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与中国高储蓄率之谜——基于搜寻匹配模型的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包含农村部门、城市正规部门和农民工部门的3部门模型,并引入"搜寻匹配模型"和"纳什讨价还价模型"从理论上刻画农民工部门的工资决定机制以及劳动力刘易斯转移对国民储蓄率的影响。农民工部门要素报酬分配机制对储蓄率水平存在正向影响。通过数值模拟发现,"结构效应"和"农民工部门市场地位效应"两种影响结合起来能够解释1992~2012年我国国民储蓄率上升13.21个百分点中的7.36个百分点,解释力度为55.7%。如果不考虑其他因素的变化,模型预测结果显示,仅劳动力部门间转移这一因素将使我国的国民储蓄率到2030年比现在下降约12个百分点。     

城市规模、技能差异与劳动者工资收入

本文基于2007年CHIP数据,从技能差异的角度较为全面地考察了城市规模对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影响。城市总体工资溢价回归结果显示,大城市对劳动力有一定的正向技能选择性,但仍在很大程度上不能解释大城市的工资溢价。在控制相关的城市、个体质量、行业和地区特征,并对名义收入采用部分调整法后,不同技能劳动力均享受了大城市的工资溢价,且该结论在改变指标度量、考虑内生性等情形下仍然稳健。文章进一步考察不同技能劳动力获取大城市工资溢价的途径,发现仅中等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溢价主要来源于大城市更高的物价,而高、低技能劳动力的工资溢价主要来自于劳动力质量的提升和大城市的集聚经济效应,具体表现为大城市通过这两条途径提高了高技能劳动力的正规教育再投资、工作经验回报率和流动投资,以及增加了低技能劳动力的工作经验回报率和流动投资。本文为加快城镇化进程、缩小城市技能工资差距和大力投资人力资本提供了理论支持。     

工业机器人、工作任务与非常规能力溢价——来自制造业“企业—工人”匹配调查的证据

当前,以工业机器人为载体的新技术日益接手以往由人工执行的任务,将改变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和工资分配方式。本文通过理论模型表明,由于工业机器人与不同工作任务具有不同程度的替代弹性,其中,对可编码和重复性的常规任务存在替代性,对高级认知和社会互动的非常规任务具有互补性,工业机器人的引入促使非常规任务相对工资增长,从而非常规/常规任务工资差距扩大。利用制造业"企业—工人"匹配数据的经验证据证明了这一点,工业机器人使非常规任务工资大幅增益,工业机器人所体现的技术进步是任务偏向型(TBTC),而非传统意义的教育技能偏向型(SBTC)。此外发现,在私营、外资企业以及出口贸易企业中,工业机器人对任务工资差距影响尤为明显。工资差距更多来自于非常规能力的价格效应而不是禀赋效应。本文有助于理解当前我国沿海地区如火如荼的"机器换人"现象及所产生的劳动力市场影响,并提供相应的政策启示。     

多哈回合农产品关税谈判对中国的影响评估

目前世界农产品关税保护水平高,结构复杂,存在严重的不平衡性。多哈回合农产品关税谈判对抑制农业保护主义、推动国际农产品贸易自由化、建立公平竞争的国际农产品贸易新秩序具有重要意义。按照现有谈判方案,发达成员关税平均将削减57%￣76%,发展中成员关税平均削减22.6%￣49.4%。关税封顶是消除农产品高关税的有效措施,将使发达成员关税至少削减44%。但敏感产品等减让例外,有可能抵消关税削减的影响,不利于实质性改善世界农产品市场准入条件。农产品关税谈判对中国也将产生深刻影响,多哈回合有可能进一步降低中国农产品关税水平。在攻防战略选择上,中国需作全面的评估,并从谈判全局统筹部署,争取实现中国整体利益的最大化。     

经济、技能和教育：另一个分析框架

经济增长的技能基础：一个被忽视的问题 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国企业的生产方式发生了巨大变化。在这期间，企业以前所未有的比例用高技能劳动力替代低技能劳动力，这并不是由于劳动力市场上高技能劳动力比较容易获得，因为伴随着高技能劳动力雇用份额的增长，其工资也在迅速增加。工资和雇用的这种格局表明，     

