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的文化透视

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中国近代史进行研究已经为人们所熟悉.然而,用文化研究的观点着力于分析近现代历史上的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文献,在我国着实是做得很不够的.因此,本文试图对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共和国的宪法性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进行一次文化意义上的剖析.一、《临时约法》的内容和精神1912年3月11日,也就是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孙中山以民国第一届临时大总统的身份向全国公布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第一部宪法性文件——《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约法》共7章56条,初步奠定了中华民国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基础,孙中山也正是这样来理解和寄希望于它的:"故临时约法者,南北统一之条件,而民国所由构成也."《约法》总纲共4条,明确规定:"中华民国由中华人民组织之"(第1条)."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第2条)."中华民国领土,为二十二行省,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的比较研究

《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以下简称《临时约法》)是辛亥革命最重要的成果之一.《临时约法》是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为主要蓝本,同时根据当时孙中山让位于袁世凯的特殊需要加以改造而成.《临时约法》之所以选择以法兰西《第三共和国宪法》为主要蓝本,基于以下两点原因:一是出于“以法制袁”的考虑;二是受法国宪政史的启示.     

李大钊与孙中山的护法斗争

李大钊与孙中山所领导的护法斗争究竟有何关系?这个问题是中国近代史研究中至今人们尚未提到的问题.历史事实说明,李大钊对孙中山的护法斗争,曾给予积极的配合和支持. 孙中山所领导的护法斗争,是指袁世凯死后特别是张勋复辟以后,孙中山领导革命民主力量对袁世凯的继承者军阀势力所进行的斗争.这场斗争,从1917年7月孙中山正式以“护法”为号召算起,到1923年年底国民党“一大”之前结束,历时达六年多.所谓护法,就是维护中华民国的《临时约法》.这个《临时约法》,充分地吸取了其他先进国家实行民主政     

《鄂州临时约法》新论

在中国近代史、法制史、宪政史研究中 ,人们多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阐幽发微 ,论析详明。而对比其早近四个月的《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以下简称《鄂州约法》或《约法》)则鲜有论及。即有论者 ,也是一笔带过 ,人们常常以“带有宪法性质的重要的文件”、“不过是一纸空文”作为通行的历史评断。言下之意 ,其算不得真正意义的宪法 ,因而也无足深述。详读《鄂州约法》 ,揆诸史实 ,笔者认为此说过于轻谩。故不揣浅陋 ,略加探讨 ,权充引玉之砖。一“宪法者 ,一国之根本法 ,又人民权利之保障也。”① 以此为标准 ,《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堪…     

“得风气之先”与“开风气之先” ——郑观应早期思想演变与上海

郑观应(1842—1922年)作为人们所熟知的改良主义先驱之一,他的一系列时论经由后人的反复考论,几乎已经成为一种历史常识. 郑观应撰写于19世纪60年代左右的《救时揭要》和成书于1880年的《易言》36篇本是夏东元先生《郑观应传》第二章《初期的维新思想》中的主要论析对象.在这里.夏先生将郑观应初期维新思想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发展过程 ,勾勒出一条非常消晰的线索.而拙文《论郑观应早期思想的演变》,则仍以《救时揭要》与《易言》作为考察郑观应早则思想的主要资料,展示他贯穿其中的视野、语言、心态、观念方面的变化轨迹.然而,自《救时揭要》到《易言》,郑观应对时局、对世界认识的惊人变化竟然从他的笔底流向当代,流向人们心中.这种流动的特殊节奏极易使人联想到郑观应当时的生活环境——他居住的城市上海,在近代史上曾经有过的快节奏变迁.正是这个城市不同寻常的文化氛围,使郑观应逐渐形成了一种独特的精神气质,而这种精神气质的散发又使走向现代之路的当代人怦然心动.     

武昌起义后的宋教仁

武昌首义后,为了取得革命的彻底胜利,扩大首义后的革命影响,宋教仁先后在上海、武汉、南京等地亲自参加和领导了武昌起义后的革命工作,先后参加并主持制定了《中华民国鄂州临时约法》、《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实现资产阶级法制的开创者和具体实行者。     

郑观应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建言

郑观应在 1 9世纪 70 - 90年代首倡君主立宪制是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建言。他的这一思想在其三部著作《救时揭要》、《易言》和《盛世危言》中得到充分的体现 ,其中《盛世危言》更是其思想发展的顶峰。对中国政治现代化的建言在郑观应整个思想中占有重要地位 ,且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     

你方唱罢我登场:民国初年法统问题述论

民国初年,《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实际上是民国的法统,是否遵从《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及其规定的体制也就是继承法统还是废弃法统的问题。法统问题反映出二十世纪初年西方宪政理论的中国化出现的问题和民国初年中国宪政环境的缺乏。     

论国共两党关于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法统的争议

在1946年《中华民国宪法》法统问题上,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具体表现为:一、关于新宪法法统的来源问题,国民党主张1931年《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法统的连续性和有效性,而共产党否认《中华民国训政时期约法》法统的合法性;二、关于政协会议的定位和协议的效力问题,国民党设法减低政协会议决议效力,而共产党视政治协商会议为中国各主要政治力量的代表会议,政治协商会议决议须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民主同盟、青年党、无党派社会贤达五方共同遵守,有一种类似临时性宪法文件的约束效力;三、政府改组案的实施问题关系到制宪的主导权问题,国民党力行一党主导,共产党主张多党协商;四、宪草的核心内容方面,国民党主张五权宪法,共产党联合民主党派以英美式宪法相抗衡。到了国民党大陆溃败的时候,《中华民国宪法》伪法统、伪宪的标签在大陆地区已经确定。     

是内阁制还是总统制

长期以来 ,学术界对《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所确立的政体认为是责任内阁制。从其条文入手 ,通过与实行典型总统制政体的美国及责任内阁制政体的英国的比较 ,可以确认《临时约法》所确立的政体实际上是兼有总统制和内阁制因素的混合政体。