前.因此,尽管合并意味着相关事务所规模的快速提高,但这非但没有导致审计质量的提高,反而导致审计质量的下降.其原因部分可归结于我国事务所合并很大程度上是行政力量推动的结果以及合并初期不同事务所之间的内部摩擦.     

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行为异化——来自我国证券市场的经验证据

本文以非金融类A股上市公司为研究样本,考察了管理者过度自信与企业投资行为的关系。研究发现,过度自信的管理者倾向于过度投资,并对融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有更高的敏感性。即当公司有充裕的融资活动现金流时,过度自信的管理者会过度投资;反之,则投资不足。本文还发现,过度投资与经营活动产生的自由现金流之间的敏感性基本上不受管理者过度自信心理特征的影响,这与其它一些研究的结论不一致。     

治污减排对经济发展影响的最新研究进展及启示

治污减排是中国调整经济结构、转变发展方式的突破口,必须同时实现节约资源、减少污染和促进发展的多重目标。中国的治污减排问题非常复杂、没有现成经验可循。针对环境、经济、能源之间的相互影响,国内外已有丰富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梳理治污减排对经济影响方面的已有研究,为深入分析、研究中国的环境经济问题提供基础。     

基于能值分析的产业集聚区生态经济绩效评价研究

运用能值分析理论及方法,将产业集聚系统的产业、人口、资源和环境生态等各个子系统统一起来,建立基于系统结构、功能和生态效率和可持续发展指数的综合评价体系,对产业集聚系统的发展现状、动态与动因整合分析,以此来指导和优化产业集聚的可持续发展模式,并以大连七贤岭产业化基地为案例开展了生态经济绩效评价。     

长期资产减值信息有用性的实证检验——来自银行借款契约角度

本文实证检验了长期资产减值信息在企业与银行借款契约中的作用.研究发现,长期资产减值反映了企业未来盈利的预期,长期资产减值越多的企业未来业绩越差;长期资产减值信息为银行所接受,长期资产减值越参的企业获得的银行借款总量越少;且银行更倾向用短期借款代替长期借款,以降低风险;所有权性质、地区性质对长期资产减值信息的有用性存在影响,民营企业、东部地区企业长期资产减值信息的有用性更强;借款契约期限的差异、减值信息质量的差异也会影响长期资产减值信息的有用性.     

融资结构与企业投资：理论分析及经验证据

本文首先从理论上剖析了负债的代理成本和相机治理机制.然后,以我国上市公司数据为样本,分别利用OLS的混合数据回归、GLS的随机效应和固定效应模型检验了融资结构与企业投资规模之间的关系.实证结果支持了负债代理成本假说,却未发现负债治理机制有效的证据.     

Formal and Informal Risk Sharing in LDCs: Theory and Empirical Evidence

We develop and estimate a model of dynamic interactions in which commitment is limited and contracts are incomplete to explain the patterns of income and consumption growth in village economies of less developed countries. Households can insure each other through both formal contracts and informal agreements, that is, self‐enforcing agreements specifying voluntary transfers. This theoretical setting nests the case of complete markets and the case where only informal agreements are available. We derive a system of nonlinear equations for income and consumption growth. A key prediction of our model is that both variables are affected by lagged consumption as a consequence of the interplay of formal and informal contracting possibilities. In a semiparametric setting, we prove identification, derive testable restrictions, and estimate the model with the use of data from Pakistani villages. Empirical results are consistent with the economic arguments. Incentive constraints due to self‐enforcement bind with positive probability and formal contracts are used to reduce this probabilit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