贸易自由化与中国劳动收入份额——基于制造业贸易企业数据的实证分析

我国的劳动收入占国民总收入中份额自1995年不断下降,深入而广泛的贸易自由化也发生在这一时期。本文采用中国制造业贸易企业1998~2007年的微观面板数据,研究贸易自由化对企业层面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我们将2002年中国加入WTO后关税的迅速下调视为一次自然实验,用倍差法进行实证回归。实证结果显示,在劳动力成本不断上升的背景下,中国的贸易自由化过程通过降低资本品成本、中间投入品价格和技术引进的成本,显著降低了企业层面的劳动收入份额。企业面临的关税水平下降幅度越大,其劳动收入份额减少越多。在考虑了序列相关性、同趋势假设和非关税贸易壁垒的稳健性检验后,实证结果依然显著。     

企业出口强度与进口中间品贸易自由化:来自中国企业的实证研究

进口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会怎样影响企业内销与出口的决定?本文使用中国制造企业的生产和贸易数据,发现企业面临的中间品关税的下降显著提高了企业的出口强度,即出口占销售的比例。这主要是因为更低的关税使得企业可以使用更多品种的进口中间品,这一方面提高了企业的利润,降低了企业进入出口市场的门槛,另一方面由于生产出口品的部门能够更有效率地使用进口投入品,其进口成本的下降就促进了生产出口品部门的扩张。我们不仅建立了理论模型解释此现象,同时还运用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制造业和海关全样本自2000～2006年的海量微观面板数据进行了大量丰富的实证分析。大量的研究结果支持了我们的结论。本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我国国际贸易实证研究在进口中间品的贸易自由化方面的空白。     

人工智能、技术进步与低技能就业——基于中国制造业企业的实证研究

人工智能重塑中国制造业核心竞争力的同时，也加剧了行业内低技能型劳动力被取代的危机。本文以技术进步影响劳动力技能结构的理论机制为分析框架，聚焦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融合对低技能就业比重的因果效应。基于2011-2017年制造业企业的面板数据，首先将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融合定义为"AI产业化"和"产业AI化"，基于定义、逐家判断人工智能企业名单并定位人工智能的初始时间，再采用双重差分法围绕人工智能对低技能就业比重的因果效应及效应的传导机制展开实证分析。实证结果表明：（1）制造业企业融合人工智能显著降低了低技能的就业比重，即在一定程度上制造业内低技能潜在的就业机会被人工智能所挤出；（2）人工智能对低技能就业比重的负向效应具有动态异质性，即企业融合人工智能的时间越长，低技能就业比重下降的越多；（3）人工智能虽然通过刺激当期资本积累和收入扩张补偿了部分低技能就业比重的减少，但同时降低了低技能劳动力的相对边际产出，促使企业最终减少低技能员工的就业比重。     

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对区域农产品贸易的动态影响分析

本研究根据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中国与东盟全面经济合作框架协议》,运用GTAP模型设定基准线预测和动态情景进行模拟,分析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内农产品关税的削减对贸易区内农产品贸易量、进出口价格和产业结构的长期影响。研究结果表明“,早期收获计划”会促使中国部分农产品的进口价格有一定幅度的下降“;货物贸易协议”的实施将进一步导致关税对在区域内贸易的扭曲作用被逐步消除,促使大部分农产品的进口价格下降。随着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中国对东盟各国进出口的农产品数量有大幅度增加,并且自由贸易区内各国间的农产品进出口显现出一个普遍性的增长,产生较大的贸易创造效应。另一个值得关注之处在于,通过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立,各国的比较优势将发生变化,国内资源分配格局也会随之发生变化,使得区域内各国农业部门的投入要素在按照比较优势进行调整的同时,农业部门的生产资源存在逐渐向非农部门转移的倾向。     

入世与中国货物进口管理措施的调整与完善

加入WTO将促使中国进口管理体制更加自由化。随着关税和非关税的大幅度削减 ,势必造成进口快速增长的压力。然而 ,我国的进口管理并未完全跟上入世后的新形势。今年头两个月 ,我国外贸出现了多年来的首次逆差 ,已经给我们敲响了警钟。面对日益严峻的进口形势 ,在不违背WTO规则的前提下 ,我们可以充分利用WTO不反对的贸易限制措施 ,来加强我国货物的进口管理 ,本文试图在这方面做出一些分析并提出相应的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