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释法律何以可能

解释法律何以可能,即如何能够良善地解释法律.文章尝试从分析“解释法律”和“法律解释”的区别与关联入手来认识“解释法律”的内涵,观察解释法律活动的现时境况,揭开“解释法律”的面相;秉持“法律是一项解释活动”的整体观念来寻找良善地解释法律的方式,以法律理解与法律解释之间何以能够顺畅循环作为观察问题、解决问题的切入点.经由对法律理解和法律解释之间的逻辑关系与现实关系的探讨,发现两者之间存在着时间间距、空间间距和心灵间距,最终通过对这些间距状况和存在原因的分析,在哲学解释学的理论中寻觅跨越这些间距的路径.     

伦理在法律解释中的作用

法律解释是法律适用中的重要环节,解释的结果直接影响到法律规范与法律事实的对接,也影响到当事人乃至社会公众对法律尊严和法官权威的认同。然而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解释者往往会因为种种原因陷入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与主观性、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矛盾之中,导致法律解释结果在适用中出现困境。究其原因,伦理的缺失是重要因素之一。伦理在法律解释过程中,能够影响法律解释主体的价值取向、思维方式、语言表述以及解释方法的选择,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法律解释中的困境。     

超越基础主义的法律解释

诠释学转向对基础主义知识论的颠覆使法律解释的客观性与确定性无法建立在一个稳定的基础上,这就把传统法律解释学对法律解释方法的认识带入了不确定性的困境和排序难题。在诠释学转向的哲学背景下走出这一困境需要对法律解释方法进行价值重估,即在法律论证的理论视野中重估法律解释方法的功用与效能,在具体的宪政文化语境中探索法律解释方法背后所隐藏的本体性政治价值。     

论解释法律的法律行为

所谓解释法律的法律行为,不是指那种同义反复的文字游戏,也不同于通常所说的“法律解释”,而是指解释法律的行为主体,运用解释法律的技术,对现行法律规范、法律文字等的确切含义作出解释和说明的活动。法律解释可以有广义和狭义两种理解,从广义上说,法律解释既包括有专门权限的行为主体的解释(即有权解释),也包括其他行为主体的解释(印无权解释);从狭义上说,法律解释仅指有权解释。解释法律的法律行为是由有专门权限的国家机关实施的能够产生法律效力的行为。本文是从狭义上来理解这个概念的。     

论司法裁判中法律解释的限度

司法权的本质是一种解释法律的权力,司法裁判过程中的法律解释是一种服从法律的解释,这一服从主要体现为在法律解释过程中必须充分尊重法律文本含义的确定性和客观性,法律解释中对法律意义的考量必须以法律文本含义的客观性为前提。法治要求司法裁判中的法律解释必须有一定的限度,反对对法律的恣意解释与过度解释,这主要表现为在司法裁判中要捍卫司法克制主义的法律解释立场。     

论法律解释的正当性

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合法性、合理性已经受到人们的普遍重视,法律解释的正当性却尚未引起人们的关注.法律解释的正当性是指法律解释所应该具有的、被包括案件中的当事人在内的所有民众内心所信服和行动上所接受的一种属性.法律解释正当性的实现必须完成解释主体、解释方法、解释程序的转变.法律解释正当性的价值在于其评价标准更科学,更有利于其稳定性的实现与和谐司法的建构.     

法律解释的创造性

法律解释活动具有明显的创造性。法律渊源与法律事实是法律解释创造性的基础;法官通过对法律与事实进行解释,创造出针对个案的裁判规范,是法律解释创造性的结果,它是法官判决中说明理由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但法律解释的创造性不是随心所欲的,其受到一定的限制。法律渊源是法律解释创造性的一个明显的限制,无论是正式法律渊源还是非正式法律渊源都在约束着法官的创造活动;法律职业共同体是法律解释创造性的另一个限制,因为法官必须对自己的判决理由进行说明,这种说服法律职业共同体的论证过程决定了法官的创造活动要受到法律职业共同体的限制。     

论法律解释元规则

法律解释方法的排序一直是一个令人困惑的问题。法律解释方法的排序问题无法从方法自身得到解决,方法间的冲突必须靠原则来解决,是原则统驭方法;法律解释的元规则是良法原则,而法律解释的元规则系统则是一系列符合良法原则的法律原则而构成。当然,在具体案件中,尤其在疑难复杂案件中,法官之间对具体法律规范的适用可能存在不同的理解,但这种不同适用而形成的差异实际上就是法官对法律原则作出不同解释之间的冲突。要正确解决这些冲突和找出法律原则在特定案件中的出场顺序就成为公正公平解决案件的关键。     

法律解释的互动

法律解释涉及法官、法律职业共同体和当事人三者之间的关系.法律解释实际上就是法官解释,法官在法律解释中解释法律和事实,并构建裁判规范.法官的解释具有超脱性.法律职业共同体参与法律解释,这种参与具有偏向性.当事人也参与法律解释,这种参与具有自主性和任意性.在法律解释中,法律职业共同体和当事人制约着法官的解释,他们通过法律论证实现法律解释的良性互动.     

