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地区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影响的EG指数分析

采用西部地区2003～2011年的交通基础设施和产业发展的数据,从行业细分角度实证分析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的影响,研究发现:交通基础设施对制造业集聚具有促进作用,并存在明显的行业差异,交通基础设施对劳动密集型行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最大,其次是资本密集型行业,对技术密集型行业集聚的促进作用最小。这与全国层面的研究结论有差异,反映出西部地区制造业集聚的特殊性。     

市场环境、重点产业政策与企业生产率差异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在中国经济转入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提高企业全要素生产率(TFP)是关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研究如何厘清政府和市场的关系,发挥政府对市场的有效干预作用,是重中之重。本文以政府主导的广泛实施的重点产业政策为切入点,分析其对企业TFP的影响。以省级的"九五"、"十五"、"十一五"规划中提及的重点产业为依据,利用1999～2007年的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从微观层面系统地考察了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TFP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发现:样本期内,重点产业政策整体上显著抑制了相应行业内企业TFP的提升。进一步地,本文从地区市场环境、行业特征、企业所有制等角度对重点产业政策的异质性作用进行了探究,发现重点产业政策对企业生产率的负面影响主要集中在劳动密集型和资本密集型产业内;且市场优胜劣汰机制的完善以及要素市场扭曲的改善有助于缓解重点产业政策的负面作用。重点产业政策的作用渠道主要是将资源从非重点行业流向重点行业,导致企业过度投资、投资效率降低,最终使得整体的TFP水平下降。     

交通基础设施与服务业发展——来自县级高速公路和第二次经济普查企业数据的证据

本文使用2008年第二次经济普查企业数据和县级高速公路数据研究了交通基础设施对服务业企业劳动生产率的促进作用,结果表明有高速公路连接的服务业企业劳动生产率更高。在借鉴相关文献的基础上以批发业和零售业为例研究了高速公路对可贸易和不可贸易服务业的不同影响,发现从高速公路连接中受益的是需求主要来自外部的可贸易服务业。本文还发现在人口规模和产业多样性方面具有优势的大城市的可贸易服务业竞争力更强,从交通基础设施改进中获利更多。为了克服经济增长促进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的内生性问题,我们借鉴已有文献使用明朝驿路作为当代高速公路的工具变量,工具变量估计结果支持了高速公路连接能够提升可贸易服务业分工水平和劳动生产率的因果关系结论。     

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市场扩张与外资竞争的视角

以往文献对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探讨主要基于Barro(1990)的公共支出内生增长模型,认为基础设施对企业生产率可以产生溢出效应(或外部性),但并未对基础设施影响企业生产率的内在机制做更细致的分析。本文从基础设施可以带来市场扩张和竞争这一基本功能出发,研究基础设施与企业生产率的关系。理论分析发现,基础设施一方面促使企业"走出去",扩大企业的市场规模,实现企业研发行为的规模经济,提升企业生产率;另一方面,基础设施也鼓励企业"走进来",加剧了市场竞争,这对企业的市场规模形成压缩效应,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提升。本文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以及省级层面的基础设施数据,借助工具变量回归方法解决基础设施的内生性问题,发现尽管基础设施的竞争效应降低了企业生产率,但市场扩张效应是基础设施影响企业研发,进而影响企业生产率的更重要因素,这使得基础设施总体上有利于提高企业生产率。本文为基础设施的外溢效应提供了机制上的解释,有利于深化公共支出与企业生产率关系的理解。     

产业异质性、金融开放与创新能力——基于我国30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分析

基于我国的专利数据，构建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分析金融开放对产业创新能力的影响和作用机制。研究发现：金融开放总体上提升了我国的产业创新能力。机制检验表明，金融开放通过缓解融资约束、促进产业内部竞争、推动技术溢出的方式提升产业创新能力。金融开放对产业创新能力的提升效果在产业层面具有异质性，相对于第一产业，金融开放对第二、第三产业，尤其是制造业、建筑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具有更明显的促进作用，针对高资本要素密集度、高技术要素密集度、高风险的产业，金融开放的创新效应更加明显。     

