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风骚生命主题差异之成因

《国风》与《离骚》的生命主题迥然不同 :前者表现的是珍重现世生命、追求生命享乐的本能而世俗的生命观 ;后者表现的是注重生命意义、追求生命价值的理性而崇高的生命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除了时代和文化因素外 ,《国风》诗人与屈原本身的主体因素是造成这种差异的根本原因     

论元代《文选》学衰落之原因

《文选》学在唐宋时代非常发达,进入元代则迅速衰落,相关的研究几近空白,直至明清时才再度繁荣。造成元代《文选》学衰落的原因有三个方面：蒙元伐宋时所造成的时局动荡对儒生文士的冲击,影响了《文选》学的传播主体;《文选》与科举的词赋科密切相关,而元朝科举的废兴则导致了《文选》学的迅速边缘化;元朝科举考试时科目设置重理学的倾向加速了重词赋的《文选》学的衰落,这是元代《文选》学衰落的主要原因。     

《诗经》弃妇诗中的叙述盲点

正因为古代婚姻是女性唯一的归宿和目标,《诗经》中的爱情大都有明确的婚姻目的性。也正因为婚姻与女人的命运息息相关,《诗经》重章叠韵的唱叹声中才会夹杂着弃妇们伤心欲绝的啜泣。《诗经》弃妇诗叙述了一个共同的事实:女主人公惨遭遗弃;叙述了她们被遗弃的原因:色表。但考察文本会发现,无子才是她们被休弃的真正原因,而这恰恰是《诗经》弃妇诗的叙述盲点。     

当辨《原富》与《国富论》

经济学界在纪念严复翻译亚当·斯密的大著《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1 0 0周年的活动中 ,都不说《原富》而说《国富论》 ,用郭大力和王亚南的译本包括译名与内容取代《原富》来纪念严复 ,实为不当。既要纪念严复翻译斯密大著之功 ,就要尊重历史事实 ,标明《原富》、研究《原富》 ,包括研究严复在书中按语所体现的经济思想     

论《招魂》非屈子之作

<正> 《招魂》的作者和写讫时间,自古及今,共有四种解说:1、宋玉招屈原;2、屈原招楚怀王;3、屈原自招;4、《招魂》原文即是《国殇》(和《礼魂》),今本《招魂》是汉代辞赋家的赝作。本心而论,当以二、三说最为悖理,而第四说则颇能切中肯綮。但蹊跷的是,风靡现今楚辞学界的却是第二说,而不是第四说。个中原因,固与倡言第四说者未脱传统的注疏家篱樊,论证支离零碎,在微观上扭于篇目编次等枝节问题,在宏观     

《史记·日者列传》作者质疑

通过对《史记·日者列传》和《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分析对比,可以看出二传在对贾谊的称渭、对贾谊的评价以及二传的学术思想方面存在着巨大的差异。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在于:《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的作者是司马迁,而《史记·日者列传》的作者是司马谈。     

魏晋玄学与庄学新变

本文以玄学演进的四段历程为主线 ,重点论述了魏晋时期庄学新变及其相关原因 ,认为 :庄子哲学成为玄学演进的直接推动力 ,使得此期哲学思辨得以迅速升进 ;而正始名士勇于追求精神自由及其与现存秩序立异的言行 ,对由重《易》《老》而至重《庄》这一玄学转折 ,实在是发挥了关键作用 ;中朝名士的玄学新义和东晋名士的玄释合流、以佛解庄 ,则为传统庄学注入了新质。     

《毛传》《尔雅》关系考辨

学者对《毛传》与《尔雅》的关系多有论述,或以为《毛传》本《尔雅》而作,或以为《尔雅》本《毛传》而成,或以为《毛传》《尔雅》各有所本。实际,三说皆各有所得,亦各有所失,并没有揭示出《毛传》与《尔雅》之间的复杂关系。《毛传》《尔雅》训释有同有异,固然有材料来源同异的原因,但从二者很高的训释相同率、训释连词句也相同、材料选择的趋同性等方面看,毛公为《传》时参考过《尔雅》。并且二者成书之后都经后人的增益,因而续补《尔雅》者采《毛传》与增益《毛传》者采《尔雅》的情况并存。至于《毛传》《尔雅》训释的歧异,除了材料来源不同外,训释方式不同、传抄致误等也是重要的原因。     

孟子的“五经”系统说

儒家推重六经之教,早在孔子时就已奠定儒家化的六经系统。而孟子奉行的却是"五经"系统,有对《诗》、《书》、《礼》、《乐》、《春秋》的称引与论说,然而独不言《易》。孟子不言《易》的原因在于他将《易》尚且视为卜筮之书,也与孟子并非稷下先生且所持之学与齐、楚之学的风格差异较大有一定关系。     

郭象玄学与魏晋风度

本文认为魏晋玄学的中心文本是《庄子》而不是通常认为的《老子》。从东汉到魏晋,玄学中心文本由《庄子》到《老子》的置换,其原因有二：其一是两汉谶纬神学的崩溃以及经学的被弃;其二是庄学是人生哲学,而老学是政治哲学。在此基础上,本文进一步探讨了郭象如何对庄子的《逍遥游》进行创造性地误读,从而消解了庄子逍遥游的全部神秘主义色彩和庄子逍遥游“外化而内不化”的内在紧张,从而为魏晋士人在精神和社会实践两方面的逍遥放达提供哲学上的依据。     

