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卫兵领袖蒯大富谈往事

蒯大富,1967届清华大学化学系学生。在“文革”中,蒯大富是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五大领袖之一,领导、参与了“文革”初期的一系列造反活动,“文革”后被判有期徒刑17年,先后被关押在北京和青海,出来后辗转到深圳经商。一波三折的变故,促使他由一个“红卫兵领袖”向普通人序列回归。从今天的视角看,这样一个经历了“政治过山车”的人,他的身上有摆脱不了的时代印记,他的回归之路则浓缩了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和现实。     

“中国的拜伦”梁宗岱

梁宗岱曾被吴宓称为“中国的拜伦”，他自己却说：“我只有坏脾气这一点像他。”老人从小就脾气火爆。最爱打抱不平。一生打架的次数颇多，在欧洲留学时，一次在一个华人餐馆吃饭，一个德国人骂中国人是懦夫。老人一听便按捺不住，冲上去便打。“文革”时被红卫兵殴打，一次他怒火上来。飞起一脚将一个红卫兵踢出一丈多远。     

义举

1967年7月下旬，夏日炎炎，“文革”运动也如火如荼。 一天，我和弟弟在旗人委的大礼堂前玩耍，忽然，一个伙伴慌慌张张地跑来，说：“快回去看看吧，红卫兵到咱们院里抄家来了。”     

红卫兵:一项社会结构分析

一、红卫兵运动的社会性:社会评价无疑,“文化大革命”首先应该被看成是一场超级的社会运动,因为它席卷了中国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导致了人们思想、心理、行为方式,乃至风俗习惯的遽变。在这场运动中,处在不同社会地位上的各阶层的人们都站在自己的立场上,以自己所独有的方式重新认识自身的利益,重新认识社会现实,并各得其所或各有所失。作为一个社会群体,青年在“文革”中的主要活动、思想历程以及这一代人的所得所失,十分集中地在红卫兵运动中,在那些红卫兵运动参加者的当时的和日后的经历中体现出来。     

党内民主允许公开

党内民主允许公开“十年浩劫”是从“三家村”开刀的,被诬陷为“三家村”“黑掌柜”的邓拓又是首当其冲,因此,对“文革”史稍感兴趣的人不能不关注邓拓。新中国成立后,邓拓作为社长、总编辑主持《人民日报》十年之久,这期间,他以清醒务实的政治头脑,独立思考的良好习惯,对领袖的指示不那么一味盲从,因此,在极不正常的政治风云中,他处处不得欢心,处处使人觉得碍手碍脚,先是被领袖批评为“不是政治家办报”,继而斥贵为“书生办报”,及至干     

向前走，紧紧牵牢她的手

我喜欢上了房东家的“三妮” 我是在”文革”前上的大学,从北京一所美术院校毕业后,我没有到分配的单位报到,而是回到我当年写生的地方埋头创作。     

石鲁不该被埋没的两幅艺术佳作

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蕴含文化养生韵味的上乘国画,能够在“文革”后幸存,已是不易;诞生在“文革”中的艺术佳作能被存留到今天,应该在“不易”之后,加个“更加侥幸”几字。     

最性感的历史私处

“文革”,是中国现代史的最神秘之处。尽管有众多的论述、梳理、评价、现身说法,但它还是隐在云雾中,偶尔露峥嵘。“文革”或许是每个中国人的痛,即便他是80后或90后。“文革”是那么神秘,虽然它离现在才三十几年,但已经被纳入东方神秘主义体系当中了。     

“迁怒”与网络暴民及其他

国内“网络红卫兵”在私人领域中的集体语言暴力和道德迷失,是他们对公共领域的话语空间失去信心和耐心后的一种发泄,在一种暂时的、局部的“胜利”狂欢中获得快感,同时也自我麻醉。     

又见聂元梓

世事难料,最近大陆之行,竟然在北京见到暌违了42载的聂元梓!一个寒冷的夜晚,先在一家川菜馆,后又转移到她的寓所,我们四个当年的红卫兵,倾听她诉说了人生的沧桑和感慨。     

“文革”研究的四个层面与两个向度

长期以来,学术界有一公议：“‘文革’在中国,‘文革学’在国外。”这大致是针对国际上的“文革”研究发端于1966年,且在论著、课程和资料库等方面均有建设和积累来说的。然而,我认为国外“文革”研究的总体水平不高,尤其从起始时政治战略研究的角度向当今史学研究的方向转型,并由此在学术价值层面获得展开和确立,尚缺乏根本性的支撑。这里,除了大量深部和细部的“文革”史料尚未开掘,外国学者对“文革”的许多关系和问题难以树立“中国式的体悟”,是关键的因素。     