企业出口与创新驱动——来自中关村企业自主创新数据的证据

本文采用2010～2015年北京中关村自主创新企业的面板数据,考察了出口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为了全面分析出口对创新的影响,我们将创新分为创新投入和创新产出两个部分:创新投入由研发部门支出和研发部门人员投入来衡量,而创新产出由新产品收入和专利授权数量来衡量。本文运用倾向得分匹配方法控制住了出口企业的自我选择效应,检验出口对创新的促进作用。我们发现:(1)总体上来看,企业出口显著促进了创新投入与创新产出;(2)从行业异质性角度出发,并不是每个行业出口都能促进企业的创新,在有些行业中出口对创新的提升是有限的;(3)出口对创新投入的提升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先逐步减弱,再逐步增强,而对创新产出的影响随时间推移而减弱;(4)本文进一步采用2001年我国加入WTO作为稳健性检验,利用行业层面出口关税调整和政策时间变动构造双重差分模型,检验以出口关税下降形式的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创新研发投入和创新产出的影响,巩固了企业出口对创新驱动的因果促进效应。本文研究结果为我国经济迈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进一步扩大开放新举措,提供贸易深化与企业创新驱动的理论支撑与政策建议。     

产融结合与企业融资约束——基于上市公司参股银行的实证研究

产融结合对于提升企业经营绩效和优化金融资源配置具有重要意义。本文以2005-2013年上市公司参股银行为例,研究了产融结合影响企业融资约束的作用机理和实际后果。研究发现,由于存在信息效应和决策效应,上市公司参股银行能够显著缓解其融资约束状况。进一步研究发现,相对于国有控股、规模较大和行业竞争度较低的企业而言,民营控股、规模较小和行业竞争度较高的企业参股银行带来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更加明显,并且参股银行的融资约束缓解作用在货币政策紧缩时期以及在金融欠发达地区更为明显。本研究丰富了产融结合、参股银行及融资约束的研究成果。     

产业集聚和企业的融资约束

本文通过理论模型说明,产业集聚将固定资产的最佳使用者在同一空间内集中,增强了固定资产的折变能力,降低了融资约束程度。给定同产业内企业的相遇概率,折变能力取决于产业对固定资产的依赖度和企业间增长的差异度。因此,产业集聚缓解融资约束的效果在产业间不同。实证检验发现,产业集聚减小了企业的投资—现金流敏感度,其效果对主产业内企业而言更大,并在不同行业分类标准的集聚度指标和估计方法下保持稳健。该效果还在固定资产占比较高、宏观周期性较弱和企业增长率变异性较大的产业中较强,与理论模型的推论一致。研究结论说明,培育产业集群、建立并完善企业资产的抵押和流转市场、以及深化金融改革,是解决企业融资约束问题的重要手段。     

货币政策、融资约束与企业创新

科技革命与产业变革大背景下,企业创新已然成为产业链供应链韧性打造、全球价值链嵌入以及国家竞争力提升的核心所在。运用2010-2020年沪深A股非金融类上市企业样本数据,借助面板回归模型,实证检验货币政策对企业创新的影响,以及融资约束在二者间的中介作用。研究得出,货币政策与企业创新间呈现倒“U”型关系;货币政策对企业创新的抑制作用经由融资约束路径传导,即融资约束在货币政策负向影响企业创新中发挥“中介效应”。异质性检验发现,相较于国有与大规模企业,货币政策对非国有与中小企业创新的非线性影响更为显著。据此,建议合理调整货币政策、提升融资约束缓解效能、差异化强化宏观经济政策应对能力,以发挥适度宽松货币政策的激励作用,弱化融资约束的抑制效应,全方位提升企业创新绩效。     

新发展格局下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城市产业协同融合的介入研究

通过构建城市视角下产业协同融合的介入机会测度模型、介入能力水平测度模型，以及产业协同融合介入的影响因素模型，对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节点城市产业协同介入的现状及可能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和挖掘。结果表明：第一，沿线节点城市产业协同发展的介入能力水平较低，但仍存在产业协同融合介入的可能；第二，沿线城市间存在产业协同介入机会与介入能力水平不相协调的问题、产业发展与对外介入能力匹配度不足的问题；第三，节点城市的政策环境、投资水平、市场发展程度、人力资本、科研创新、信息化水平、交通基础设施和金融等方面在较大程度上制约城市产业协同融合的介入机会和介入能力水平的提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