法律解释的语言学向度

法律解释的过程本质上是语言运用以及语言交流的过程,语言彰显了法律的沟通之维.因此,有必要在语言哲学的层面上定位法律解释问题.法律解释的语言学向度在语义学上体现为辞事相称的语言指涉型解释,语言体现为法律语词和法律事实之间一一对应的指涉关系;法律解释的语用学向度则体现为语言在本体论上对解释者存在意义的彰显,体现出法律语言在法律理解过程中价值的彰显和意义的阐发.在语用学上定位法律解释,法律解释不仅仅是表层的方法学,而是体现解释者话语权的深层政治学.     

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的交织

合同解释的过程本身会涉及法律的规定,合同解释完成后进入法律适用阶段,而法律适用仍然与法律解释相连。由此决定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相互交织。其实,合同解释的过程往往伴随着法律解释,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时常交织。合同漏洞的补充需要依据我国《合同法》第61条和第62条等规定,判断解除权行使所附条件有效与否牵涉到我国《合同法》第45条、第96条等规定,解释约定解除的条件离不开我国《合同法》第93条第2款、第94条第1项等规定。所有这些,都存在着合同解释与法律解释的交织。     

法律价值概念的解释

法律价值概念的解释谢鹏程对法律价值问题的研究已经引起了我国大陆法学界的重视，马克思主义法律价值论正在建设之中，有关或涉及法律价值问题的著作、教材和论文纷纷面世，形势可喜，但有待进一步研究的问题也不少。在这里，笔者仅就法律价值概念问题谈谈自己的认识。一...     

法律解释的目标

法律解释要探求的法律意旨是什么,主观说认为应当是立法者的看法与价值观,客观说认为应当是内在于法律文本的理性目的,其相同之处在于都相信有一个确定的法律意旨。这种确定性的主张遭到了语言哲学与哲学诠释学的非确定性的挑战,然而只有法律解释的确定性才符合法治的实践与要求,德沃金的法律"整体性"观点是实现法律解释的惟一正解。     

关于行政解释的几个问题

行政解释是法定的国家行政主体按照法定的权限和程序对法律规范作出的阐释和说明,在其职权范围内具有法律约束力,是正式法律解释的方式之一.行政机关对法律、法规等的解释既可是行政立法,也可是行政解释.行政解释是必要的,但过于强势的解释会打破权力均衡.     

法律解释中常用的逻辑方法

法律解释,是对“法律规范的含义以及所使用的概念、术语、定义等所作的说明。”法律解释,按其解释的主体不同,分为法定解释和学理解释,前者又称有权解释,后者又称无权解释。无论是法定解释还是学理解释都     

关于中国法律解释体制的思考

把法律解释单列为一种权力，并在不同的国家机关之间对这种权力进行分配，构成了中国的法律解释体制。本文以１９８１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法律解释的决议为线索，从规范、事实和观念三个层面，对这一体制进行了描述和分析，并据此将其基本特点概括为三，即部门领域内的集中垄断、部门领域间的分工负责和立法部门（全国人大常委会）主导。文章基于这一体制在实际运行中出现的问题，探讨了其自身设计的合理性。作者指出，１９８１年解释决议构建了解释体制的基本框架，但它在解释权的主体、内容和对象等方面存在着与宪法和基本法律有关规定的协调问题。接着，作者对确立立法解释的认识依据进行了反思，并从形成健全完善的司法功能出发，对法律解释权的分割和垄断提出了质疑     

法律推理与法律解释的关系再审视

法律解释与法律推理作为两种相对独立的法律方法,存在不可分割的交融关系,它们对法治建设有着不同的意义。法律解释的功能是要充分展示法律文本的各种可能意义,而法律推理则强调结论的必然得出。由于二者都强调根据法律进行解释或推理,因而拥有大体相似的思维走向。但作为法律方法论体系的不同组成,二者在地位、作用、关联等方面都存在许多细微的差别,必须加以区分。     

由法律解释理论考察我国的法律解释体制

在一个迅速变化的社会,法律解释体制必须能够适当容纳法律解释的创造新规则的功能。由于我国传统法律解释体制存在着严重的不足,不能容纳这种创造新规则功能,因此需要改革。     

法学方法论视野下的法律解释的客观性

对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内涵的把握,与对法学性质的理解具有密切的关系,对此做出不同的回答,直接决定于对于回答这个问题的基本立场。要实现法律解释的客观性,必须要做好以下三个方面的基础性工作：实现法学与司法的交流和对话;以维护现存法秩序为基本立场,通过循序渐进解释方法来证明法律解释的合理性;注重法律解释中的裁判理由,对法律解释进行可批判性的探讨。     

法律解释的缺环

法律解释以法律文本开始，以识别裁判所必须的法律为结束点。法律解释并非语言含义之演练，也非为一种纯粹的经验性决策方法，毋宁受到法则之规范。解释过程的中间环节需要予以澄清和揭示。无论是以语言含义为目的的法律解释标准图景，还是聚焦司法裁判过程的现实主义者，都忽视了解释法则的存在。解释法则为法律解释活动的规范性提供了保证，也为疑难案件的裁判决策允诺了不同的法律解释选择技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