“南陈北李”缘何缺席中共“一大”

“南陈”，就是陈独秀；“北李”，即为李大钊。陈独秀和李大钊早年投身于反帝反封建运动，1915年后领导新文化运动，两人均是“五四”爱国运动的重要领袖。1920年初，为躲避反动军阀政府的迫害，陈独秀从北京秘密转移到上海。李大钊不顾个人安危，护送他出京，两人在途中共商建党大计，留下了“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佳话。     

“文革”中遗失的日记

痛失日记我在这里记述的,是一段真实的往事。这个遗失的日记的故事,同一个名叫过大江的年轻人有关。那一年年初,由于"文革"中一场突然的变故,我丢失了心爱的日记本。那两个日记本,其实是被人强行抢走的。日记中记录了我刚刚萌发的一场初恋隐秘的心迹。而我那个初恋的对象,另一所中学的"老高三"学生——那所学校的一派红卫兵头头,此时已被另一派"打倒"。那另一派的红卫兵涌入我家翻箱倒柜,发现了     

红卫兵运动的源流

谜似的红卫兵真假“孙悟空”理想主义的反叛历史的正、反、合不是英雄,不是恶魔“红卫兵”这三个字,一度对一些人说,是骄傲,是责任感的象征,与此同时,它又是另一些人恐惧的源泉.一度,它是仰慕欢呼的对象,前几何时,它却成了魔鬼的代名.     

令人瞩目的中国第五代和第六代

(一)1949年建国至今,共和国已经走过了近半个世纪的历程。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人们,随着繁衍生息和代代交替的规律,已经产生了非常明显的六代人的序列。第一代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这代人从旧中国走来,亲身感受到了民族的屈辱和奋争,深刻体味到了1949年的“解放”在政治上的意义。第二代人:基本上是建国17年来成长起来的一代人,他们是共和国自己培养出来的第一代建设者。他们制造并发射了第一颗原子弹和人造卫星,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第二代人和第一代人共同成为17年辉煌成就的建设大军与见证人。第三代人:文革中的“红卫兵”、“老…     

宛萍：“大众情人”濮存昕最爱的是我

四个兜的营级干部嫁给了小战士 濮存昕祖籍南京,长于北京,当过红卫兵,到黑龙江服过兵役。退伍回京后,他又走进北大荒那片“神奇的土地”,在那块黑色的土地上生根发芽,抽穗扬花,和著名作家梁晓声等中青年文艺工作者一样,被人们誉为泥泞中长出的红高粱。24岁那年,濮存昕考上了空政话剧团,当上了文艺兵,每月拿6块钱津贴。他在空政呆了9年,几乎没有正式演过什么戏,角色最多的就是群众演员,演匪兵甲、乙,演游击队员,最初他的台词常常只有两个字“报告”,有时候干脆就没有。     

政策顾问

政策顾问组：我们是退休“文革”伤残人员,在“文革”期间身心受到亚重摧残,现都年事已高,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生活难以自理。     

春苗出土迎朝阳——难忘北京车辆段岁月（三）

“春苗出土迎朝阳”是“文革”电影《春苗》主题歌歌名。尽管《春苗》像其他“文革”电影一样,渗透着适应某种政治需要和“高大全”痕迹,但由于创作者深人生活,贴近群众,艺术地再现了“文革”中的“赤脚医生”,所以电影一公演,李秀明扮演的赤脚医生春苗就受到广大观众喜爱。     

四十年前的郊游

1968年的春天,北京的是学生们已经逐渐淡出“文革”政治的狂热,在那种既无学校束缚和学业压力,又对前途茫然和百无聊赖的环境与心态下,阅读小说和野外郊游成为当时生活的两个重要内容。     

习仲勋之子习远平:我的父亲习仲勋

<正>习远平,习仲勋同志之子。1956年11月生于北京,少年就读于北京八一小学,"文革"开始后随母亲下放到河南西华黄泛区农场"五七干校",中学在那里度过。16岁回到北京,在北京服务机械厂当过工人,年年被厂里评为先进生产者。1977年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洛阳外语学院,毕业后曾在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