王勃佚诗及其兄弟关系考

《韵语阳秋》中存有王勃的两首佚诗（或其片段）：《自乡还虢》和《诫劫劝》。王勃共有兄弟十二三位之多,但有姓名可考的只有八位。王勃与诸位兄弟之间极其友爱,但根据这两首佚诗传达出的信息,王勃之弟劫、劝可能真如《韵语阳秋》的作者推测的那样曾经闹过矛盾。为了处理兄弟之间的矛盾,王勃以《倬彼我系》来宣扬家族精神;以《诫劫劝》直言劝告劫、劝;以《送劫赴太学序》号召兄弟们恪守儒家的伦理道德;最后以《自乡还虢》表达了兄弟们之间应该像花萼和花朵一样亲密相依。其增强兄弟关系,处理兄弟矛盾的方式值得我们借鉴。     

新世纪以来杨维桢研究现状与前瞻

杨维桢研究在新世纪10年有了更进一步发展。与20世纪相比,杨维桢的交游研究、文学思想研究、诗文研究、书画及其相关研究数量大增。其中,对杨维桢思想方面的研究取得的成就最高,诗文研究成果最多,但总体而言,重复研究居多,创新之点偏少,尤其铁崖古乐府研究出现困境,对杨维桢创作不足之处的研究偏少。     

杨廷理的西域诗

杨廷理对台湾宜兰的开发作出了历史性的贡献, 但在此之前, 曾因事谪戍伊犁。其进入西域的诗作, 几占全部诗作的半数。本文就其西域诗予以评析, 以见其创作心态、创作得失和在历代西域诗中所占的地位。     

先秦阴阳家邹衍思想初探

邹衍是战国时期阴阳学派的代表之一。纵观思想史或哲学史著作,邹衍及其思想常鲜少提及。从五德终始说、天道论和天地广大说三个方面,对邹衍思想进行探究。邹衍在史墨五行相胜说的基础上,结合思孟学派的五行学说,形成了自己的五德终始说;他的天道论即四时教令思想;天地广大说在一定程度上开阔了人们的视野,打破了人们狭隘的地域观念。     

公羊义与汉代政治实践刍议

公羊学在汉代是显学,由公羊学者对《春秋》经进行阐发所形成的公羊义则是汉代政治实践的直接理论依据之一。公羊家以及儒生或在对策上书中以公羊义立政治原则,或在现实生活中以公羊义解政治难题,而帝王将相引经下诏的政治决策中,更是不乏公羊义的身影。通过儒家学者和帝王官僚的不断运用,公羊义在直接维护封建君主专制的同时,也包含力求使汉王朝的政治运作在实然和应然的张力中尽量朝着＂王道仁政＂轨道发展的一面。     

心理认同与士人结群:南宋庐陵士人的日常交游——以周必大为中心考察

日常交游是士人群体在地方社会中的重要活动。南宋庐陵士人云集,日常交游尤为频繁。在南宋政治、文学、思想和学术等领域表现全面的周必大,乡居庐陵期间与地方士人交游甚密,中年时期与胡铨"郊居从游几十年",晚年与杨万里的交游被誉为"庐陵二大老",他还邀约同甲、士人及门生到"平园"聚会。他们在实现心理认同的基础上"结群"交游,经由日常的走访、赏花、集会及诗文唱和等,构建较为稳定的交游圈,并在地方社会营造和传承颇具特色的文化氛围。     

宋濂与台阁体

宋濂与台阁体的关系是研究明初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重要课题。本文梳理了有关宋濂与台阁体关系的不同观点,全面研究了宋濂的理学思想、文学理论与实践,认为:宋濂的文道一元论,是本于理学思想对文学的基本认识;他由山林而入台阁,执掌文坛,强调明道致用,因此推崇台阁文学;他的创作以宣扬理学思想为主,风格委婉含蓄、典雅平正,为其后台阁体作家的文学创作提供了范本。但宋濂不是台阁体作家,他的深刻思想与宏富创作也不是后世"台阁体"所能涵盖的。     

《周易》感应思想初探

感应思想是《周易》的基本和核心思想,也是理解中国传统哲学形成和特点的重要途径.《周易》中的感应思想有同类相感和阴阳感而为一两个方面,前者本质上是形式逻辑中的类比推理,但比类比推理有更大的主观性和不确定性.后者本质上是对立统一规律,但由此导致片面夸大同一性而否定斗争性,则又是错误的.     

国学大师与《台湾通史》

爱国志士连横发愤著《台湾通史》,讴歌先民开拓台湾,传承台湾历史与台湾文化,维系民族精神于不坠,以笔为剑,反抗日本的殖民统治,做出了难能可贵的贡献.国学大师张继、章太炎、徐炳昶等人阅读《台湾通史》,对连横的史才、史学、史识颇为推崇,撰写文字,大力揄扬《台湾通史》.经过连震东的多方奔走,商务版《台湾通史》面世,使这部史学名著为中国大陆学术界所知晓.     

论宋濂后期的诗文风貌

至正二十年（1360）后,宋濂逐步完成了由隐逸之士向皇帝侍臣的角色转变。这一变化,使他的诗文观念及创作均呈现出了异于以往的风貌。笼统地以＂台阁＂代称宋濂后期的诗文风格是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宋濂虽有一些颇具台阁气息的诗作,但这些作品与稍后出现的台阁体却有本质的区别,它们与渴望归隐的恋乡之作共同构成宋濂后期诗歌的两大题材。颂圣应制之文在宋濂文集中也仅为少数,远非他后期散文的主流,墓志铭、塔铭等类应酬之作才是他后期文章的主流。而宋濂后期的传记文在题材方面多有开拓,在技巧上也取得了很高的成就,与此同时,游记散文同样不乏佳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